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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九歲那年，他得了一場重病。 他不明白自己為什么動不動就想小便，也不知道小腿上為什么會長出無數紅色疹塊，更不清楚白血球和血小板減少的后果到底有多嚴重。 梅雨降落在天井，煤爐上的藥鍋飄散出苦腥味，身子底下的藤條躺椅咯吱亂響。 許多個早晨，他的父親用自行車馱著他，去看老中醫。而他的很多同學則背著書包，和他相向而去。 他休學了半年，變得孤獨且自卑起來——多數的時間，他都躺在病榻上。目之所及的風景，只有自家的天井、家門口的一條河以及河岸邊的水泥廠。 孩子的天性是活潑的，多動的。而他被醫生囑咐要靜養，不能吃鹽。 其他孩子在街頭發散各自過剩的時間和活力，他只能在遠處當旁觀者。 這半年他沒沾一粒鹽，好幾次他掂了筷子在鹽罐邊上猶豫徘徊，但他記得醫生的警告——同街的另一個男孩也得了同樣的病，因為沒忍住嘴，老偷拿筷子在鹽罐里沾鹽吃，死了。 疾病扼制了一個孩子旺盛的生命力，隔斷了他與同齡人的交集，他在與孤獨和自卑的相處中，度過了壓抑的少年時期。 當一群小同學在老師的安排下登門慰問病號時，他躲在門后不肯出來，因為疾病和特殊化使他羞于面對他們。 他不能去學校上學，這讓他有一種莫名的自卑和失落感，于是他經常夢見學校、教室、操場和同學們。 正是因為時刻充滿對死亡的恐懼，九歲的他變得比同齡人多思、敏感。這段病中經歷，也最終成了他未來寫作中的一個影子。 這成了他的一塊根據地、一個出發點。以至于多年后，當他動筆時，一個孤苦伶仃的少年形象就會不由自主地在腦中涌現。 他從報紙和書籍里找到了人生的第一個朋友，閱讀變成打發時間最重要的方式。 他就是當代著名作家，蘇童。 2 蘇童原名叫童忠貴，但他不喜歡這個名字。 因為在那個年代，這是一個容易讓人跟地主和富農產生聯想的名字。 從中學開始，他給自己設想了很多名字。后來機緣巧合，他擺脫這個不喜歡的名字居然是因為寫作，寫作起一個筆名是順理成章的。 于是，他把故鄉蘇州和自己的姓氏組合，就有了蘇童。蘇童得意于這個筆名，甚至迷信其“命與名隨”。 讀書多了手癢，就開始寫，從寫詩到開始模仿當時流行的農村小說寫作。 寫好了，便像放飛鴿一樣投給某報紙，然后每天翻閱那報紙，煎熬半個月，卻總不見影子。 上高中時，蘇童開始嘗試寫作。到了1983年上大學，逐漸有小說和詩歌發表。但他一直認為，1984年他寫了短篇《桑園留念》以后，才真正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路，寫作才真正開始。 蘇童的大學時期，恰逢文學的夢幻時代，給了蘇童釋放的平臺。用他自己的話說，一個班里四五十人，就有四十個學生寫詩，那是一個群體性的文學時代。 他還記得，有一個同學，在《人民日報》副刊上發表了散文，于是，這個同學就成了全校學生羨慕、趕超的對象。 蘇童也不例外。他一邊閱讀，一邊瘋狂地寫作。 然而，他所投出的稿件，經常讓他當眾難堪。 后來，為了不被本系的同學恥笑，蘇童將創作的地方由中文系搬到了體育系。 因為體育系的自習教室人很少，他們又都是那種五大三粗的，沒有人會去搞創作，所以他可以更加靜心地去創作。 兩年過去了，就在蘇童快要放棄時，他收到來自南京《青春》雜志社的一封薄薄的信，說他的《第八個是銅像》決定留用，并沒說一定發表，但這已經讓他興奮不已。 之后蘇童又在同年發表了兩篇小說、七篇詩歌，雖然依然會收到退稿，但這些早期的成名作也足以讓他在同學中抬起頭來。 蘇童相信，是這個筆名給他帶來了好運。自從用了這個筆名，便一稿中的，不再像之前那樣被頻繁退稿了。 3 1989年，是蘇童文學生涯的分野。 蘇童自述，在這之前的六年時間里，他的小說基本沒有刻畫過人物，甚至連傳統意義上的故事都不算，被業界劃到了先鋒派，而且還成了其中的代表作家。 他開玩笑說，先鋒派就是寫一些大家看不懂的東西。 他回憶，那時的文學是一條獨木橋，千軍萬馬等著過，好在熱愛，所以堅持。但堅持也不一定能勝利，還得看機緣。 蘇童的機緣就是1989年創作的《妻妾成群》。 1989年國慶節前夕，蘇童母親被檢查出患了癌癥。母親動手術后的某天，蘇童在去醫院的路上順便拐進郵局，買了一本剛出版的《收獲》雜志，上面登載了后來給他帶來好運的《妻妾成群》。 這是他想了很多年的一個構思，決定創作的初衷就是想好好寫幾個人物、講一個故事，一個舊中國多妻制背景下的故事，但他更感興趣的是男人與女人、人與人、人與命運的關系。 這部小說發表后帶來的影響是蘇童始料未及的，他有點搞不清這個發霉的、泛黃的、莫名其妙的中國式的老故事會受到讀者如此多的青睞——世界各地的讀者通過一部傳呼電話找到他，問詢了千奇百怪的問題。 相比蘇童關注的人與人的關系，讀者會更好奇這是怎樣的作家能把女性形象和女性關系描繪得這么細膩，甚至有讀者向他請教戀愛經驗。 面對文學愛好者的追捧和媒體的追逐，蘇童有些無所適從，他自述：“在許多場合，我像葛朗臺清點匣子里的金幣一樣清點嘴里的語言，讓很多人領教了沉默的厲害，有時一個沉默的人去訪問另一個性喜沉默的朋友，其場面會像一部三十年代的默片電影。” 蘇童坦言《妻妾成群》讓二十多歲的他在那個時期嘗到了虛榮的滿足。張藝謀是第三個聯系蘇童想要把這部中篇小說拍成影視作品的導演，最后只有他成功了。 隨著名氣的到來，蘇童受到刺激，以前認為寫故事很土的他想在這個方向上繼續寫下去，會想還有什么關于女人的故事都可以拿出來寫。 他曾坦言，剛走上文學之路時，支撐他的熱情的，僅是為了發表。一個作家未來的生活應該是什么樣？文學創作中，神圣、嚴肅的一面又是什么？蘇童并沒有思考過。 先鋒一如既往，是蘇童十多年前的豪言壯語，如今的蘇童已不喊任何口號了，有的恐怕只是作品本身。 蘇童說，寫作就是自己跟自己較勁，即便你完成了一部自己還比較滿意的作品，也會發現終點無人在等待。你注定就是一個人在行走。這就是作家的最終歸宿。 以一種俯瞰或者窺探的視角來看蘇童的故事，能看到幾個女人躲在弄堂角落里蜚短流長，能看到一對男人和女人的洶涌情欲，能看到一群少年之間突然爆發的打斗，能看到一個病人對亡人發出的飲泣。 楓楊樹和香椿樹街，永遠是泥濘不堪的，“狹窄、骯臟、有著坑坑洼洼的麻石路面”；河是永遠“泛著銹紅色，水面浮著垃圾和油漬”，“河上飄來的是污水和化肥船上的腥臭味”，“間或還飄流而下男人或女人腫脹的尸體”。 在這幅生活的背景框里，人事物幾乎沒有任何鮮亮、溫和的詩意，其中充滿破爛、罪惡、骯臟和丑陋甚至殘暴的故事，正是這個獨異的生存環境的產物，顯出人性的粗俗和靈魂的扭曲。 在這片彌漫梅雨的世界，蘇童從容優雅地講述著這些故事，眼神里卻時而惘然。 仿佛他還是多年前，那個背著書包滾著鐵箍在街上跑過的少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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