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老子《德道經》與《道德經》第二部分黃老思想的歷史之謎（2）

秦之過也1 2019-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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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參與黃老學說
  關于漢朝，有的史學家們對什么叫黃學、黃帝文化、黃帝思想都要弄得清清楚楚，他們在進行一些考證；而另有一些學者像西方的科學研究一樣，丟棄整體論而偏離了方向，都鉆到各個分支里面出不來，就像鉆到細水管里，呆在里面迷失了方向，不知道主干。實際上，最重要的是從文化的大系統看，把握住主干，才能夠全面地了解掌握各支干。比如說曹參，歷史上他在文景時代接任了丞相之職以后，全面地推行黃老學說，那就是比較系統的、經過整理了的黃學和老學思想。當然，并沒有離開黃老思想的原旨，黃老學說是由道學的承傳者們直接整理的，而不是由漢儒們整理的。
  曹參所承襲的，也是原汁原味的、生態沒有破壞的黃老之學。他從蓋公那里學習掌握了系統性的黃老學說，在蕭何病故以后，攜帶著這些學說的理論進入漢朝的朝廷，當起了輔助文景之治的宰相。西漢初期的黃老之治，的確是從曹參應用《黃帝四經》開始的，但是在應用《黃帝四經》之前，也同樣是運用了黃帝的道治思想在進行治理國家，只是到了曹參時進入了一個新的鼎盛時期。前面是基礎，后面是結果。
  但是，曹參所倡導的黃學是應用，其源頭并不在曹參，而是在劉邦，這是上行下效的結果。我們看這一段漢朝的歷史，分析這段歷史，既應當稱頌曹參學黃老，推行黃老，進行黃老學說治世，但是也應該看到，由于曹參本身固于守成，并沒有將黃老學說真正地發揮到極致，具有局限性的限制，他在這方面只是上行下效。他的忠厚和老實這一個特點，實際上障礙了當時黃老學說通過皇室的王權效應來向整個漢民族全面展開，沒能深入民心，沒能使整個民族的道德精神、文化靈魂的營養獲得最大的豐富。社會各階層對黃老文化信德信儀的厚實基礎,并沒有真實形成與夯實。可以說，在這方面他做得非常不足，也就造成整個黃老學說能夠在漢武帝手上迅速地被從皇室里面清除掉的客觀環境，成為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曹參應用黃老學說治世存在什么問題呢？他應用無為而治，他的無為并沒有達到真正的這個“無”。這個“無”，按照老子的本意，是人在天地之間，應用元炁貫穿身心內外，達到天人合一的一種沒有后天意識、智識阻礙自己思考、判定、鑒定、決定、處理問題的慧性。這個“無”，是天人合一前提下的“無”，而并不是什么也不管的“無”。所以，曹參只是僅憑著前任丞相蕭何所制定的政策，自己不求進取，守成而治，從而帶來負面結果影響也就非常巨大，使黃帝學說這個中華道德根文化的中流思想，突然奇怪地在漢武帝時代湮滅消失了。
  漢武帝初期的雙重社會現實
  漢武帝即位之初，他所繼承的是文景之治的全部成果。文景之治，是黃老學說治世的巔峰時期，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都發展到了一個理想的時期。但是，由于執政者沒有應用黃老學說對自己本身進行道德修養的“修之身”，造成的局限性使他們在德治中的各種措施未能盡善盡美，因此給漢武帝提供了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社會現實，這種雙重的社會現實就擺在了漢武帝的面前。
正面的現實，首先表現在當時社會經濟的繁榮與強大。司馬遷曾經提到、描述過，漢興七十余年，人人都已經家庭豐足了，不管是邊遠的地區，還是在首都大城市里面，所有的倉庫里面的糧食都堆滿了，而且國家所庫藏的錢財，穿銅錢的繩子都腐朽了，沒有辦法再進行重新的校驗、清點。那就是國家富足得錢多得用不完了，甚至積壓到了繩子都爛了的地步。《史記·平準書》記載：“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就是每年的糧食都吃不完，就堆積、積壓在倉庫之中，“充溢”——甚至糧倉空間都不夠用了，露天堆積于外，致使糧食都成了粉泥，一搓就成了粉，“腐敗而不可食”。
  從這個描述當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文景之治帶來的經濟輝煌，的確是顯而易見，是一種國泰民安、平安的現象。當時各縣官和獄吏們無事可做，也曾經出現了一度的監獄成空，也就是縣衙的監獄里面沒有一個犯人，這種現象都出現了。我們可以想象，一個以農業為根本的國家，糧食和錢財居然已經富足、強盛到了糧食堆積如山、穿錢的繩子因腐爛而自己斷了的地步，這是一個非常富裕的標志。在這一點上，以黃老學說為主導思想的文景之治，創造了用道德治世的杰出成就，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并駕齊驅，社會真實地和諧，這是應當肯定的治理成就。
第二個有利的條件，就是經過了文景之治這么長的時間，整個社會呈現出了社會安定、政治清明、人心所向的總體良好局面。這個就跟漢初的統治者采用了黃老學說治國，推行了一系列的輕徭役、薄賦稅的政策，也和漢初急連廢除了許多秦朝的殘酷的法令，特別是像其中的妖言令、挾書律、誹謗令等等有關。這些措施從而就導致了言路通暢，達到了一種和諧、政通人和、人心喜悅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漢代的朝廷得到了全國多數人民的擁護和愛戴。
  像當時就發生過這樣的例子，在遠離都城的邊遠地區，當地方官要來公布朝廷的政令的時候，老百姓都非常主動，扶老攜幼前來。許多老人，包括殘疾人，不顧身體不好，要扶著拐杖過來參加，一定要來聆聽一下皇帝的“德音”是如何講的，老百姓都在祈禱千萬要讓自己多活幾年，不要死得太早，為的是能看到更好的社會局面的到來。
文景之治運用黃老學說治國，主要是貫徹于皇室之內成員本身的掌握和應用。這是一個關鍵點，而并沒有運用黃老學說進行全民教育，使它丟失了這種關鍵的舉措，沒有繼續形成，建立完整有效的教育機制、研究機制和指導實踐和考核的機制。曹參的守成無進，實際上是造成了軒轅黃帝思想、《黃帝四經》在漢武帝時期突然消失的重要因素，從而形成了一個極大的歷史的遺憾，使中華民族再一直等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黃帝四經》出土，才了解到漢代初期歷史的真實原貌。
  片面運用黃老學說不良后果
第一，對內部的行政管理方面片面使用黃老學說。對內，由于局限于在皇室皇族本身內部使用，而沒有向全民進行教育推廣，國家對各個地方的控制能力就處在一種弱態，沒有達到上下和諧，沒有進行皇室內部和民間以及管理系統和皇室之間的協調，沒有將道德真正推演開來。研究歷史可以看到，當時的部分地方豪強并沒有接受黃老學說，形成了“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史記·平準書》），豪強橫行于地方，國家逐步地喪失了對他們的控制效應。
  第二，當時由于是“有為”的“無為”，而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的“無為”。天人合一的“無為”，是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質、最關鍵的轉換點進行掌握，而進行作為，“無為而無不為”。“無不為”，是最符合自然規律、解決問題消耗最少、用力最少、時間最短、辦事最直接而效果最佳的作為，這樣才能符合真實的“無為而治”。但是到了曹參手上以后，他由于老實守成，雖然還是尊崇著無為之治，但是已經落于后天，而沒有進行先天無為的治理。這一點，從漢武帝對自己身邊的道學研究實踐者并不重視，就可以看得出來，他并不聽從“司天監”那些能夠進入到天人合一狀態下去捕捉自然規律的信息、真實的信息，提供給皇帝進行參考決策的人的意見。當帝王不采用這些意見的時候，那么也就丟失了無為而治。
  片面運用黃老學說無為而治，就容易產生不良的后果。像漢代文景之治后期，達官貴人的奢侈浮華已經非常嚴重，所謂“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史記·平準書》）。衣服、服飾、房子等都相互攀比，跟皇上比，沒有限制，奢侈浮華嚴重到僭越皇威，危及皇權，甚至有的大臣敢僭越于皇上，一些禮儀規范都超越了皇帝的規格，這種情況到了無限度的程度。對內控制機能的薄弱無力，是文景之治時期出現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說明當時的無為而治，沒有在當時的整個官僚機構展開，都沒有進行全面真實的“修之身”，缺少“修之身”這個前提和基礎，無為而治不遵道法則弊端必生。官方也沒有其它相應的措施制約這種不進行“修之身”而帶來的危害，所以給社會帶來嚴重的積重難返的社會問題。
  第三個問題，體現在國家的對外關系方面，綜合國勢表現出種弱勢地位。特別是在與匈奴的關系上，當時匈奴欺辱漢朝比較多，因為他們的武器精良，戰馬等都比漢朝的善戰。甚至劉邦有次也差點被匈奴俘虜，歷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圍”即是此經歷。后來，無奈之下才奉行了委曲求全的和親政策，求平安于一時，但是，匈奴還是不斷地侵犯，這樣對皇室的壓力是相當大的。
  在漢武帝即位的時候，他面臨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局面，文景之治時期奉行黃老學說治國的“無為”政治，但是決策者和執行者都并未真正全面、深刻、系統地理解黃老學說的真諦。“蕭規曹隨”，這四個字實際上就非常形象、明確地點明了當時默守陳規，曹參墨守蕭和的陳規，沒有運用老子在《德道經》中所強調的“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迷失了這個原則。這個“蕭規曹隨”，就充分說明了當時的國策不求進取，老于守成，片面地運用黃老學說，僅限于皇室表面的應用，而缺乏整個民族全面系統的教育和貫徹。
  片面使用黃老學說，雖然有助于經濟與社會的恢復和發展，可以導致社會的安寧，但是沒有道法的全面遵從與貫徹，就不會導致一個大有作為的時代的到來。面臨著這樣的局面，漢武帝的決策也就被漢儒們所左右，重大的變革在多重利益抉擇和社會背景之下，在這位著名的漢武帝手下就自然地產生了。就像毛澤東主席詩詞里所寫的，“惜秦皇漢武”（《沁園春·雪》），感嘆他的武功業績，其中就含有他對中華道德根文化的一個重大錯誤舉措，那就是將黃學在中華歷史當中進行了清理、剔除的做法。
  在漢初的時候，確實經歷了片面運用黃老之學，當時的經驗的確值得總結，值得后世的道學界、道德文化研究者、國家政策研究者去分析。像漢初的文景之治時期，由于片面地推行黃老學說的無為而治的政治，在這種政治下，它就使得各家、各學派普遍都有了一個復蘇的空間，因為大道的包容性、兼容性非常開闊——所謂大道的胸懷嘛，所以各派學說都有了復蘇空間。
  獨尊儒術黃老遭棄
  漢初學術界的總體面貌，是各家學派經歷了秦朝苛政的劫難之后，又開始紛紛復蘇了，其中也包括儒家學說不斷恢復和在社會上的地位的提升。對此，可以舉出一個例子，為綜合思考問題提供幫助。
  漢代的劉邦本來是瞧不起儒學的，卻又不得不借助于儒學來穩定國家的統治。他立國以后，其中有一個人叫孫叔通，是一個很有遠見、懂得玩弄權變之術的儒學人士，他就不像道學人士那樣主張清靜無為、處下不爭，他就善于權變之術。他在漢高祖劉邦面前進言，就說：“儒學之治，在進取的時代沒有太多的用武之地，您已經經歷了這一點，掌握了這一點。但是到了國家建立以后，到了守成時期，您就必須要借助于儒學之士。”所以，他就分析了這些利弊關系，就奏請劉邦允許他到魯地去征召一部分魯地的儒生和他自己的弟子，一起來用儒學制定朝儀——就是朝庭的禮儀——維護朝廷上的君臣等級秩序，得到了劉邦的同意。
  后來，這個朝儀制定完了之后，一演示，劉邦非常高興。為什么高興呢？因為儒學禮儀的形式，后天的這些禮規充分地滿足了帝王的個人的私心——家天下的貪欲，享受到了身為皇帝的尊嚴。這是儒學采用禮儀方式，而不是禮德的方式，來投其所好，躋身于皇權統治之中。
  同樣在這個時期，先后有儒家賈誼等人不斷地建言獻策，都是在強調仁義教化的重要，強調儒家的詩書之教的重要，這對當時的統治者的影響就越來越大。在這種背景之下，就誕生了董仲舒的著名的《天人三策》。在《天人三策》中他提出了一個建議，這個建議被史學界概括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他提出，凡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漢書·董仲舒傳》）。我們想想看，“絕其道，勿使并進”，當時的漢儒的確是夠狠的！他們在道學、黃帝道學這個治國祥和的氛圍之下得以誕生、復蘇，可一旦得以復蘇以后，卻提出了“獨行天下”這個理念，對其它的學說“勿使并進”。
  漢武帝采納了他的建議，從此儒家學說由原來的諸子百家當中的一家，被定為國家的一個主導的統治意識，使得全國有了一個統一的思想文化體系——非孔子思想的儒學，常道意識形態文化主宰，這在中國歷史上的確是一件空前的大事。
漢武帝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在董仲舒當時的諫言當中，他說得非常明確，就是提倡思想的統一，把這種思想的統一和政治的統一相匹配。這是儒家善于利用的一個絕技，說是有利于維護國家的   安定和發展，其實是皇家家天下的安定和發展。
  但是，這樣做卻完全扼殺了黃老道德學說的繼承與發揚。黃老學說的道德文化，在國家政治和文化教育領域中，就被漢武帝和漢儒們完全排斥出了社會主流導向的精神領域，切斷了社會自然信仰道德、獲取精神營養的途徑，精神文明建設的井泉與源流被切斷，迫使整個社會在漢末時期，由于精神文明營養來源干涸，就必然轉向要誕生中國的本土宗教才能彌補改良儒學的先天不足。只有本土宗教誕生和形成，才能夠接續原來的自然的道德信念、信仰，使人民獲得精神營養的方式，使道德學說得以繼續生存和發展。
  其實，在沒有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前，自然的道德遵從以及外來的佛學已經進入了中國，他們都能夠非常祥和地逐步發展，包括儒學都是在這種環境下祥和發展。唯獨“獨尊儒學”出現以后，無論是原來占主導形式的道學，黃帝的道學思想文化被掐滅，還是老子的學說被篡改，這一切都在這一批漢儒們的刀筆之下發生了。整個社會，只有走向以漢代末期張道陵天師創立的中國的本土宗教道教，進行延續黃帝和老子的思想學說。
  這一點，我們需要明確。從這里面，我們就可以看到、分析到歷史的這一巨大轉折。那個漢武帝為什么要搞獨尊儒學，跟他個人并沒有深刻地學習黃老思想、實踐黃老思想密切相關，與他當時年輕氣盛，需要皇權在握，掌握集權，掌握最高統治權有關系。特別曾使他痛下決心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和他的舅舅、丞相田蚡之間的矛盾。因為在漢朝初期制定的政策管理方面，皇帝的權力反而很小，只是個決斷權，不能直接參與這個組織意見，決定意見都產生于丞相這個階層。然而，田蚡擔任了丞相以后，由于他本身不是道德實踐者，沒有修之身，所以私心和貪欲極度地膨脹。當時，有一次他跟漢武帝討論全國各地官職的任命，從早上太陽升起來開始，一直到晚上掌燈的時候，都是田蚡一個人在那里說，而漢武帝一個人在那里點頭：“這個可以，可以……”最后，漢武帝實在是忍耐不住了，問了一句：“你說完了沒有？你讓我也來任命幾個人，好不好？”
  從這個歷史記載就可以看出，當時丞相的權勢已經超過了皇權，漢武帝急于要把這個權收回到手上，而儒學正迎合和滿足了皇帝的這個獨裁專制需求，所以他果斷地下命令，甚至從國家書庫當中徹底銷毀《黃帝四經》。并且在他的圣旨之下，連史學大家司馬遷，雖然說能夠稱之為正確的秉筆、拎筆記錄史實，但是在這一點上，司馬遷也采取了迂回回避的方式，將《黃帝四經》的消失沒有進行記載。所有其他的劉姓封王，可能在他們的棺墓當中都難以找到《黃帝四經》，唯獨在湖南能夠找到。因為湖南當時是一個少數民族的王，稱之為外姓王，他可以不遵從皇室的有關政令，這是能夠在湖南發現《黃帝四經》和老子《德道經》帛書的重要歷史原因和背景。
  為復興道德文化，如何構建和諧社會，我們只有將漢初這一段文化巨大轉折的歷史，特別是黃學湮滅的這一段歷史，恢復起來，連接起來，才能來明白黃老學說這個大系統論，明白《德道經》與《道德經》之間的不同。
  黃老文化中的修身文化
  由于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談老子，加上時間也很緊張，只跟大家簡單說下黃老思想的歷史之謎，我就不再繼續展開講了，這里就先跳過。
黃帝文化的流傳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實際上儒家的很多文化都是源自于黃老文化的根柢，并在這個根柢上聯系起來，甚至從盤古王表也可以窺其一斑。盤古王表可能大家接觸得不多，它是從大禹開始記載的一萬多年前到六千年之前一代代為王者、為帝者的明王之表，挺有意思的，遠遠比西方所發現、埃及所發現的歷史久遠得多。這些內容沒辦法在此展開，只是在這里提一下。
  黃帝文化向上是有上萬年的承傳而來的，這是因為中國有著漫長的歷史。只是到了黃帝以后出現了文字，才有了記載，而在那之前是通過心心相印來傳遞文化，再到口口相傳來傳遞文化，然后再到文字傳遞文化，這樣一步步地過來。雖然當時社會的生產力極低，但是人們的精神文明建設非常豐富，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命都是追求精神上的升華，也就是做圣人，修成圣人，內煉成圣人。內圣外王，內成外就，全都是修身明德求真而實現，是將意識形態提升為智識形態，再造成慧識形態與性識形態。而不是后來、現代的所謂封圣，包括梵蒂岡的教廷都是依靠外在名義上的封圣而不是內修外行證圣。實際上那些圣人都是外在的，而不是內在的證圣成真。道家的所謂圣人，是要通過體內的攢簇五行和合四象，經過十月懷胎，“男子懷胎笑煞人”，育成的一個高維空間光態生命，那個生命就是圣人。而這都是要通過實實在在地真修實煉，在體內進行艱苦卓絕地實踐，而且還要按照《黃帝四經》所揭示的“順天煉己，煉己奉天”八個大字才能完成。
  現在到了冬至以后，如果你是道家的煉家子，你會發現自己的第五腰椎會溫溫發熱。如果你掌握了師傳的口訣，這段時間全力以赴地敲竹喚龜，將小腹腔里面的地下天陽與自然界的天陽連接起來。因為到了冬至，自然界的天陽已經開始從地下往地面上升了，你體內的天陽天德能量同樣也要往上升，我們要不斷地調動它跟自然相應，那么你的健康就能獲得真正的保障。因為天人合一就是中國人祖先們的真實發明，內外是一致的，沒有兩般。一旦兩般，你的健康就會離開正確的軌道，偏離了宇宙天道的規律與法則。
  在這方面，祖先們創造了一個完整的系統，就是修身明德求真。修身的文化繼承了黃帝修身治國道學的歷史，只是由于這個歷史的際遇其中遇到了一段坎坷，我們迷失在歷史當中。但是現在我們有機會、有機遇來重新尋找它，找到它，振興它，那么整個民族的健康、智慧、命運都會在道德根文化的復興中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至于黃老文化消失之謎，我剛才已經提到了獨尊儒術，黃老遭棄。當時董仲舒、漢武帝以及他的舅舅田蚡三個人，聯手剿滅了黃老文化在漢朝的主流文化地位，從此以后以修身文化為根的黃老文化就開始退隱山林，隱藏在山泉林下，進入民間的承傳，進入了一個大隱隱于市、小隱隱于山的漫長歷史階段，但從來沒有斷絕承傳的脈絡。甚至到了宋明時期，又紛紛興起了各種各樣的學派。像內丹派、金丹派，從原來老子時期的守一法轉換成為了金丹大道，還在民間進行流傳。雖然金丹大道有它的局限性、束縛性，但是一旦把金丹法門跟原來的守一法結合起來，那么整個生命的奧秘就會在我們面前清晰地擺開。特別是再將世界各地散在的文化，包括古埃及、古希臘以及瑪雅文明中保存下來的文化拼起來，就會發現一個很神奇的現象——生命創造的真相圖。這個生命的創造圖，實際上在歷史上被撕成了一片片碎片，散落在各個民族之中。只要一把它拼接起來，就發現它能非常簡便地提升人類精神文明素質，提升我們命體健康的方法，至簡至易。正像老子所講的“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那么帛書《老子》五千言恰恰就是能夠幫助我們把這張碎片圖重新拼起來的金鑰匙，非常重要。
  所以，雖然在漢代通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拋棄了黃老文化，但是我們進入到二十一世紀，由于整個太陽系在宇宙空間的抬升，能量的急劇提升帶來了新的機遇、新的機會，傳統道德根文化在二十一世紀必定會在中華大地迎來第三次偉大的復興，就看我們是否主動地走進我們的祖先，走進圣人們的智慧進行學習、實踐和體悟。
(責任編輯：海底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