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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崇禎元年起，中國北方大旱， 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漢南續郡志》中曾有記載：“崇禎元年，全陜天赤如血。五年大饑，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饑，八年九月西鄉旱，略陽水澇，民舍全沒。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無，十一年夏飛蝗蔽天… …  明朝末時，崇禎帝對于這個爛攤子簡直就是焦頭爛額，外有后金虎視眈眈，內有農民起義此起彼伏。 可以說，1644年的時候，是一個多事之年，正月初一，李自成的起義軍終于成了氣候，在西安成功稱帝，建立了大順。幾天之后，李自成的起義軍稍稍修整之下，立即拔營出發，浩浩蕩蕩的大軍很塊渡過黃河，直逼北京，大明王朝危在旦夕。  崇禎帝心急如焚，群臣全部都召集在一起，研討退敵之計。可是，商量來商量去也沒商量出個結果。散朝之后，官至左中允的李明睿偷偷獻計崇禎帝，叛軍來勢洶洶，眼看著形勢危急，目前來看退敵是不可能的，為今之計，只有遷都南京，才可以解決眼前的困境。 大敵當前的遷都不同于和平年代，沒有做任何準備的時間，也不是全部搬遷，而是俗稱的“逃跑”。這在以往的歷史上也是有先例的，比如：南宋的第一個皇帝趙構。當年兵臨城下，趙構被迫逃亡南方，“遷都”了不是一次兩次，一路上走走停停，這才最后確定下杭州。  現如今的崇禎帝和當年的趙構還是有區別的，至少。在掌握的南方版圖方面就不同。當年的趙構其實沒什么后路，也是沒什么目的性的遷都。崇禎帝在南京早有一個小朝廷，只要人一到，就是準備好的遷都了。 之所以有這手準備，是因為在一年前崇禎帝的朝廷就討論過遷都的事，畢竟，農民的叛亂四起，國家形式危機，做好幾手準備也是理所當然。只不過，遷都對于一個國家來說不是小事，而且，從當時的形式來看，這“遷都”二字其實很敏感，不是個好話題。  所以，一群人商量來商量去，怕最后橫生枝節，這件事就這樣給擱置過去了。現在遷都的事情被重新提上來，崇禎帝也開始仔細考慮，于是廣泛爭取群臣的意見。這讓許多大臣的心里開始琢磨，認為這皇帝老兒想要逃跑，又愛惜名聲，所以找替罪羊來了。 其實，崇禎帝還真的不是這個心思。大明雖然在開國之時比較追求獨裁專制，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明朝的內閣還是使得皇帝的權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甚至，比之前還沒有廢除宰相的時候更加嚴重。  皇帝想要做出一個決定，并不是動動嘴皮子就可以做到了，而是要各方票擬，然后，廣泛搜集意見，最后，通過了才能真正實行。在此之前曾有皇帝連續十幾年不上朝，但是，國家并沒有亂，而是依然按部就班的運行，就是基于這種國家運行機制。 在大明，皇帝想要做一件事其實阻力是十分大的，比如：嘉靖時期的大禮儀事件，萬歷年間的立太子之事，等等。這些都說明，其實，越是到了明朝的晚期，皇帝的手里剩下的權力就所剩無幾，甚至，已經到了屈居內閣之后的境地。  此時，國家的行政權力幾乎都在當時的內閣和其下的六部手中。現如今要遷都了，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當然是了不得的大事，皇帝一人說了不算，必須要取得眾位官員們的同意才行。可是，這個建議一經提出，頓時引起了朝堂官員的一致反對。 有人提出了往年的舊事，當年：土木堡之變的北京也曾經危亡，朝不保夕，也同樣是有人提出遷都，但是那些認同遷都提議的人都成了大明的恥辱，而對遷都提出堅決反對的于謙就成了流芳百世的大英雄。  再者來說，現在來說李自成的勢力很大，推翻明王朝看來可能性不小，有些官員心里就開始打自己的算盤。畢竟，是做慣了官的人，到時候國家換了主人，他們再換個主人不就行了，做什么非得折騰來折騰去。 于是，一時間，朝堂爭論激烈，崇禎帝見此情形，也終于將遷都的心思徹底去除，稱：“祖宗辛辛苦苦打下來的基業，如今賊人竊國，如果，他一人離開，不僅對不起祖宗，也對不起萬千百姓。所以，這個都，他不能遷！”  李闖王大軍兵臨城下的時候，只剩最后一絲氣血的大明，經過這番激烈的討論爭議，最后，做出了不遷都的決議，等待他們的是起義軍冰冷的鐵蹄和大明王朝的徹底終結。后人對此也難免感嘆，遷都不成，明朝才至此亡了。 眼看李自成打進了北京城，崇禎帝殺了妻兒老小，剩下的能逃命都逃命去了。 第二天一早，崇禎帝在前殿鳴鐘召集百官，卻無一人前來，崇禎帝說：“諸臣誤朕也，國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棄之，皆為奸臣所誤，以至于此。”最后，他在景山歪脖樹上自縊身亡，死時光著左腳，右腳穿著一只紅鞋，時年33歲，身邊僅有提督太監王承恩陪同。  崇禎臨死前說了一句：“諸臣誤朕也”估計也是對當時未遷都一事的懊惱與悔恨。 參考資料： 『《漢南續郡志》、《明史》、《歷數中國十大亡國之君：并非都是昏庸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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