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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4月24日，陳省身、楊振寧、李政道、李遠哲應臺灣清華大學（新竹）校長劉兆玄的邀請，參加清華大學80周年校慶，并在“杰出校友座談會”上回答師生的問題，座談會的談話記錄被收錄在《楊振寧文集》（華東師范大學1998年出版）里，下文是從中摘選的部分內容。 數學系同學：在科學研究的領域中，存在很多問題，這些問題有大有小，我們研究應該從大問題著手較好，還是從小問題著手？ 楊振寧：我念書時，有一位教授是當時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之一，常跟研究生座談，有一次同學問他：應該做大題目，還是小題目？他說：多半的時間應該做小題目，大題目不是不能做，只是成功機會較小，若能透過做小題目的訓練，則更能掌握解決大題目的精神。幾十年來，我仍覺得他的勸告是正確的。 陳省身：科學工作的好與壞、大與小，都很難說，要看各人不同的判斷。像愛因斯坦當年在瑞士聯邦工學院做學生時，數學、物理是同一系，二者不分，據他的自傳中說，他可能學物理，也可能學數學，但數學都是搞小問題，物理則是大問題，而他要研究大問題。愛因斯坦是成功了，但我還是希望大家先選小問題來研究比較有把握一些（哄堂一笑）。 物理系同學：數學對科學而言是一相當嚴謹而有用的工具，但不知諸位在研究過程中，會不會覺得數學限制了你的思考路徑，發現數學并非十全十美，有些問題并非數學能解決的？有時在研究問題時，若能以數學以外的方法去看待，反而會變得很簡單？ 陳省身：有很多問題數學家的確不能解決。當年我在芝加哥大學教書，有一位哈密先生就認為，學物理的人不要念太多數學。這話不知是否正確？他說，一個物理學家所需要的數學，他自己就可以發現，用不著去念太多書。 李政道：物理跟數學的確有很密切的關系，可是數學不是物理，物理的目的是解釋自然界的現象，解釋要用到數學，可是關鍵在自然界本身。有一個故事說：有個人拿臟衣服要去洗，看到有家店外面，寫著“洗衣店”，于是他就提著那包臟衣服進店里。里面的人問他：“你干什么？”他說：“我來送洗衣服。”“我們店不洗衣服！”“那為什么外面牌子寫著'洗衣店'？”“我們是賣那牌子的！”這故事是說：物理是真正洗衣服的，而數學是那牌子，不過牌子也很重要。（這時陳省身院士不疾不徐接過話） 陳省身：奇怪的是，這牌子會有用！（又是哄堂大笑） 楊振寧：我有一點補充意見。物理和數學有很微妙的關系。在十八九世紀，數學和物理發展的時候，兩者的關系十分密切。牛頓之所以發展出微積分，是因為他想知道行星的軌道與萬有引力，以及牛頓的三大定律。可以說直到19世紀的上半葉，數學中很多思想的泉源是從物理現象來的。可是后來數學的價值觀逐漸獨立，20世紀一位重要的數學家，也是陳教授從前在芝加哥大學的同事，他在30年前說：20世紀數學最大的成就，是從物理的約束中自我解放出來。這句話以現在來說并不完全正確，物理學者通過他們的價值觀念，研究了自然現象，發現其中有很奧妙的數學結構，這些結構不是物理學家本來所學過的，而數學家已從不同的價值觀獨立研究過，這情形已屢見不鮮，最有名的例子是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 愛因斯坦在1908年開始，想推廣他1905年的狹義相對論，使其在引力場中也可運用相對的觀念，這其中所需要的數學是愛因斯坦所不知的，可是他有了一個思考的方向。后來他的一位數學朋友告訴他，這在上世紀黎曼已經開始，是19世紀數學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這使他在1915、1916年完成了他的廣義相對論。所以，一個物理學家如果不了解數學可能在他的研究范圍里所能發生的作用，往往不易成功。 電機系教授：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諸位院士。第一，如何選取研究的方向與領域？剛才幾位先生談到，即使在西南聯大物質貧乏的時代，如楊教授說，他的學士論文就能奠定他日后研究的基礎。不過，若從另一觀點來看，諸位所遭逢的正是近代物理學蓬勃發展的階段，時也？命也？運也？我們到底要如何選擇？第二，清華師資的基干大概在四十歲左右，很多教員很努力，也愿意努力，不過有一點困難，即不知如何做學術生涯的規劃，關于這一點，想請教各位。 楊振寧：我想把這個問題用另一個方式說明。大學中有很多優秀的研究生，他們自己和老師都不能預測未來的成就有多大，可是二三十年后，成就卻可能懸殊。回想一下，成功的同學在當時并不見得比不成功者優秀許多，這其中有一基本的道理，即有人走對了路，左右逢源，有人走錯了路，再努力也不能有大成。那么將來有大發展的方向是什么呢？這無法有一定的答案。一個研究生對自己前途最重要的責任，是必須掌握自己所念的學科中那些部分是比較有前途發展的，還要掌握住整個領域發展的大方向。如何做到呢？我的建議是，把“天線”放長些，多方瀏覽，不只是瀏覽本身學科狹窄范圍的文獻，更要隨時留意其他的學科，透過廣泛接觸，才能找出這門領域的大方向。陳省身：選擇科目與方向是很難決定的，中間有很多是靠機會。我的建議是，要有廣博的知識，不要只念自己本身科目的東西，不管有無相關，都能盡量吸收，了解的范圍愈廣，做正確決定的可能性就愈增加。 數學系同學：想請教四位，您們都是在獲獎之后，就一直留在美國研究，事實上也都歸化為美國籍，這是否說明了您們的研究生命必須在美國才得以開展、延續？西方世界是否有比華人世界更優越的科學研究潛力？諸位是否曾考慮在未來的日子里回到華人世界，在內陸、臺灣或香港，從事科學研究或教育下一代？ 李政道：研究的環境是不斷在變的，陳省身、楊振寧與我當時的中國環境跟今天又有不同，我大部分的工作是在美國。但很多新的成功科學家，如高溫超導體的朱經武、吳茂昆、趙忠賢等人，趙忠賢可說完全是在內陸進行，而吳茂昆則是在新竹。我們是一代傳一代，盡自己的努力幫助下一代人成長，我相信不久，兩岸中國人與海外可以聯合起來，屆時中國科學的發展一定可以獲致極大的成功。 楊振寧：我想提兩點補充意見。首先，我的研究工作若不在美國的環境中是否做得出來？我曾經思考過，有一大部分工作，若我在50年代初回到內陸，是不可能做的，而這些都是和物理現象比較發生關系的，因為這些現象發生的地方，主要是在美國，美國有很多人才、財富、大型加速器、新資訊，若當時回內陸，恐怕就不會朝這些方向發展了。但是也有一些另外的工作是可以不在美國做的，一些不與立刻發生的事情有緊密關系的工作，我也做過很多，而且很重要，如果我回到內陸，這些工作恐怕不僅能做出來，甚至會提早，因為我的精力只好用在這上面。 楊振寧：剛才那問題背后或許還有一層涵義，即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否與目前政治、社會、經濟發展的條件，與對個人科技研究的前途是不利的。關于這一點，我覺得眼光應該放遠。19世紀末，中國文化受西方文化沖擊，發生激烈辯論，產生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種說法。從近距離看，覺得中國在近代科學發展上很緩慢，但從遠距離看，其實不慢。第一次兩個中國人得到物理學博士學位，都是在1910年代于美國獲得的，他們回到中國，教育了一批人，當我于1938至1942年間在西南聯大讀書時，其課程跟當時世界第一流的大學相比，完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有過之”，是因為我們良好的教育傳統。西南聯大得天獨厚，有強大的師資陣容，我得到很大益處。再舉一例。中國內陸一直給人落后的印象，這是錯誤的，內陸的科技其實相當進步。在1948、1949年時，中國根本不知何處有鈾礦，更不用談開采了，但到了1964年，他們不僅試爆第一顆原子彈，兩年八個月后，又試爆了氫彈。這足以說明他們培養了千千萬萬的科學家，所以中華民族與中國傳統，在有組織的情況下，從科技上進軍，是完全可以跟西方社會抗衡的，西方人也很清楚這一點。因此，他們對中國人能做科技工作不僅非常之佩服，而且害怕，這害怕也不是自今日始，而是從19世紀末就開始了，當時中國人所做之事補償了幾百年之落后。對于在下一世紀，中國人將走向每一科技的最前端，我深表樂觀。 轉自：和樂數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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