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緝思:亨廷頓理論的啟迪與謬誤 作者:王緝思,中國國際政治學家,著名美國問題學者。曾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 本文來源:《世界知識》2003年第9期 從美國打擊伊拉克的戰爭回溯——9·11的震蕩,阿富汗戰爭的硝煙,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以暴易暴,印尼的巴厘島慘案……所有這些把伊斯蘭激進勢力同美國及其所代表的國際勢力的尖銳矛盾,活生生地展現在這個世界上,不由得讓人們再次想起了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十年前提出的一個理論:西方和非西方文明之間的沖突將成為冷戰后全球政治斗爭的主線。這就是不斷引起激烈爭論和強烈抨擊的“文明沖突論”。此處需要指出的是,亨廷頓所謂的“文明”實際上主要是指宗教而言。
“理性”思維的有限性
人們不斷提起“文明沖突”的話題,顯然不能證明亨廷頓理論的淺薄和荒謬。至少,亨廷頓獨樹一幟,判斷并預見到了冷戰后世界上的主要沖突形式,指出了病癥,找到了病灶。至于病根,即文明之間沖突的本源何在,亨廷頓在他1996年出版的一部專著中提出了全面的見解。這不是一本學術著作,而是推理周密的一冊政論,擴展了他本人在1993年那篇引起轟動的論文中提出的基本觀點。 為了論證冷戰后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和非西方的矛盾,亨廷頓近年來還做了不少學術調研。例如1997年秋,他在哈佛大學主持召開了一次國際會議,從世界各個主要國家和地區各邀請一位學者,就冷戰結束后對本國安全威脅的主要來源和所希望看到的國際政治格局撰寫一篇論文。亨廷頓特別強調,論文要反映作者所在的國家和地區的官方觀點或主流觀點,而不是作者的個人觀點。我給會議提交的論文指出,中國主流觀點認為對世界和平和穩定的主要威脅是美國霸權主義,對中國國內政治穩定的主要外部威脅是西方國家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中國要促成多極化的國際格局。會議上沒有多少懸念的是,西方國家眼中的主要威脅來自非西方,而非西方國家眼中的主要威脅來自西方。 9·11以后的亨廷頓,以他一貫的冷峻,對于各種針對他的評論不做出任何直接回應,也很少發表言論。他曾經以一種“擺事實而不講道理”的方式,在報刊上低調講述了多年來“伊斯蘭同其他文明的斷層地帶到處流淌著鮮血”的悲劇。 中國一些評論家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點。他們首先指出,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才是人類沖突的根源,宗教即亨廷頓所界定的“文明”,只不過是利益的載體。但是,這種“利益決定論”似乎很難解釋,為什么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宗教的影響不但沒有下降,而且在許多社會中,傳統宗教信仰呈上升趨勢,一些邪教也在蔓延;“利益決定論”也很難解釋恐怖主義的非理性行為。 作為政治學大家的亨廷頓,對于用社會科學中“理性選擇”的方式來解釋世界歷史和政治行為,一直是抱懷疑態度的。如果說國家和政黨作為一個政治機器有時還會失去理性的話,個人和非政府的團體更容易做出9·11那種喪失理智和違反人性的事情,從而災難性地改變歷史進程。亨廷頓本人持保守的基督教信仰,雖然他在著述中并沒有清楚地表達這一點。正是因為他對宗教有切身體會,他才能夠解釋某些宗教極端主義行為的非理性思維。在我們當代中國社會的價值觀里,無神論占據主導地位,因此“經濟決定論”、“利益決定論”、“權力決定論”容易深入人心,而對宗教非理性缺乏感性認識。但是,只有理解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有神論人群如何思維和推理,才能真正把握國際政治的真諦。就此而言,亨廷頓的見解有助于我們全面理解當今世界形勢,理解9·11的發生、伊斯蘭世界的反美情緒,以及西方的反恐情結。 國內對亨廷頓的另一種批評,是說他鼓吹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反對各種文明的共存和相互間的對話。事實上,如果真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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