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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大學中國語文教育研究所 徐林祥 2018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于漪全集》。全集分基礎教育、語文教育、課堂教學、閱讀教學、寫作教學、教師成長、序言書信、教育人生8卷21冊，收錄了于漪自1951年參加教育工作至今寫作的論文、論著、序跋、書信等，全方位地展現了于漪的學術造詣、教育思想、教學成效和成長歷程。閱讀《于漪全集》，梳理于漪作為語文教育工作者所做的貢獻，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于漪準確揭示了語文教學的目的和任務。 語文教學的目的和任務是1949年以來語文教育界反復討論的話題。經過1959年和1961年《文匯報》組織的關于“語文教學目的和任務問題”的討論和“怎樣教好語文課”的討論，1963年教育部頒布的《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首次明確規定：“中學語文教學的目的，是教學生能夠正確地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使他們具有現代語文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具有初步閱讀文言文的能力。”“文革”結束后，教育部1978、1980、1986、1990、1992、1996年頒布的中學語文教學大綱對語文教學目的和任務的表述不盡相同，但“正確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的文字”一直是其基本內容。 于漪肯定并堅持了“正確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的表述。她在1997年出版的《語文教學談藝錄》首頁即明確要求“教師指導學生正確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培養他們具有適應實際需要的現代文閱讀能力、寫作能力和聽說能力，具有初步的文學鑒賞能力和閱讀淺易文言文的能力，養成自學和運用語文的良好習慣”。 與于漪在《語文教學談藝錄》中的表述相比，2001年頒布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語文課程應致力于學生語文素養的形成與發展”、2003年頒布的《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語文課程應進一步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使學生具有較強的語文應用能力和一定的審美能力、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為終身學習和有個性的發展奠定基礎”，均丟失了“正確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的文字”的表述，使得語文教學的目的和任務顯得模糊不清。 2008年，于漪撰文指出：“語文的定位。語文是學習和工作的基礎工具，是學習其他各門學科的基礎。這就把‘文革’中語文課名存實亡，或與政治課拼成政文課、與唱樣板戲拼成革命文藝課的怪現象從根本上廓清，還語文學科‘指導學生正確理解與運用祖國語言文字’的本來面目。” 直到《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義務教育階段的語文課程，應使學生初步學會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進行交流溝通，吸收古今中外優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養，促進自身精神成長”、《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年版）》“語文課程應引導學生在真實的語言運用情境中，通過自主的語言實踐活動，積累言語經驗，把握祖國語言文字的特點和運用規律，加深對祖國語言文字的理解與熱愛，培養運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能力；同時，發展思辨能力，提升思維品質，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養高尚的審美情趣，積累豐厚的文化底蘊，理解文化的多樣性”，類似“正確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的文字”的表達，才重新回到國家語文課程教學指導文件中來。 其次，于漪辯證闡述了語文教學的性質和特點。 語文教學的性質和特點同樣是語文教育界反復討論的話題。1963年教育部頒布的《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第一次確認了語文學科的工具性，指出：“語文是學好各門知識和從事各種工作的基本工具。”其肯定語文學科的工具性無疑是正確的，但過于強調語文學科的工具性，有可能忽略語文育人的大目標。 于漪贊同語文學科具有工具性的特征，但她認為，“語文僅僅作為一門工具是遠遠不夠的”。早在1979年，于漪就辯證地闡述了語文學科“既教文，又教人，把思想教育滲透在語文訓練之中，使學生的思想水平和理解、運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能力獲得雙提高”的教學理念，并指出：“要有思想內容與表達形式辯證統一的整體觀念，從語言文字的表達入手，仔細琢磨，反復推敲，真正理解作者的寫作意圖，體會文中所寓含的思想的高度、深度、廣度；而在準確地把握文章的主旨后，再從語言和內容的結合上體察文字運用的奧妙與匠心，牢牢捉住作者傾注思想感情的傳神之筆。” 20世紀80年代以后，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相碰撞，延伸到語文學科，引發了語文課程性質的討論。1987年陳鐘梁發表《是人文主義，還是科學主義？——語文教學的哲學思考》一文，率先提出了語文教學的人文性問題。1990年程紅兵發表《語文教學“科學化”芻議——與魏書生同志商榷》，1993年韓軍發表《限制科學主義 張揚人文精神——關于中國現代語文教學的思考》，張揚了語文教學人文性的旗幟。 1995年，于漪發表《弘揚人文 改革弊端——關于語文教育性質觀的反思》一文，充分肯定了語文學科的人文性，明確指出：“語文教育就是教文育人。”同時辯證地指出：“漢語和其他民族語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個統一體的不可割裂的兩個側面。沒有人文，就沒有語言這個工具；舍棄人文，就無法掌握語言這個工具。”“語文學科作為一門人文應用學科，應該是語言的工具訓練與人文教育的綜合。” 在《語文教學談藝錄》中，于漪重申了這樣的觀點：“語文學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側面，不可機械地加以割裂。”“說語文學科具有人文性，絕不是排斥它的科學精神；說語文學科具有工具性，也絕不是削弱它的人文精神，不存在限制這一個，張揚另一個的問題，應溝通交融，互滲互透。”“只有弄清語文學科的性質，在教學實踐中把握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本質，把語言的工具訓練與人文教育有機結合起來，才能激發學生熱愛祖國語言文字的感情，有效地提高語文能力，在他們心中撒播做人的良種。” 于漪反對片面強調工具性，也反對片面強調人文性。2006年，針對有些課搞不清楚是語文課、政治課，還是電視課、雜耍課的現象，她撰文指出：“現在有些語文課的性別發生混亂了。語文課就是語言文字的課!你是教孩子語言文字和語言文字的內涵，它的思想內涵、文化內涵，離不開語言文字；離開語言文字，語文學科將支離破碎。亂拓展，亂發揮，這是什么課？我就弄不清楚。我們現在講得很多的是人文，人文是什么？人文是一種思想、一種理念，絕不是教學環節，教學步驟，它不是胡椒粉。”“人文是要通過語言文字的工具加以表達的，我們現在有些做法是把語言文字抽掉空談，語文課離開了語言文字的含英咀華、篇章結構的探討，教什么？”“我們的語文千萬要讓它姓語言文字，恢復它的本性，而不是去搞花里胡哨的東西。” “文革”后，歷次頒布的語文教學大綱和課程標準對語文學科性質的表述中，也可以窺見語文課程性質與特點討論發展遞變的軌跡。1978年頒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學校中學語文教育大綱（試行草案）》對語文學科性質和特點沒有明確規定。1980年頒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學校中學語文教育大綱（試行草案）》和1986年頒布的《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表述均與1963年大綱大致相同：“語文是從事學習和工作的基礎工具。”1990年頒布的《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修訂本）》和1992年頒布的《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試用）》進一步簡化為：“語文是學習和工作的基本工具。”1996年頒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供試驗用）》修改為：“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載體。”2000年頒布的《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試用修訂版）》《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試驗修訂版）》的表述是：“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直到21世紀新一輪課程改革，2001年和2003年先后頒布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和《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才在“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句之后，增加了“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一句。于漪作為語文課程標準的審查委員為此付出了努力。正如中央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表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在《關于改革開放杰出貢獻擬表彰對象的公示》中所指出：“她長期躬耕于中學語文教學事業，堅持教文育人，推動‘人文性’寫入全國《語文課程標準》。” 基于對語文教學目的和任務、性質和特點的認識，于漪認為：“語文教學的目標就是培養人，語文學科就是要樹立‘育人’大目標，既教文又育人，要全面培養學生。教師，特別是語文教師，首先必須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應該努力爭取做個教育家，做個‘育人’的專家。”《于漪全集》21冊中，有專論課堂教學4冊、閱讀教學3冊、寫作教學4冊，具體說明了教文育人的理念和做法。于漪說：“語文教學講究思想性、科學性，還須有一定的藝術性。”這里重點談談收入《于漪全集》語文教育卷中的專著《語文教學談藝錄》關于語文教學藝術的研究。 我國語文教學藝術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王牧天著《語文教學藝術》、符策震著《中學語文課堂教學藝術》、徐紹仲著《中學語文藝術探勝》是最早出版的一批關于語文教學藝術的著作。這些著作或是從教師備課、講課和寫作指導方面討論了語文教學藝術，或是重點討論了中學語文課堂開講的藝術、提問的藝術、講解的藝術，或者只是對中學語文教科書中的傳統篇目進行文本分析。 20世紀90年代，語文教學藝術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柳印生著《語文教學的辯證藝術》，韋志成著《語文教學藝術論》，楊九俊著《語文教學藝術論》，錢夢龍著《導讀的藝術》，蔡澄清、陳軍著《語文教學點撥藝術叢談》，歐陽代娜、王文琪、戴汝潛著《歐陽代娜中學語文教學藝術初探》，孫春成編著《語文課堂教學藝術漫談》等。這些著作，或是闡釋語文教學的辯證法，或是建構語文教學藝術論的體系，或是專門探討某種教學風格、模式或方法，或是針對語文教學中的某些現象或問題的短論與隨筆。 與上述著作不同，于漪的《語文教學談藝錄》共12章，涉及語文教學本體論、目的論和教學境界、教學目標、學習興趣、教學內容、教學過程、教學方法、教學主體等方面，每章由3～6節構成，每節既獨立成篇，又與所在章乃至全書構成一個整體，看似未建構語文教學藝術論的體系，其實又有其內在的邏輯結構，反映了于漪對語文教學經驗的總結和思考，凝聚了于漪語文教學的情感和智慧，至今仍有現實指導意義。 譬如：新課程改革提出“三維目標”以來，很多教師在教案中從“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三個方面羅列若干教學目標。其實語文“三維目標”只是提升學生語文素養這一個目標的三個維度，將“三維目標”分成三類目標或三項目標是對三維目標的誤解。《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年版）》提出語文學科核心素養包括“語言建構與運用”“思維發展與提升”“審美鑒賞與創造”“文化傳承與理解”，已經有人將教學目標設置成這四個方面各若干條了。于漪早在20年前出版的《語文教學談藝錄》中即專列“多目標導致無目標”一節，指出：“語文教學目標的制定通常應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語文知識、語文能力訓練要達到的目標；二是德育與美育方面熏陶的要求。二者在教學過程中不應分割，而應有機結合。”后來，她在一次大會的講話中又明確指出：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這三根支柱本身是融合在一起的，不是課堂上前半節教知識能力，后半節拓展一下教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絕對不是這樣，它是融為一體的”。 于漪還認為，語文學科的德育、美育應當寓于智育之中。她指出：“語文學科進行德育、美育，不是脫離語言文字訓練另搞一套，而是要做到語文訓練和思想道德教育統一。”她要求引導學生在學習語文過程中提高思想認識、道德修養和審美情趣；在領會思想內容的同時加深對語言文字的領悟，培養語文能力。為講清這個道理，她還舉了教學《七根火柴》的案例。 又如，《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年版）》將“思維發展與提升”列為語文學科核心素養的重要內容。早在1994年，于漪就發表了《語文教學應以語言和思維訓練為核心》一文，論述了語言和思維的關系：“語言是思維的工具，沒有語言的思維是不存在的；思維是語言的內容，沒有思維就不可能有語言。”她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始終將發展學生思維能力和語言感受與表達能力作為語文教學的重要內容。 在《語文教學談藝錄》中，于漪專設“組織語言訓練和思維訓練”一章，討論語文教師如何利用學習的認知規律為學生的語言和思維訓練領航開道的問題。她認為：“語文教學的核心是從學生實際出發，按照教學大綱的要求，對學生進行語言訓練。教師在對學生進行語言訓練的同時，必須大力發展學生思維的能力。”“思維訓練和語言訓練應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思維是對外界事物的概括的、間接的反映，思維是借助于語言來實現的。語言是思維的工具，沒有語言的思維是不存在的；思維是語言的內容，沒有思維就不可能有語言。”在于漪看來，教學過程實質上就是教師在教學大綱的指導下有目的有意識地使學生生疑、質疑、解疑，再生疑，再質疑，再解疑……的過程。在此循環往復、步步推進的過程中，學生掌握了知識，獲得了能力。教師在教學中，首先就要通過鼓勵學生發現問題、抓住矛盾激發思考、巧妙設疑相機啟發等方法開啟學生思維的門扉；其次要創設辨疑、析疑的條件和氛圍，在調動學生知識儲備的基礎上，靈活運用縱向比較、橫向比較等方法對學生進行語言和思維訓練，培養其良好的思維習慣，發展他們的思維能力；再次要鼓勵學生的創造精神，提倡學生積極開展研究性學習，讓他們在長知識增智慧的過程中迸發創造性的火花，鼓勵他們的思維和探索不斷向縱深發展，向課外拓展，滿足其求知的欲望，使語言感受和運用能力、認知和思維能力得到充分發展。 此外，教師為“學”而“教”的思想，讓每名學生成為“發光體”的思想等，在《語文教學談藝錄》中都有精辟論述。而所有這些都顯示了于漪的教學智慧、教學思想的超前性和對教學實踐的指導意義，并且，于漪的這些論述都用她從教的案例來生動地說明，使人學有榜樣。 于漪曾多次引用漢朝韓嬰《韓詩外傳》里的一句話：“智如泉涌，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做教師應該是智慧像泉水一樣噴涌而出，思想言行都可以做學生的榜樣。她說：“我牢牢記住這句話，努力身體力行。”于漪從事教育事業近70年，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小學教師的杰出代表、國家“改革先鋒”稱號和上海市“教育事業杰出貢獻獎”獲得者。于漪以她數十年從教經歷詮釋了什么是教師、怎樣當教師。 于漪認為：“教師是一種特殊的職業，是一種需要強烈責任意識和奉獻精神的職業。”“教師肩上挑著的是祖國的未來。”她說：“我始終將教師這種職業看成是一種放飛理想的事業，它需要的是一種自覺的人生追求。”并且，她還認為：“教育的生命力在于教師成長。”《于漪全集》滲透著她對教師職業的感悟、思考，為教師的專業發展指明了方向。 2003年，針對社會上一部分人把教育當作獲取物質利益、博取功名的手段的錯誤認識，于漪發表了《追求高尚的教育境界》一文，指出：“只要選擇了教育這個職業，就一定要追求高尚。”并指出：“高尚教育境界的追求不是玄虛的、無依據的，而是源于對教育的深刻理解，對人生的執著追求，并落實于一切教育活動之中。” 2004年教師節來臨之際，于漪應邀在上海教育電視臺作“怎樣學做人師”專題演講。她結合自身的從教經歷，從教師的人格力量、榜樣激勵自己追求高尚人格、“兩把尺子”（一把尺子量別人的長處，一把尺子量自己的不足）追求人格的完美、學做人師還須德才兼備、學做人師更須開闊視野、“師風可學”與“學風可師”幾個方面闡述了做教師的道理。 在于漪看來，教師要有教育自覺，也就是以教書育人為歷史使命的內心的真正覺醒，而要做到，須在立德、立業、立人上下功夫。師德高尚是教師修煉的目標，業務精湛是教師追求的目標。教師專業要持續不斷發展，要勤于學習，要勇于實踐，還要有批判眼光。教師教書育人，育人先育己，自己要先做人，要有敬畏之心、仁愛之情、赤子之懷。 2015年，于漪在上海市徐匯區教育系統第八屆學術節上的發言中，再次強調：“教師成長最為重要的是內心的深度覺醒，深刻體悟到自己從事工作的價值與意義：一個肩膀挑著學生的現在，一個肩膀挑著國家的未來，今天的教育質量就是明天的國民素質。”并說：“成長是一輩子的事，教育不是一個結果，而是生命展開的過程，永遠面向未來，沒有終結。教師須和學生一起成長，才有發展的廣闊天地，不斷完善自己的人格和學術素養。” 作為語文教育工作者，于漪對語文教師專業成長的論述更多。早在1995年，她就寫有《論中學語文教師》的文章，全面闡述了她對語文教師專業成長的看法。文章第一節“中學語文教師的修養”論述了中學語文教師的政治思想修養、道德情操修養、學業修養、語文能力修養；第二節“中學語文教師自身的提高”論述了語文教師的自身提高是一項長期的工作，以及提高的途徑。 2005年，于漪發表文章《鐘情·傾心·精神家園》，從“鐘情于祖國的語言文字”“傾心于語文教學”“語言，我的精神家園”三個方面，回答了“怎樣才能當一名深受學生喜歡的語文教師”的問題。 針對有些語文教師想提高教學質量，往往祈求別人的某些經驗、某些教案或實錄能在自己身上產生神話般奇跡的現象，于漪告誡說：“不能亦步亦趨，只限于治標而向前邁步。……更重要的還是抓自身的基本建設；根深才能葉茂，居高方能臨下。基礎牢靠扎實，就能因教材、教育對象的實際情況而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在廣闊的語言教學領域中導演出一幕幕精彩的育人戲劇來。” 毫無疑問，《于漪全集》是教師專業發展，特別是語文教師專業發展的最佳讀本。最后，讓我們引用于漪老師在以“激情燃燒的人生”為題的小傳中的話來結束本文：“我做了一輩子教師，一輩子學做教師!”“如果說有一點值得驕傲的，那就是我鐘情于太陽底下永恒的事業——教育事業，鐘情于與全民族素質提高血肉相連的母語教育，我激情燃燒，為之傾注全部心血，奉獻青春與生命。” ——《語文學習》2019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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