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讀董仲舒給漢武帝的“天人三策”

如何解讀董仲舒給漢武帝的“天人三策”，是君臣之間的廟堂應對？還是師生之間的傳道解惑？其實，還可以將“天人三策”理解為西漢時期儒家士大夫與君王為開啟政治合作的協商與對話。從“天人三策”到“《春秋》大義”，表達了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與以漢武帝為代表的帝王之間在實現政治合作過程中的思想共識與政治盟約，最終推動了中華儒教文明的完成。

董仲舒（資料圖）

在中國政治史和思想史上，西漢時期的“天人三策”是一個重大的標志性事件。如何解讀董仲舒給漢武帝的“天人三策”，是君臣之間的廟堂應對？還是師生之間的傳道解惑？歷來就有不同的解讀。其實，我們還可以有另外一種解讀，即“天人三策”還可以理解為西漢時期士大夫與君王之間為開啟政治合作的一場對話，從“天人三策”到“《春秋》大義”，其實表達了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與以漢武帝為代表的帝王之間在開展政治合作過程中達成的思想共識與政治盟約。

一、儒家士大夫與漢朝君主尋求合作

西漢的國家制度是承秦朝而來，但是，秦帝國的迅速滅亡，又給了繼承秦制的漢代帝王一個嚴重的警告和深刻的借鑒，即不能夠完全依賴法家思想治理國家。西漢初年，朝廷逐漸意識到法家思想的嚴重缺陷，特別是漢武帝以來漢代國家實力空前強盛，他們急需建立一個與強大帝國相適應的思想文化體系。顯然，這一套思想文化必須要能夠滿足漢帝國的國家治理、社會秩序、思想統一的政治需要，而儒家倡導的王道政治、禮樂文化、綱常倫理等一系列國家治理思想，恰恰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這一個時代的需要。許多儒家士大夫看到了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因此，儒家士人希望與漢代朝廷確立一種新的合作關系，通過共同倡導儒家學說以能夠達到這一目的。那些有機會接近君主的儒家士大夫利用各種機會，向當朝的君主推廣其儒家學說。漢初以來，就有叔孫通、陸賈、申公、賈誼、韓嬰、董仲舒、胡毋生、轅固生等向君王宣講儒學，他們在爭取與君王合作的同時，其儒學思想也同時做出相應的改變，即改變春秋戰國時期民間士人儒學的思想視角和價值立場，建立一個君王與士人均能夠接受的儒學形態。叔孫通對漢高祖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賈誼《過秦論》也是從“攻守勢異”的角度勸說漢文帝采用儒家學說。顯然，漢代的儒者為了取得與君王合作的機會，他們的價值體系、思想觀念發生了變化，在依然保留儒家的基本政治理念的同時，由高調理想主義的“道”轉變為現實功利主義的“治”，這是儒家士大夫尋求與君王合作的重要調整和實際代價。

資料圖

漢武帝以后朝廷開始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但是兩漢的國家制度、治理方法仍然是王霸并用、儒法兼容。許多學者曾經以“陰法陽儒”來描述君主政治的文化特征，即將君王推崇儒家的“仁政”、“德治”看做是一種政治上的手段，用以欺騙、愚弄被統治者。我們認為這一種觀點是偏激的，也是非歷史的。其實，漢王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可以看做是是以漢武帝為代表的帝王與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在之間在開展政治協商、政治合作的基礎上達成的思想共識與政治盟約。所以，我們可以進一步考察漢武帝與董仲舒之間的有關“天人三策”的一場對話。他們的對話，表現出帝王和儒家士大夫之間如何協調王道霸道而實現儒法之間的互補，最終達成國家治理的思想共識，并以這些思想共識為基礎而共同制定的政治盟約。

兩漢以來確立了中國傳統政治形態。這是一種什么政治形態？主流的觀點將其確定為君主政治，或者說是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治。因為自秦以后，傳統中國就確立了君主的世襲制度和以君主為核心的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但是，我們會發現中國傳統政治體系中并不完全是按照君主的意志建構起來的，相反，還有另外一種強大的力量在左右著政治制度的設計、政治治理的實施、政治趨勢的發展，那就是儒家士大夫的文化主導力量。所以，錢穆先生曾經則將中國傳統政治形態確定為士人政治，認為主導中國古代的行政權力和國家治理的大權其實是掌控在以宰相為首的士人集團手中。錢先生對中國傳統政治的見解獨特，拓展了我們對中國傳統政治形態的認識和理解。

應該說，漢以后的中國傳統政治形態，既不完全是君主專制的政治形態，也不完全是士人政府的政治形態，而應該理解為君主與士大夫通過政治妥協、政治合作而建構起來的政治共同體。傳統中國確實建立了君主的世襲制度和以君主為核心的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但是，如果沒有士大夫的政治參與、思想主導，就不可能成功地建立起限制君權的權力制衡、選賢與能的人才選拔等體現君主與士大夫通過權力妥協、政治合作而建構起來的政治制度，同時，也就沒有中國傳統政治形態的強大國家治理能力，中華文明形態也不可能在人類文明史上那么強大并延續達兩千多年之久。

先秦儒家學者本來是從事民間講學的士人群體，體現了儒家士人的獨立思想。由于他們會執著地希望與君主合作，以進入到王朝的權力體系中去，參與國家治理的政治活動，這樣，源于民間講學的儒學，具有演變為官學或意識形態的可能性。我們知道，從上古封建制的貴族政治解體，到中古建立起君主與士大夫的政治合作，經歷了數百年的艱難摸索。一直到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君主與士大夫共同治理國家的政治制度、治理結構才得以逐漸定型。

我們可以將漢武帝采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奠定儒家經學作為王官之學的重大歷史事件，看做是漢代士大夫與君主在謀求政治合作過程中努力追求思想共識與政治盟約。這里，我們要進一步從漢武帝與董仲舒之間的有關“天人三策”的一場對話，以探討帝王與士大夫的政治盟約是如何能夠建立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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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人三策”的政治協商

西漢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竇氏駕崩，具有開拓精神、宏偉抱負的漢武帝全面掌控政治大權，他急切盼望能夠在內外政策上進行一系列變古創制、更化鼎新。元光元年，漢武帝令郡國舉孝廉，策賢良，他在當年策賢良文學詔中向董仲舒問道。董仲舒就武帝在天道、人世、治亂等三個方面的問題，一一從容作答，史稱“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從表面上看是漢武帝向董仲舒策問治國大略，但是其實質上卻是君主、儒生尋求文化共識、政治協商的對話，其目的是確立君主與儒家士大夫合作的政治盟約。文化共識的對話者、政治盟約的制定者均是漢武帝與董仲舒，他們分別代表帝王與儒生，他們需要通過對話建立文化思想的統一與共識，通過合作而實現政治治理與國家強盛。雖然說漢武帝與董仲舒的關系是多重的：其一，他們是君臣關系，漢武帝擁有君主的政治權力，董仲舒承擔臣下的政治義務，這首先是一場君臣之間有關治國方略的廟堂應對；其二，他們是師生關系，董仲舒是擁有知識權力的儒師，漢武帝則是急于獲得長治久安之道的求教者，其次也可以看做是一場師生之間有關天人之際重大問題的傳道解惑；其三，其實還可以將漢武帝與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看做是一種尋求政治合作的協商與對話，漢武帝與董仲舒分別代表帝王與儒生，他們為了實現漢朝國家強盛、長治久安，均以尊重對方權力為前提而開展政治對話與政治合作。

漢武帝（資料圖）

從政治建構的視角來看，漢武帝與董仲舒的第一種、第二種關系是表面的、外在的，第三種關系才是實質的、歷史的。漢武帝與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所以實質上是一種政治合作關系，是因為帝王與儒生本來就各有自己的利益、立場、權力和觀點。如果他們各執自己的立場和權力，顯然不能夠真正維持好他們的君臣與師生的雙重關系。所以，漢武帝與董仲舒雙方均以一種政治協商與政治合作的態度，通過對話而希望建立一種共識或盟約。漢武帝并不因為君主掌握了政治權力而認為自己也掌握了文化資源的天人之道，他愿意聽從、遵循董仲舒的文化權力，即他掌握的天人之道。漢武帝《制》曰：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漢武帝表達了自己“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的恭敬態度，也就是承認、尊敬儒生董仲舒的文化權力。同樣，董仲舒也并不因為自己掌握了文化權力而否定帝王的政治權力，他愿意服從、遵循漢武帝為代表的中央集權的帝王政治權力。他對漢武帝表示：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

董仲舒肯定漢代朝廷能夠建國，是因為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的“天意”合法性，所以他愿意服從、遵循漢武帝的政治權力，并且為這一政治權力的長治久安而效力。顯然，當漢武帝與董仲舒雙方均愿意尊重對方權力而不偏執于自己單方面權力時，這樣，他們才有可能開展政治協商與政治合作。

既然雙方已經確認了對方的權力和利益，這就要看董仲舒提出的方案和條件。董仲舒雖然明確表示自己尊重、服從君主的政治權力，共同致力于漢帝國的長治久安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自己主張的治國方略、大道之要。他強調要傳承三王的王道政治，通過“更化”而確立德治、教化作為漢代的治國之道。他說：

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愿治七十余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董仲舒特別強調，漢代“更化”而確立在德治、教化的治國之道，其實來源于堯、舜、禹“三圣相受”之道，也是夏、商、周代代相傳之道，其旨意是在強調儒家士大夫之道的權威性，既有文化的權威，也有政治的權威，因為堯、舜、禹、文、武均是“圣王”。他說：

夏因于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后，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董仲舒在此特別指出，他給漢武帝提出的治國方略、大道之要，其實是有著十分久遠的來源，是堯、舜、禹“三圣相受”之道，也是夏、商、周一直貫徹、執行的“三代先王之道”。

董仲舒不僅為漢武帝提出了經世治國的大道之要，他又進一步提出了相關的方略和條件。他強調，為了保證漢帝國能夠穩定而長久地堅持德治、教化的治國之道，他要求漢武帝必須獨尊“六藝之科、孔子之術”，他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他還提出在教育制度上確立對儒家士人的培養，在政治制度上讓儒家士人進入國家官僚隊伍，這樣才能夠確保后代的帝國政治永遠能夠繼續與儒家士大夫開展政治合作，共治天下。他說：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愿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

這一系列主張，可以看做是董仲舒對漢武帝開展政治合作、建立政治盟約而提出的合作條件或盟約條款。他提出，漢武帝必須采納他的合作條件，在政治制度上確定儒生在體制內的地位，并進一步實現“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的儒生選拔方式，這樣才能夠保證漢帝國的長治久安。

但是，有一個問題，董仲舒給漢武帝提出了這一些重要的政治合作條件和建議，如何能夠保證他們建立的政治盟約能夠有效地執行呢？董仲舒為了確立他和漢武帝的政治盟約是有效的，必須找到一個雙方均認可、敬畏的監督者，來承擔這一政治盟約的強力推動和監督執行，他找到了這一個有力量的監督者——“天”。所以，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首先就要確立“天”的崇高權威。他強調說：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

董仲舒特別指出，儒生和君主的政治合作是建立在“天人相與之際”的基礎上，故而“天”會通過天瑞、譴告的方式，來監督帝王一方對政治盟約的執行，以保證董仲舒提出的政治盟約條件能夠有效地完成，特別是保證堯、舜、禹和夏、商、周一直貫徹、執行的“先王之道”能夠得以繼承和延續。

我們注意到，在漢武帝、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對話過程中，“天”并不是政治對話的參與者，而始終是這一個政治盟約的公證者、監督者、裁決者。而且，根據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的話語體系，他多次表述的“《春秋》之法”，君、民、天是這樣一種關系：“《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在這里，出現了“屈民”、“伸君”、“屈君”、“伸天”幾個十分重要的觀念。說到這里，人們自然會問：與先秦時期的“天”相比較，董仲舒所說的“天”發生了什么重大變化？到底應該如何理解這一段話中的“天”？

《春秋》（資料圖）

在儒家話語體系中，“天”具有“天神”與“義理”雙重涵義。在三代時期的《六經》原典中，“天”的主導意義是宗教性的“天神”，但是那些具有人文理性的先王又在努力探索“天”背后的“義理”意義；而在春秋戰國早期儒家的思想中，“天”的“義理”意義突顯而成為思想主導，而其“天神”的意義已經淡化。我們會發現，在兩漢的主流思想文化中，“天”似乎回歸三代時期，呈現為“天神”的主導意義，董仲舒似乎在強化“天神”作為人格神的崇拜和信仰，而儒家“義理”只能夠通過“天神”的意志而間接地表達出來。董仲舒說：“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顯然，這里的“天”是一個具有情感和意志的、人格化的神靈。董仲舒心目中的“天”，還與人一樣具有喜怒哀樂的不同情感：“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他認為“天”的情感會通過自然現象表現出來，他以喜氣、怒氣、樂氣、哀氣來描述“天”的情感變化。同時，“天”也是一個具有意志的大神，總是會通過自然界的萬物生長來表達他的仁愛，譬如他說：“五谷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為人賜也。”可見，在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儒這里，“天”似乎重新成為“天神”、“天意”的人格神，與夏商周三代時期的宗教信仰一致。這一點，反映了儒家士大夫文化在與王朝政治文化結合時，儒家士大夫的精神信仰發生了重要變化，他們不再將儒家政治倫理歸結為人類的普遍情感心理，歸結為士人的精神追求。這一種主體性道德精神對士大夫精英群體或許有一定效力，但是要對擁有極高政治權力的帝王發揮作用是很困難的。對于擁有無限權力的帝王來說，讓他們能夠遵循政治盟約的最有力的精神壓力是人格意志的“天”，也就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所說的“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所以，董仲舒將“天”宗教化為“天神”、“天意”的人格神，其最終目的還是在漢代政治體系中的人。對于迫切盼望與朝廷合作的《春秋》公羊學家來說，他們固然要借助“天神”的崇拜以“伸君”，就是將“三綱”提升為天道以致“屈民而伸君”；同樣要借助于“天神”的崇拜以“屈君”，即所謂“屈君而伸天”。這就是董仲舒的“《春秋》之大義”。

三、“天人三策”的歷史意義

由此可見，董仲舒與漢武帝的“天人三策”，確實是西漢時期士大夫與君王為開啟政治合作的一場對話。從“天人三策”到“《春秋》大義”，表達了以漢武帝與董仲舒開展的政治合作。而董仲舒開出的“《春秋》之法”的整體方案，表達了儒家士大夫政治理念和合作構想。為了實現儒家士大夫與君主的合作，董仲舒必須首先肯定“屈民而伸君”，這是實現政治合作的前提條件，但是，董仲舒又要求“屈君而伸天”，這樣才能夠保證董仲舒提出的政治盟約條件能夠有效地執行。在董仲舒與漢武帝的政治盟約中，“以人隨君”與“以君隨天”、“屈民而伸君”與“屈君而伸天”是一個整體。

歷史事實證明，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提出的合作條件，并且遵循了“天人三策”提出的政治盟約及其相關條款。漢武帝很快推動、實行了“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建立了以儒家經典為核心的博士制度；同時還推動了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太學和地方官學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完善了儒生的體制化培養和選拔的機制。這一切，有效地確立了政治化、制度化的儒學，最終奠定了中華儒教文明的基礎。后來歷代朝廷也按照漢武帝奠定的政治形態和文化模式，尊重、服從儒學價值體系以及相關的文化權力，以維護儒教文明的穩定和發展。在中國政治史上，漢武帝與董仲舒討論“天人三策”是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其蘊含的歷史意義本來就是多維的。我們當然可以將其看做是一個君臣之間的廟堂應對，也可以看做是儒學師生的傳道解惑，但是我們更加可以將其看做是君主與儒者之間的政治盟約。漢武帝與董仲舒之所以能夠通過“天人三策”而達成思想共識，是與他們之間的君臣關系、師生關系有關。作為君臣關系，董仲舒為漢武帝提供了最重要的治國方略；作為師生關系，董仲舒為漢武帝傳授了最深刻的天人之道；但是，我們更應該將漢武帝與董仲舒的對話看做是政治合作關系，擁有最高政治權力的帝王與擁有文化權力的儒生終于實現了具有國族建構目標的政治合作，從而不僅為漢朝的國家強盛、長治久安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中華儒教文明的成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