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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合博弈論 復合博弈論又稱對策論或游戲理論，它是基于數理分析和邏輯推理基礎上的一種合理決策理論。博弈論是科學行為主義學派極為推崇的一種理論框架，它包含研究“合理行為”的策略和方法，是游戲規則和策略選擇的統一。 作為一種國際政治理論，博弈論首先有兩個基本假設：（1）競爭各方在安排其優先選擇、估算得失和估計對方選擇時都說符合理性的。博弈的定理是任何策略均以最小最大為基礎，即最小收益最大化、最大損失最小化。 博弈的基本形式有零和博弈和變數博弈兩種，即誰是懦夫和囚徒困境。博弈理論在西方國際關系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為國際關系學科注入了活力，加深了對國際問題的理解；但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中，博弈模型顯得過于簡單、刻板，人們對其實用性提出了質疑。 霸權后合作論 霸權后合作論是認為霸權國衰退和消失后國際合作仍將繼續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屬于自由主義的范疇，代表作是基歐漢的《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該理論主要研究發達工業國家之間的合作，反駁了霸權穩定論的基本假說：霸權國以其強大的權力建立起來的國際體制和國際規則，將隨著霸權國的衰退和消失而解體，烤漆維護的國際合作會被國際沖突所替代。 霸權后合作論認為霸權國運用巨大權力建立的國際體制和國際規則為國際合作奠定了基礎，其最大功能就是加強信息流通、降低交易成本、減少不穩定性、規范國家行為，為各方均可得意的國際合作鋪平道路。但國際制度一旦建立起來，就不一定非要霸權國及其強制性壓力才能維持。因為系統中主要國家會處于自身利益有意識地共同維護這些制度，使得國際合作在沒有霸權國的情況下仍然會在國際制度的保障下比較順利地進行下去。霸權后合作論成為可能的根本條件是國際制度的繼續存在和發揮作用。霸權后合作論發展成為以討論國際制度為核心的新自由制度主義。 集體安全論 集體安全是國際社會設想的以集體力量遏制或制止其內部可能出現的侵略者和侵略行為的方法來保護每一個國家的國家安全的一種安全保障體系。集體安全的口號是“一國為大家，大家為一國”。 該理論有三個要素：集體安全組織的成員來源具有普遍性；集體安全要求建立一套合法有效地防止侵略的安全機制，這是集體安全是否成功的關鍵；集體安全武力對大國實行有效的制裁措施，也無法對付有盟國或大國支持的國家，面對侵略國家和侵略行為，成員國就是否干預或怎么干預不能達成一致意見等。 集體安全的前提條件可以劃分為主觀和客觀兩種：主觀條件指的是成員國對集體安全的一般接受能力；客觀條件指的是全球形勢應適合集體安全的運作。集體安全是為了改變均勢體系下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而設計出來的，所以無論是理論上還是現實上都難免過于理想化。 文明沖突論 文明沖突論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者亨廷頓最先在1993年提出的，該理論試圖以一種新的視覺來解讀當今的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為西方特別是美國制定新的國際戰略提供理論依據。1996年亨廷頓出版了《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對這一觀點進行了全面的總結歸納。 文明沖突論有以下四個基本觀點： 第一，導致未來沖突的根本原因是文明的差異性，文明之間的分界線將成為未來的戰線。人類在經歷了君主沖突、民族國家沖突和意識形態沖突之后，將進入文明沖突的階段。亨廷頓認為，文明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種族或民族，而是宗教。世界由基督教、儒教、日本教、伊斯蘭、印度教、南斯拉夫—東正教、佛教、拉美文明以及非洲文明組成。未來的沖突將在這些文明分隔開的文明交界處爆發。 第二，導致文明沖突的原因是：文明的差異是根本性的；不同文明的相互影響加深，強化了文明意識，加劇了文明之間的敵對情緒；全球經濟和社會變革正把人們從地域屬性中分開，削弱了民族國家的地位；西方處于權力頂峰，刺激了其他地區文明意識的發展；文化特性和差異不易改變，也難以用妥協的方式解決。 第三，西方與非西方的對抗將成為沖突的焦點。亨廷頓認為，西方與非西方沖突的根源在于軍事、經濟、社會制度的競爭和與基本價值觀念及思想信仰有關的文化差異。未來國際政治的核心因素，將是西方與非西方的沖突。非西方社會會希望走一條現代化但并不西華的道路。 第四，文明沖突的主要形式一般有兩種：一種是地區或微觀層次上的沖突，即屬于不同文明的毗鄰國家或一國內不同文明的集團之間的斷層線沖突：二是全球或宏觀層次上的沖突，即不同文明的主要國家之間的核心沖突。其中，斷層沖突具有相對持久、時斷時續、暴力水平高的特點，它不可能被徹底消除，只能被暫時中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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