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城崗龍山文化大城 ——“禹都陽城”的所在地

中國20世紀百項重大考古發現之一的河南登封告成鎮八方村王城崗遺址，是一處河南龍山文化遺址，1954年被發現。1975年為探索夏文化，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下同）的安金槐先生率隊進行調查，1976年開始發掘，197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國歷史博物館 （現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部合作發現了一座河南龍山文化城址[1]，即后來所稱的小城，同時在其東北不遠處發現了戰國時期韓國的陽城(圖一)，出土有“陽城倉器”陶文陶片(圖二)，在學術界引起轟動。鑒于其重要性，國家文物局于1977年11月召開了登封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2]，偃師二里頭考古隊、山西夏縣東下馮考古隊、登封王城崗考古隊的代表和對夏文化素有研究、熱衷于夏文化探索的考古工作者出席了會議，人數有數十人。會上，各考古隊的代表匯報了各自的工作和認識，鄒衡先生提出了“鄭州商城是亳都”、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是夏文化說。由此形成了四種觀點：二里頭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河南龍山文化與二里頭一期是夏文化，二至四期是商文化；二里頭文化一至三期是夏文化，四期是商文化；二里頭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夏鼐先生出席會議并發表了重要講話，指明了探索夏文化的途徑和夏文化的概念[3]。安金槐先生在發言中，以地望、年代和戰國陽城的發現為依據，認為王城崗龍山文化城址可能是文獻上記載的“禹居陽城”或“禹都陽城”的“陽城”。夏先生的講話肯定了該城是河南龍山文化城址，但對其是不是禹都陽城未發表意見，不過他認為戰國陽城的發現為尋找禹都提供了旁證和線索。

圖一 王城崗河南龍山文化小城與東周陽城位置圖

圖二 東周陽城出土的“陽城倉器”陶文拓片

學術界普遍認為夏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如果王城崗河南龍山文化城址確系“禹都陽城”，其學術意義自然非同小可。因此，由此開始，圍繞王城崗龍山文化城址的性質問題便爭論不斷。以安金槐先生為首的支持其為“禹都陽城”的學者的觀點如上述，不同意其為“禹都陽城”的學者，則認為城址面積過小，與都城規模極不相稱，再加上后來C14測定的年代較據文獻推定的年代要早，推測其是夏朝最早的都城的證據不足。

筆者對夏文化探索有濃厚的興趣，1963年秋曾帶領學生赴偃師二里頭遺址進行發掘，也參加了1977年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聆聽了夏先生的講話和與會學者的發言，但對于王城崗城址的性質卻遲遲不敢發表看法。經過多年的困惑和思考，1986年終于發表了《二里頭類型的文化性質與族屬問題》一文[4]，提出了二里頭文化是“‘后羿代夏’以后的夏文化”“以臨汝煤山二期為代表的由王灣三期文化(即指河南龍山文化)到二里頭文化的過渡類型遺存，論時間當已跨入夏代，很可能就是夏代初期的文化”的論斷。我心里明白，這一觀點的提出對于探索早期夏文化來說是一個進步，但畢竟沒有直接涉及王城崗河南龍山文化城址是不是“禹都陽城”，問題并沒有解決。10年之后的1996年，國家“九五”科技攻關重大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為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帶來了契機。

1996年啟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5]，總目標是制訂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時期年代學年表，對夏代來說，就是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為此，工程設置了“夏代年代學研究”課題，在課題之下設置了“早期夏文化研究”和“二里頭文化分期與夏商分界研究”兩個考古學專題，在實施過程中又新增了 “商州東龍山文化分期與年代測定”和“新砦遺址的分期與研究”兩個專題。圍繞這些專題，我們組織人員對登封王城崗、偃師二里頭、新密新砦、商州東龍山、鄭州商城、偃師商城等遺址重新進行發掘。根據對鄭州商城、偃師商城重新進行發掘所獲資料的研究和C14測定結果，確定兩座商城的始建時間基本相同或略有先后，都可作為夏、商分界的界標，明確了夏代的下限；而對登封王城崗遺址的重新發掘和工程結項后的再發掘，則發現了王城崗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大城，并進行了測年，確定了夏代的上限[6]。這些都為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建立作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圖三 王城崗河南龍山文化大城打破小城及二者示意圖

王城崗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大城的發現是夏代考古的重大突破，它為推斷其為“禹都陽城”、確定夏代年代上限提供了重要佐證。前面我們提到1977年發現的小城，安金槐先生曾推測其有可能是“禹都陽城”，只是因為面積太小、后來C14測年得出年代又太早而未被多數學者認可。而此次發現的大城面積達34.8萬平方米，是迄今所知河南龍山文化城址中最大者；在地層關系上表現為王城崗龍山文化三期的大城北城墻打破了屬于二期的小城北城墻 (圖三)；C14測年數據晚于小城，其上限不晚于公元前2100—前2055年或公元前2110—前2045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70—前 2030年或公元前 2100—前 2020年，其中間值約為公元前2055年，與文獻推定的夏之始年公元前2071年基本相當；其地望亦因附近戰國陽城出土之“陽城倉器”陶文而具說服力，因而其為“禹都陽城”的推斷亦為學界多數學者所認同，大城的年代自然也最接近夏朝年代的上限。我是鄒衡先生“二里頭文化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觀點的支持者，同時也是王城崗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大城是“禹都陽城”的支持者，我為《登封王城崗考古發現與研究(2002—2005)》報告所寫的序言——《“禹都陽城”的新證跡》，收入《文明探源與三代考古論集》[7]中，2011年由科學出版社岀版，已充分表達了我的態度和觀點。在我看來，王城崗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大城是文獻所記之“禹都陽城”乃不易之論，回避不得，也難以否定。

（本文插圖來自《登封王城崗與陽城》及《登封王城崗考古發現與研究》兩書，謹表謝忱）

王城崗出土陶器

注釋：

[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登封王城與陽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2]余波：《國家文物局在登封召開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河南文博通訊》1978年第1期。

[3]夏鼐：《談談探索夏文化的幾個問題——在“登封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閉幕式上的講話》，《河南文博通訊》1978年第1期。

[4]李伯謙：《二里頭類型的文化性質與族屬問題》，原載《文物》1986年第6期，收入李伯謙的《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中，科學出版社，1998年。

[5]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 (簡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

[6]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崗考古發現與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 ，2007年。

[7]李伯謙：《“禹都陽城”的新證跡》，《文明探源與三代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 ，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