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主義（皮亞杰創作心理學著作）《結構主義》是瑞士心理學家讓·皮亞杰創作的心理學著作，首次出版于1968年。該書系統而深刻地闡述了皮亞杰結構主義的思想，提出結構主義的發生論觀點，強調發生和主體的建構在結構形成與運演中的重要作用，這與以往宿命論的結構主義大相徑庭。
結構主義創作背景結構主義思想方法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自然科學來源，它是隨著控制論、系統方法和模型方法而出現的哲學運動；一個是社會科學來源，它早就對存在主義所謂的“主體自由創造一切”的觀點和方法感到不滿，這是結構主義出現的直接原因。而皮亞杰正是在吸收了結構主義和存在主義各自優點的情況下，發展了自己的結構主義思想。[1]
皮亞杰的結構主義主要運用于說明心理學問題，但他對一般的結構主義作了深入研究，集中分析總結了隱含在各門人文社會學科中的各種結構主義思想與方法的主要特征，考察了結構主義的形成、發展和演變歷程，在此基礎上建構、闡釋和論證了結構主義理論的內涵和特征，并將之整理成為《結構主義》一書。
結構主義作品思想皮亞杰結構主義的核心是“運算”，它把結構從純粹的天賦論或經驗論歸為主客體的協調作用和轉換上來。結構不是理性給自然的立法，也不是經驗的歸納和概括，前者太過武斷而后者卻達不到結構的高度。高覺敷曾說：“唯結構主義者一般都認為結構是先驗的，它是由人的心靈和無意識能力投射于自然和文化現象的結果，似乎不能通過經驗的概括而只能通過理論模式認識它。”但是皮亞杰并沒有把結構的起源推諉于先驗論或預成論，而是創立發生認識論去解決結構的起源問題。
皮亞杰的結構主義是其發生認識論思想的方法基礎。他把動作或心理運算所概括形成的抽象結構看做認知發展的結構。這種結構不是對外界經驗的概括，而是主體自身動作和邏輯數理經驗的協調。皮亞杰是把結構思想系統地介紹到心理學的第一人，并發展了這種結構論思想。他認為只有作為一個能夠自動調節的轉換系統的整體才能構成結構，而人類智慧正是這種結構的典范，他通過大量觀察和實驗來證明主體認知結構的存在。
皮亞杰強調結構發生的同時，絲毫不忽視主體在結構建構中的重要作用。
皮亞杰結構主義基本觀點是：反對孤立地、分別地對事物進行無休止地分析研究，主張從事物結構的整體中發現其內在的組織結構和轉換規律；反對對結構進行孤立的、宿命式的先驗表述，主張通過反映抽象和協調作用建構其發生的結構主義；反對結構對主體的排斥和消除，主張在強調歷史發展的同時，注意突出主體在結構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皮亞杰還試圖通過結構主義的整體性、轉換性和自我調整性三個基本特性，在數學、生物學、心理學和語言學等學科里建立起一種普遍適用的結構主義方法。[1]
結構主義后世影響1968年出版的《結構主義》，是皮亞杰對其半個世紀生物學、心理學和發生認識論研究的思想方法的總概括，凝聚了皮亞杰思想的精華，是對存在于各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思想方法的提煉，對哲學也產生了較大影響。[1]
結構主義作者簡介讓·皮亞杰（1896—1980），瑞士心理學家，近代兒童心理學家。發生認識論創始人。1896年出生于瑞士若沙特，1918年獲得自然科學博士學位時才剛剛22歲。皮亞杰早年接受生物學的訓練，大學時期學習哲學。但他在大學讀書時就已經開始對心理學有興趣，曾涉獵心理學早期發展的各個學派，如病理心理學、弗洛伊德和榮格的精神分析學說。1929—1975年，皮亞杰在日內瓦大學擔任心理學教授。先后當選為瑞士心理學會、法語國家心理科學聯合會主席。1954年任第14屆國際心理科學聯合會主席。皮亞杰對心理學最重要的貢獻，是把弗洛伊德的那種隨意、缺乏系統性的臨床觀察，變得更為科學化和系統化，使日后臨床心理學有了長足的發展。《結構主義》摘要：
? ? 作者：皮亞杰(JEAN PIAGET)
一個群，就是由一種組合運算（例如加法）匯合而成的一個若干成分（例如正負整數）的集合，這個組合運算應用在這個集合的某些成分上去，又會得出屬于這個集合的一個成分來。還存在一個中性成分（在我們選用的這個例子里，是零），這個中性成分和另外一個成分結合，并不使這另一個成分發生改變（這兒是n+0＝0+n＝n；尤其是這里還存在一個逆向運算（在我們這個特定情況里，是減法），正向運算和逆向運算組合在一起，就得出那個中性成分來（+n-n＝-n+n＝0；最后，這些組合都是符合結合律性質的組合（這兒是[n+m]+l=n+[m＋l])。 只有當我們給這堆石子作出一個精致的理論，把它整個“潛在”運動的體系考慮在內，這堆石子才成其為一個“結構”。這個問題，就把我們引到物理學上來了。
就是到達點不受所經途徑不同的影響而保持不變的原理。例如，在空間里位移的一個整體，就是這樣（因為，兩個連續的位移仍舊是一個位移；因為一個位移能夠被逆向的位移或“返回”所抵消，等等）。然而位移群的結合律性質相當于“迂回”的行為，在這一點上，對于空間的一致性來說是基本的。因為，如果到達點因所經途徑不同而時常在改變的話，那就會沒有空間可言，而只有可與赫拉克利特所談過的那條江相比擬的永恒流水了。 群作為轉換作用與守恒作用不可分割的結合，是構造論的無與倫比的工具。這不僅由于群是一個轉換的體系，而且還因為，并且主要因為，通過一個群分化成它的子群， 以及有可能通過這些子群之一過渡到另一些子群，這些轉換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加以配 方的。就是因為這樣，除了被位移圖形的大小之外（因此是距離），位移群讓它的角、 平行線、直線等保持不變。于是人們能使大小改變而保持其余一切不變，就得到一個較 普遍的群，而原位移群成了這個更普遍的群中的一個子群：這就是相似群，可以在不改 變形狀的情況下放大圖象。 接著，人們可以改變圖象的各個角，但是保持它原來的平行線和直線等，這樣就得到了一個更普遍的群，而上述相似群就成了它的一個子群,這就是“仿射”幾何群， 群以高一級的新的抽象超越這些成分；這新的抽象就是要抽繹出我們可以使任何一種成分都能受其支配的某些共同的轉換規則。 同樣，布爾巴塞學派的方法，就是用組成同型性（isomorphismes)的辦法，去抽繹出最普遍的結構，使各種不同門類的數學成分，不問這些成分來自哪個領域，完全根本不管它們各自的特殊性質，都能服從于這些最普遍的結構。 首先是各種“代數結構”，代數結構的原型就是群，但是還有群的派生物（“環“[anneaux英文為rings]、“體”[corps英文為field]，等等）。 這差不多就等于說，在強調函數時，范疇的重點不再是母結構，而是放在可以發現出結構來的、建立關系的那些程序本身上面。這就又等于把新結構不是看成從先前的各種運算已達成的各種“存在”中引出來的，而是從作為形成過程的這些運算本身里抽繹出來的。 這里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一個邏輯體系，就它所證明的定理的整體而言， 就是一個封閉性的整體。但是，這只是一個相對的整體，因為對那些它不加以證明的定理而言（特別是那些不能決定真假的定理，原因是形式化有限度），這個體系的上方是開放著的；而且這個體系的下方也是開放著的，原因是作為出發點的概念和公理，包含著一個有許多未加說明的成分的世界。 關于邏輯結構的思考，對一般結構主義來說，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指明 在哪些方面“結構”不能跟它們的形式化混為一談？并且指明，在什么上面，從一種我們將要努力逐步加以說明的意義上說，結構是從“自然的”現實中產生的。 我們已經從哥德爾的研究結果中引出了若干關于形式化的限度的重要看法，并己能證明除了存在形式化的等級之外，還存在著不同程度地半形式化半直覺性的或相近的知識的不同等級，可以說，它們也在等著實現形式化哩。因而形式化的界限是可變動的、或權宜性的，而不是象標志王國的疆界的一個城墻那樣，一旦封閉，就一成不變了。拉德利哀（J．Ladriere）曾提出一個巧妙的解釋，他認為“我們不能一下子就把思維可能有的各種運算一覽無余”。 在一個人們可以說是通過調節作用保持自己守恒性的總體“體系”里，結構 和功能是不可分的 巴什拉（G.Bachelard）在他最優秀的著作之一《非的哲學》（Laphilosophie
du non）里曾描述過這個程序。它的原理是，一個結構一經被構成，人們就對結構中能表現本質的或至少是必要的性質之一給予否定。例如，作為有交換律的古典代數學，從漢密爾頓（Hamilton）開始人們就創造了一種無交換律的代數學；歐氏幾何學又被非歐幾何學配成了對；以排中律為基礎的二值邏輯，則有布勞威爾（Brouwer）否認這個原則在無窮集合情況下的價值而用多值邏輯來補充，如此等等。在數理邏輯結構的領域里，這就幾乎成了一種方法：有了一個已知的結構，人們就企圖用一個否定的體系來建造出各種互補的體系或不同的體系，然后人們把它們匯集成一個復雜的整體結構。在格里斯（Griss）的“沒有否定的邏輯”里，一直到否定本身也這樣地被加以否定。另一方面，當問題是要決定，象在有限的基數和序數之間、在概念和判斷之間等等的關系之中那樣，究竟是系統A導致系統B，或者是相反系統B導致系統A時，人們可以肯定，最后總是要由辯證的相互作用或辯證圈來取代線性的先后關系或前后聯系的。 主體的活動，在認識層次上說（也許如同在道德價值或美學價值等等的層次上一樣），要求有一個繼續不斷的除中心作用過程來把他從自發的心理方面的自我中心現象里解放出來，這樣做并不就是為了要得到一個外在于他的完備的普遍性，而是為了有利于一個協調的和建立互反關系的連續不斷的過程；正是這個過程本身是結構的產生者，它使種種結構處于不斷的構造和再構造的過程之中。 一個內容永遠是下一級內容的形式，而一個形式永遠是比它更高級的形式的內容。 在這種情況下，抽象的構造過程只是一個發生過程的形式化了的倒轉，因為發生過程也是通過反映抽象而進行的，不過是從較低水平的階段開始的。 對于一位數學家來說，相信有“理念”，相信在發現負數和開方求根之前，虛數√-1從古以來就在上帝的懷抱里永恒地存在，這是富有魅力的。可是，自從哥德爾定理出現之后，上帝本身也已經不再是不動的了，他不斷地建立起越來越“強”的系統，這樣上帝就變得更加活躍了。可是，如果我們從數學轉而來看現實的結構或“自然”結構時，問題就更加尖銳了：喬姆斯基的理性天賦論，或者列維-斯特勞斯主張的人類智慧永恒論，只有在忽視了生物學的條件下才能使我們的精神得到滿足，至于談到有機界的結構，我們又可以在這里面看到，那或者是演化中結構過程的產物，或者是其成分自古以來就銘刻在原始的脫氧核糖核酸（DNA）里的一種組合系統的產物。總之，在一切層次上都又會碰到這個問題的。在我們所處的有限領域里，作為結束，只要看到以下幾點就夠了：關于發生構造論的研究是存在的；這些研究工作由于有了結構主義的前景已經得到了加強，而不是被削弱了； 如同在數學里布爾巴基學派的結構主義由于有了一種求助于一些更加能動的結構（各種“范疇”及其“函數”的基本維（譯者注：參看第6節后一部分的敘述1）的運動，已經得到了發展；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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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天高地圓 > 《科學理論創新重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