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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晉時期繁花似錦的美學論著中，劉勰的《文心雕龍》堪稱煌煌巨著。這部著作打的雖是“原道”、“宗經”、“征圣”的旗幟，但他的注意力卻集中在對藝術美規律的探討上，其中美的文學“體有六義”說，道前人所未道，頗有獨創性。 劉勰認為，文學家應該以體現自然之道本質的“五經”為楷模，在創作中，務使作品達到“六義”要求。他說：“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  劉勰與《文心雕龍》 這“六義”是宗經之文——亦即美的文學應該達到的境界。我們將“六義”所涉及的六個方面稍加歸納后即可知道，其中的“情深而不詭”和“事信而不誕”即美文學的真實律(真)，“風清而不雜”和“義直而不回”即美文學的功利律(善)，“體約而不蕪”和“文麗而不淫”即美文學的美感律(美)。 所以，劉勰提出包含著真實律、功利律和美感律的“六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魏晉時期人們對文學藝術本質特征的把握，已經取得明顯的進展。這里稍為詳細一點地介紹劉勰的美文學“六義”說，借以窺察魏晉時期美學發展之一斑。 一、美的文學“情深而不詭”、“事信而不誕”劉勰認為，“五經”(即《易))《書》《詩》《禮》和《春秋》)之“文”能“洞性靈之奧區”，其觸動人靈魂之深，感發人情感之強，稱得上“泰山遍雨、河潤千里”者。  周易 “五經”之“文”之所以具有如此深沉的藝術感染力，最根本的因素在于其“真”。這“真”包含著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部分內容。一方面為“隋深而不詭”，即作品抒情達意真摯深切，另一方面為“事信而不誕”，即作品敘事狀物符合于生活邏輯。前者即“情真”，后者即“事信(真)”。 “情者文之經”，《文心雕龍》中的這句名言，體現了劉勰重視文學作品中情感因素的美學傾向。在他看來，文學家只有在情感的驅策下“為情而文”，將自己的真情實感熔鑄進文學藝術形象中，這樣的作品才會產生感人肺腑、催人淚下的力量。  《尚書》 因此，真摯深切的情感是創造美文學的基本因素。如果沒有這種真摯深切的情感，故作無病呻吟，那只能制造出淺薄無聊的東西。 用劉勰的話說：“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郁陶，茍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后之作者，采濫忽真”。 劉勰在這里反來復去地強調感情真摯的重要性。他肯定“為情而造文”的“寫真”的創作方向，認為感情真摯是《詩三百篇》獲得成功的奧秘所在。同時，又批評“為文而造情”的“忽真”的創作道路，認為以華麗的詞藻掩飾虛情假意，這是導致辭賦之作“繁采寡情，味之必厭”的根本原因。  《詩經》 劉勰認為，美的文學不僅要努力達到“情真”而且還要努力達到“事信(真)”。文學創作是形象思維，它是離不開想象、離不開虛構和夸張的。但在運用虛構和夸張手法時，卻有一個符合或不符合藝術真實(真)的本質區別，或者說有一個符合或不符合“事信(真)”準則的本質區別。  北魏鄭文公碑 在劉勰看來，“五經”中的一些文學作品以“壯辭”而“喻其真”，運用虛構和夸張手法塑造藝術形象相當成功：“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舫，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但是文學史上也有一些作品，如兩漢辭賦中的有些篇章，在運用虛構和夸張手法方面就屬于敗筆。  《魏晉南北朝》 前者(“五經”中文學作品)所以得到劉勰的肯定，是因為這些作者在加工生活素材時，正確地運用虛構和夸張手法，創造出來的藝術形象符合于生活中人與物、人與人的現實關系。所以文辭雖然“廣”、“過”和“甚”，但是“其義無害”，完全符合美文學的“事信(真)”原則。  張芝《冠軍帖》 后者，(兩漢辭賦中有些作品)所以受到劉勰的批評，是因為這些作品違背生活邏輯、違背生活中人與物之間的現實關系，“此欲夸其威而飾其事，義睽刺也”，完全背離了文學創作的“事信(真)”要求。 二、美的文學“風清而不雜”和“義直而不回”劉勰認為，美文學還應該“風清而不雜”、“義直而不回”，具有純正的教化內容和健康的思想傾向。不難看出，劉勰此論已經涉及文學創作的功利律問題。  《文心雕龍》（劉勰） 文學作品是主體(心)與客體(物)交融統一的產物。就詩的創作來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就賦的寫作來說：“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  王羲之行書《快雪時晴帖》局部 總之，不論是詩抑或是賦，作品中均滲透著主體(心)對客體(物)的倫理判斷和政治評價。試以詩歌創作為例，當大禹治水成功、社會生活趨向安定時，人們就寫詩贊美大禹的功德，當夏帝太康道德敗壞、國家政治日趨黑暗時，他的幾個弟兄就寫詩諷諫太康的失德。 可見，“順美匡惡”，有俾于世風時俗，是古代詩歌創作的傳統。所以劉勰說：“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這里所謂的“三百之蔽，義歸無邪”，事實上就是美文學“風清而不雜”、“義直而不回”功利原則的概述。  《禮記》 正因為《詩》一類文學作品包含著“義歸無邪”的功利傾向。所以當它們以精神產品的形式進入審美領域時，對“上”(統治者)能發揮“風以動之”的諷諫作用，對“下”(黎民百姓)能產生“教以化之”的教化作用，從而對整個社會的道德風貌產生積極的建設性影響。 劉勰在肯定《詩》一類文學作品“義歸無邪”，符合美文學風清而不雜”、“義直而不回”原則的同時，又對曾經充斥于魏晉文壇的“崇盛玄機之談”的玄言詩以及泛濫于六朝詩苑的“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的形式主義詩作提出批評。  《文心雕龍》 這兩類作品或“溺于玄風”，或“窮力追新”，思想傾向不健康，完全背離了文學“順美匡惡”的功利原則，也完全喪失文學“風也，教也”的功利價值。 劉勰批評這類作品，同前面肯定《詩》三百篇，宗旨同一，即：一切文學創作必須遵循功利律，舍此別無它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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