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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樂天者：以天命為樂的人，即樂行天道的人。
［5］畏天者：敬畏天命的人。 ［6］《詩》：這里特指《詩經·周頌·我將》篇。 ［7］好勇：意為喜歡逞強，愛動武。 ［8］《詩》：這里特指《詩經·大雅·皇矣》篇。 ［9］赫：赫然，發(fā)怒的樣子。 ［10］爰：于是。 ［11］旅：指軍隊。 ［12］莒：即莒國，春秋時的一個諸侯國，后被楚國所滅。 ［13］祜：福祉。 ［14］對：答謝。在這里指答謝天下仰望之情。 ［15］《書》：指《尚書》。 ［16］衡行：即橫行。這里指的是商紂的橫行。 【譯文】 齊宣王問孟子道：“在與鄰國的交往方面，先生有什么特別好的方法嗎？” 孟子回答道：“有的。只有有仁德的國君才能做到用大國的風范去侍奉小國，因此，過去的商湯能侍奉葛，周文王能侍奉昆夷；只有有智慧的國君才能做到用小國的姿態(tài)去侍奉大國，因此，過去的周太王能侍奉獯鬻，越王勾踐能侍奉吳王夫差。用大國的風范侍奉小國的人，是以天命為樂的人；以小國的姿態(tài)侍奉大國的人，是敬畏天命的人。以天命為樂的人能夠安定天下，敬畏天命的人能安定自己的國家。《詩經》上說：‘能夠畏懼上天的威嚴，才能得到國家的安定。’” 齊宣王聽了，說道：“先生的這番道理真是博大精深啊。只是，我有個毛病，就是‘好勇’，喜歡逞強。” 于是，孟子說道：“既然如此，就希望大王不要只是喜好小勇。舉個例子，有些人總是握著劍柄，瞪著眼睛喝斥別人道：‘誰敢跟我決斗？’其實，這只不過是匹夫之勇，這樣的勇力只能對付一個人罷了。大王不要喜好這樣的匹夫之勇，而是要喜好大丈夫之勇。 “《詩經》上說：‘周文王在聽說密須國出兵欺凌阮國的消息后，不禁勃然震怒，于是整頓兵馬，截住了密須軍的去路，以此來顯示周王朝的威福，答謝世人的期望。’這就是周文王的勇武。周文王一發(fā)怒，就憑借他的勇武使百姓得到了安定。 “《尚書》上說：‘蒼天降生了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又給他們降生了國君和師長。之所以降生國君和師長，是為了協(xié)助蒼天來教導和愛護百姓。因此，全天下所有有罪和無罪的人，都由我處罰和安撫。普天之下，哪里有敢超越本分而胡作非為的人呢？’所以，只要有一人橫行天下，周武王就感到羞恥。這就是周武王的勇。周武王也是一怒便使百姓都得到了安定。現(xiàn)在，如果大王也能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樣，做到一怒便使全天下的百姓都得到安定，那么，百姓還唯恐大王不喜好勇武呢。” 【闡釋】 在這一章里，孟子主要向齊宣王闡述了兩個問題，一是如何與鄰國交往；二是大勇與小勇之間，應該選擇小勇，還是選擇大勇。 眾所周知，古往今來的國事，都涉及到內政和外交兩個方面，而在此前的章節(jié)里，孟子闡述的主要都是內政問題，發(fā)表的都是他在內政方面的主張，但在這一章里，孟子卻第一次開口談論外交的問題。 當齊宣王開口便問“交鄰國有道乎”時，孟子闡述了他的外交策略：“大國要仁，小國要智。”也就是說，大國要與小國友好相處，小國不要妄自尊大。如果能做到這些，大國就會安定天下，小國就能安定自己的國土。要想做到“大國要仁，小國要智”呢，首先就要做到“大國以天命為樂”，即能替天行道，又能不欺負小國；“小國以天命為敬”，即維持自己的生存，又不與大國為敵。總體來說，孟子的外交策略淺顯而精妙，對當時的各諸侯國都有極大的影響。 需要承認的是，在如戰(zhàn)國一般紛亂的時代，在各諸侯國國君看來，孟子的外交策略是“跟不上時代”的不實用的理論。因此，齊宣王對孟子的這一主張也沒有太大的感觸，在他看來，當時的現(xiàn)實是，諸侯國之間的外交問題多半是用戰(zhàn)爭解決的，所謂“強權就是真理”，至少對齊這樣的大國，“仁”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然而，作為百姓的“父母官”，齊宣王又不能明目張膽地說孟子說的不對。于是，他開始裝模作樣的自我批評，說自身還有缺點，恐怕難以接受這番高論。其實，這既是對孟子外交策略的側面否定，又是在轉移話題。 齊宣王有什么缺點呢？好勇。于是，圍繞著好勇這個話題，孟子又闡述了他對大勇和小勇的看法。所謂小勇，通俗的來說，就是匹夫之勇，是以個人勇力互相爭斗；而大勇則是以理義為利器互相爭斗。小勇只能敵一人，大勇可以安定天下。 當然，大勇和小勇的論述也跟孟子的“仁政”和“保民”思想密不可分，孟子舉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例子，說明了一個道理：具有大勇的國君，如果一旦發(fā)怒，振臂一呼，就可以讓全天下的百姓得到安定，所以，百姓也是喜歡大勇的。由此可見，孟子確實是心懷百姓的，任何思想主張都離不開“保民”。 從小勇和大勇的區(qū)別和效果上來看，所謂真正的勇是斗智和斗義理。只有在義理上取得主動，才能真正戰(zhàn)勝一個人，這也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力強強一時，理強強一世”。 【原文】 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1］。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2］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3］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4］問于晏子［5］曰：‘吾欲觀于轉附、朝儛［6］，遵海而南，放于瑯邪［7］。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8］；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9］者。春省［10］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11］？吾王不豫［12］，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13］。今也不然：師［14］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15］胥［16］讒，民乃作慝［17］。方命［18］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19］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悅，大戒［20］于國，出舍于郊。于是始興發(fā)［21］補不足。召大師［22］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徴招、角招［23］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注釋】 ［1］雪宮：齊國的離宮。 ［2］非：認為……非，即毀謗、埋怨。 ［3］非：不對，錯誤。 ［4］齊景公：春秋時齊國的國君。 ［5］晏子：名嬰，齊景公時齊國的賢相，他的事跡和學說多見于《晏子春秋》一書。 ［6］轉附、朝儛：山名，在今山東省境內。 ［7］瑯邪：山名，在今山東省諸城境內。 ［8］巡狩：指周天子巡視各諸侯的封地。 ［9］無非事：沒有無事空行的情況。 ［10］省：查看、檢查。 ［11］休：這里指恩惠。 ［12］豫：同“游”，指國君的出宮巡游。 ［13］度：法度、典范。 ［14］師：興師。 ［15］睊睊：因憤恨而側目而視的樣子。 ［16］胥：互相。 ［17］慝：邪惡。 ［18］方命：違反命令。方，違反、違背。 ［19］從獸：狩獵的別稱。從，追逐。 ［20］大戒：充分的準備。 ［21］興發(fā)：開倉賑災。 ［22］大師：即太師，古代的樂官。 ［23］徴招、角招：均為樂調之名。 【譯文】 齊宣王在雪宮召見孟子。 齊宣王問孟子道：“古代的圣賢也能感受到在這樣的宮殿里居住和享樂的快樂嗎？” 孟子回答說：“是的。但是如果百姓得不到享有這種快樂的機會，他們就會埋怨國君。百姓得不到這種快樂就埋怨國君，這是不對的；可是作為百姓領導者的國君，不與百姓共同享受快樂，也是不對的。如果國君心里裝著百姓，把百姓憂愁的事當作自己憂愁的事，那么百姓也會把國君憂愁的事當作自己憂愁的事。把全天下的人的快樂當作自己的快樂，把全天下的人的憂愁當作自己的憂愁，這樣做了，還不能稱霸天下，這是從來都沒有過的事情。 “齊景公曾經問晏子道：‘我想去看看轉附山和朝舞山，然后再沿著海岸一直向南走到瑯邪山。該怎么做，才能和古代賢君的巡游相比呢？’ “晏子回答道：‘大王問得好。周天子去諸侯國叫巡狩，所謂巡狩，就是視察各諸侯守衛(wèi)的疆土；諸侯去朝覲周天子叫述職，所謂述職，就是給周天子匯報工作。不論是周天子的巡狩，還是諸侯的述職，這些都是職責內的正經事。春天時視察春耕的情況，遇到百姓糧食不夠吃時，要給他們提供補助；秋天時視察秋收的情況，遇到百姓歉收時，也要給予他們補助。夏朝有個諺語說，我們的大王不出宮巡游，我們怎么能得到休息呢？我們的大王不出來巡視，我怎么能得到賞賜呢？一年一次巡游一次巡視，是諸侯的慣例。但現(xiàn)在就不是這樣了。國君一旦出游，就要興師動眾，向百姓索要糧食，致使饑餓的人沒有糧食吃，疲倦的人不得休息，百姓們對大王是憤怒得側目相視，紛紛怨聲載道，違法亂紀的事情也層出不窮。這種巡游背天虐民，因大吃大喝而造成的浪費猶如流水一般，真是流連荒亡，連諸侯都為此而憂慮。什么是流連荒亡呢？順流而下的游而忘返叫做流，逆流而上的游而忘返叫做連，狩獵而不知厭倦叫做荒，飲宴而不知節(jié)制叫做亡。古代的賢君既沒有流連的歡樂，也沒有荒亡的行徑。請大王自行選擇自己的行為。’ “聽了晏子的話，齊景公非常高興，于是預先在國都內做了充分的準備，然后又移住在郊外，打開糧倉賑濟貧窮的人，還召集大師說：‘給我創(chuàng)作一些表現(xiàn)君民同樂的樂曲！’于是就有了《徴招》、《角招》。這些樂曲里有歌詞這樣說：‘畜君有什么不對呢？’畜君的意思就是敬愛國君。” 【闡釋】 孟子在這一章里論述的核心問題還是與民同樂，已經是他第三次與齊宣王討論與民同樂的問題了，但是與之前對這一問題的論述相比，角度不同了，道理也更深刻了。 在這一章里，孟子不僅說到樂，而且還從樂說到憂，第一次提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這體現(xiàn)了孟子的民權主義思想和“為民”思想，是百姓真實愿望的深刻反映。 后來，孟子“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思想被宋代的范仲淹發(fā)展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但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上，孟子與范仲淹還是有一定差別的：孟子是對國家的最高決策者提出了這一要求，范仲淹僅僅是對知識分子和官僚集團提出了這一要求。相比之下，孟子的意義和作用要大過范仲淹的。但是，從“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體現(xiàn)了以孟子和范仲淹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更強烈的使命感和自我犧牲精神，能更深刻的感染人。 【原文】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1］。毀諸？已乎［2］？”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仁政，則勿毀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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