曾創造500年文明的古滇王國，其后裔今在何方？

原題《尋找失落的古滇人》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許萬虎

　　兩千多年前，云南滇池沿岸，古滇王國神秘誕生，又離奇消失。

　　面對這樁史料奇缺的歷史懸案，半個多世紀來，研究人員依托考古證據，編織時空經緯，已漸漸拼湊出這座青銅古國的謎樣容顏。

　　可當年王國覆滅后，一同消失的滇人去哪了？他們的后裔如今又在何方？為探尋滇人去向，研究人員沿著古滇文明可能的傳播路徑，一路向南，展開了一場艱辛的尋找滇人蹤跡之旅。

▲ 古滇國墓葬群集中的石寨山

　　《史記·西南夷列傳》最早記錄了滇人的存在——在夜郎國西部，滇是被稱為“靡莫”的十多個部落中最大的一個；居住在這里的滇人，頭戴魋結，事農耕，有固定聚居城池。

　　然而，直到上世紀50年代，考古人員才在云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出土文物中發現了司馬遷筆下古滇王國存在的證物——“滇王之印”。

▲ “滇王之印”金印 / 西漢（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高1.8厘米，邊長2.3厘米 / 1955-1960年云南晉寧石寨山出土 

　　這里出土的大批青銅器，凝固了滇人生活的往昔：房屋長脊短檐，人居其上，牛羊居其下；王宮祭臺詭譎神秘——女巫口誦咒語，男巫提膝弄舞，獵頭柱上獻祭的奴隸面目猙獰。

　　大量的青銅扣飾不僅是精美的工藝品，也展示了古滇國社會歷史的面貌，透露出古滇國農耕文明與草原狩獵文化共存的印記——一面是牧野炊煙，一面是馭馬狩獵；一面是牛羊信步，一面是虎狼搏殺。

　　有別于中原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大多有銘文，目前石寨山出土的青銅器上沒有任何銘文，但我們仍可以通過青銅器上生動的造型和畫面，了解當時的社會歷史情況。在繁復的“青銅史書”上，出鏡率極高的干欄式民居和銅鼓，為滇人起源貢獻了最初的假設：滇人畔水而居，視銅鼓為圣物，充滿越人文化的印記。

▲ 展現滇人生活風貌的石寨山型銅鼓（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圖）

　　一時間，古滇人以“越人為主體、伴居土著濮人”的說法占據主流。

　　但隨著云南江川李家山滇國墓葬群執傘傭、三騎士銅鼓以及石寨山疊鼓貯貝器的陸續出土，古滇國探源再次蒙上疑霧。

　　卑微的執傘傭怎會屈膝跪于神圣銅鼓之上？馭馬揚鞭的氐羌騎士又從何而來，見慣了貝殼的“越人”何以將其視作珍奇？面對這些與越人生活極其違和的圖景，考古學家猜測——戰國末年，甘、青一帶的游牧民族氐羌人不忍秦國侵擾，沿金沙江一路向南遷徙。征服滇國的草原騎士，不識銅鼓為圣物，卻視海貝為珍奇。

　　關于滇人與氐羌人融合的歷史，史書并無清晰的記錄。而楚人與古滇文明的瓜葛，卻能在《史記》中尋到蛛絲馬跡——公元前3世紀，秦發兵攻楚。楚國應秦之策久議不下，楚將莊蹻請纓西去借兵，一路行至滇國。后來，請兵失敗，加之返楚之路為秦所斷，無奈之下，莊蹻終“變服從其俗”，成就一代滇王。

　　“莊蹻王滇”之后，歷史“斷片了”一個多世紀，直至《史記》再次提及這座神秘王國——漢武帝遣漢使經聯通巴蜀與身毒（今印度）的“蜀身毒道”結盟西域，意欲沖破匈奴圍困。

　　最終，結盟之事未果，富庶的滇國卻徹底告別了偏安一隅的寧靜：漢王朝在滇國“立益州郡，賜滇王印”，令滇王“復長其民”。此后不久，滇國卻戛然消失于歷史塵埃中。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楊帆說，滇王受印后，滇國所屬西南地區部族曾與漢王朝持續沖突，但滇國消失是否與沖突有關，目前缺乏確切考古證據支持。

　　更多學者推測，郡縣制在滇國推行之后，大批漢地移民涌入，與滇人競爭良田和水源，直至矛盾激化，終釀滅國之難。最終，滇人被迫南遷，漸漸消失、融合在南方少數民族之中。

　　一個曾經創造了五百年輝煌文明的古代族群，何以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們的后裔如今身在何方？

　　多年來，云南跨境民族研究學者石安達從未停止對滇人消失之謎的探尋。他走遍云南山山寨寨，并在滇池南岸、紅河上游一帶的“花腰傣”聚居區，看到了古滇青銅器上女巫形象的“現實版”。

　　“女巫崇拜是滇人重要的信仰，而花腰傣是云南最為典型的具有女巫信仰的民族，時至今日，族人婚喪嫁娶都要向女巫卜問。”石安達認為這一族群或許與滇人存在某種聯系。

　　與此同時，滇國青銅器上描繪的盛大獵頭儀式場景，也似乎預示著滇人去向的另外一種可能。

　　“云南只有一個民族曾有獵頭習俗，那就是佤族。”石安達曾在云南省臨滄市翁丁佤寨發現，當地部族直至上世紀50年代仍以敵對方頭顱獻祭村舍神靈，祈求谷物豐收。

　　但經研究比對，石安達最終否認了這一猜想：獵頭在昔日佤族社會屬偷襲砍頭行為，與古滇盛大祭祀儀式并不相同。此外，一個更為明顯的區別很快將佤族與滇人的聯系區分開來——雖然翁丁佤寨是云南干欄式建筑保留最完整的區域，但這里的建筑風格與古滇青銅器上長脊短檐馬鞍形建筑在形制上大相徑庭。

▲ 滇國墓葬出土青銅貯貝器上可見滇人生活場景和長脊短檐的干欄式建筑

　　“滇人畔水而居，佤族卻幾乎世代居住在山里，二者生活似乎并不能融合在一種社會形態里。”石安達說。

　　當年石寨山出土的青銅器中，有一件雕畫清晰的銅鼓殘片。殘片之上，古滇人鼓樂泛舟的閑逸時光得以留存：人們在祭祀船上站成一列，口吹葫蘆絲，搖曳身姿，曼曼起舞。

　　依此線索，有學者曾將云南境內保留賽龍舟習俗的西雙版納傣族視為古滇人后裔的“備選”。

　　也有學者直言，雖然傣族古老的龍舟競賽習俗也與祭祀有關，但賽龍舟的傳統廣泛存在于中國南方地區，不能簡單地將其作為古滇人后裔認定的有力證據。

　　其實，在當今云南現存的眾多少數民族之中，多少都能找到一些與滇人相似的文化現象——如今云南哈尼族巫師的舞步，與古滇國青銅器上展現的祭祀舞蹈驚人相似；而一些傣族分支，至今仍然盛行著與古滇國祭祀如出一轍的雞卜巫術……

　　許多學者相信，他們一直苦苦追尋的古滇后人，很大一部分可能早已消失、融合在云南各個少數民族之中。

　　云南自古以來就是我國民族遷徙的大通道。一些跨境民族學者和考古人員認為，當年南遷的滇人，也許并未止步于云南境內，他們很可能朝著更加遙遠的南方行進。

　　從滇人故地南下，沿紅河進入越南北部。一個叫東山的小村莊，被許多人認為與古滇文化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

　　這里曾孕育了享譽世界的“東山文化”。越南東南亞史前考古研究中心專家阮文越曾說，東山文化和古滇文化非常相近，兩種文化可能同屬一種。

　　從上世紀20年代以來，越南北部至中越邊境一線的一百多個考古點中，共出土各類青銅器1500多件，銅鼓數十面。

　　云南大學考古研究中心教授李昆聲說，東山文化出土的銅鼓與古滇文化中出現的銅鼓形態近似，青銅器上隨處可見耕作和收獲場景，顯現出兩地族群均擁有成熟的稻作和農耕技術。

　　同時，從越南出土銅劍的人形劍柄紋飾來看，東山文化居民與古滇人一樣，辮發后垂，男女佩戴大耳環和手鐲。

　　不僅如此，學者們在云南境內久覓不得的馬鞍形干欄式建筑，也赫然出現在越南出土的青銅器上。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專家楊勇推測，漢武帝在西南征服滇之后，當地可能有一部分人不愿意接受漢朝的統治，于是向外遷徙，最終到達中南半島地區。

　　多年的考古發現表明，除了在越南，在東南亞其他地區也曾出土過與古滇、東山文化相似的銅鼓。十多年前，德國考古人員就曾在柬埔寨波蘿勉省找到類似石寨山型的銅鼓。難道當年滇人離開東山之后，又南遷到了柬埔寨？

　　在柬埔寨發現的銅鼓中，專家發現了一個奇怪現象：在每一個銅鼓里，都放置一枚下葬者頭骨。這是一種特殊的喪葬習俗——套頭葬。楊勇說，此類喪葬習俗在滇人聚居的滇池沿岸并未出現過。國內只有夜郎國遺存、貴州赫章可樂遺址曾發現同類奇特葬俗。

　　《史記》曾清晰記載了夜郎國被漢朝軍隊所滅的過程。專家因此推測，迫于漢帝國強大的武力，夜郎國部分民眾可能也曾經大規模南遷，一直到達中南半島南部。

　　專家坦言，倘若夜郎南遷的考古證據被進一步確認，無疑將為同時期滇人南遷的猜想，提供更多考古學方面的佐證。

▲ 一件出土青銅貯貝器上可見滇人貿易場景

　　建筑形制，在一個民族文明演進過程中具有相對穩定性。接受采訪的專家指出，某種意義上講，尋找一脈相承的建筑遺跡，對判定滇人后裔去向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可是目前，長脊短檐的古滇國建筑遺跡在國內難覓其蹤，在中南半島各國田野考察中，也未能找到相應的實物例證。直到學者們跨越中南半島，沿著青銅文明傳播的路徑和滇人可能的足跡南下，走進印尼蘇門答臘島巴達克人的故鄉。

　　云南大學歷史系教授何平說，這里不僅保存著幾乎與古滇國建筑一樣的房舍，而且生活著一個疑似滇人后裔的族群，他們至今仍居住在相對封閉的海島上。

　　當地人認為，房舍建造成船的形狀，是為了紀念當年祖先行船跋涉的艱辛。

　　而且一直到19世紀初，巴達克人還保留著與古滇國類似的獵頭習俗；而滇人青銅器上記錄的舞蹈瞬間，也在巴達克人舞蹈語匯中頻頻出現。

　　種種基于文化相似性的猜想，無一不指向巴達克人與滇人的“親密關系”。

　　為此，生物學家試圖將現代巴達克人與古代滇人的DNA進行比對，從遺傳學角度，判定他們的真實關系。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人類學系教授李輝說，通過分析，認定今天的巴達克人與古代百越民族的DNA非常接近。

　　李輝的發現，與大多數學者將古代滇人主體民族視作百越的認知不謀而合。但直接針對滇人與巴達克人的DNA對比卻遲遲未能實現。

　　十多年來，生物學家盡力搜羅已有的古滇人遺骨，卻因骸骨酸蝕嚴重，未能提取出有關滇人DNA的有效信息。因此，巴達克人是否是滇人后裔，目前尚無結論。

　　如今，針對滇人消失謎團的求索仍在繼續，雖然研究方法各異，但學者們卻始終沒有停止對古滇文明的認知腳步。

　　尋找，是為了對抗遺忘，更是為了完善文明的圖譜，點亮歷史的暗區。探索之路上，古滇人也許從未離開。LW

刊于《瞭望》2018年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