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礪鋒：將靈魂安頓在唐宋時代

莫礪鋒，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主任，央視百家講壇著名主講人。曾任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兼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

“這一生與詩書做了閨中伴，與筆墨結成骨肉親。”越劇《紅樓夢》中林黛玉的唱詞，在莫礪鋒聽來甚有同感。他在中學時就將“工程技術人員”視為理想，曾希望以自己偏長的數理化知識來服務社會。沒想到后來命運弄人，變成一個鉆故紙堆的學者。年近古稀時，這位被南大中文系學生奉為“學術偶像”的中國首位文學博士推出十卷本文集。

《莫礪鋒文集》十卷，五百余萬字，收錄了莫礪鋒先生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撰寫的各類專書二十余種。“在七十之際將平生著述纂成一集，對幾十年文字生涯作一個總結，便不是毫無意義的災梨禍棗。”莫礪鋒謙虛地說。實際上，這位被譽為“一代學人的標桿和楷模”的學者，其學術研究既伴隨著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更因在古代文學的研究與建樹在學界備受尊崇。

4月23日，中華讀書報專訪莫礪鋒。

中華讀書報：您在1978年考入安徽大學外文系英語專業。作為高考恢復后第一批進大學的學生，大學帶給您什么？

莫礪鋒：我1966年高中畢業，1977年參加高考時，已在農村插隊十年了。我并不嫌棄當農民，但總覺得使用鐮刀、鋤頭的勞動，創造的價值太小。在江南的六年中，我每年的勞動成果就是二千來斤糧食，其中還有四百斤被自己吃掉了。在淮北的四年中，我在公社農具廠里“亦工亦農”，每年也就生產十來箱螺絲釘，產值只有一兩千元。進了大學，我從體力勞動轉向腦力勞動，也許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大學帶給我的，最主要的便是人生軌跡的改變。

中華讀書報：您在學術上剛剛起步時，遇到了思想解放運動。能談談當時的情況嗎？在您的學術小傳中，好像沒有太多涉及當時西學思潮的沖擊，是否不像當代文學作家和研究者那樣受到大環境影響？

莫礪鋒：我1984年博士畢業后留校任教，在學術上剛剛起步。當時的西學思潮對古典文學研究界也有沖擊，比如有人宣稱必須運用“新三論”來研究文學。1986年我到美國哈佛大學去當訪問學者，臨行前程千帆先生交代我向美國學者請教如何運用“新三論”。我一到哈佛就結識了宇文所安教授，便趕緊向他請教。沒想到宇文所安反問我：“什么叫‘新三論’？”原來美國的學者并不強調新理論。我缺少獨創精神，在較長時間內都沒看到有人用“新三論”或是“熵論”研究古典文學做出多少成績，也就不想跟風了。

中華讀書報：您多次提到過程千帆對自己的影響，他所傳授的研究杜詩的方法是怎樣的，現在是否仍然適用？

莫礪鋒：程先生親自為我們講過“杜詩研究”這門課，這是一門發凡起例的課程，目的是講授古典文學的研究方法，因為空說方法難有成效，就用杜詩作為范例。他的想法是學生學會了如何研究杜詩，也就會研究其他古詩了。他傳授的具體方法當然很多，從怎樣搜集資料，辨別真偽，到如何分析文本，引出結論，相當全面。但最主要的是“將批評建立在考據基礎上”的學術理念，這是我終生服膺并力圖貫徹的。

中華讀書報：在《程千帆評傳》一文中，您提到程先生為博士生選定的必讀書目。您在后來的教學中是否也延續這一方法？

莫礪鋒：當年程先生讓我先研讀八部先秦經典（其中《論語》《孟子》算一部，《老子》《莊子》也算一部），然后再開始研究唐宋文學，可能是考慮到我沒有讀過中文系本科，基礎薄弱，必須“惡補”。況且當時的博士生培養剛剛起步，在我攻博的三年中，整個南大中文系只有我一個博士生，課程體系也尚未建立，所以用專書研讀取代學位課程。現在的博士生培養有較周全的課程體系，但攻讀典籍仍是南大文學院對博士生的基本要求，具體書目已擴展到三十部，讓學生從中自行選擇五種。

中華讀書報：程千帆先生認為，學術研究的目的是提出問題并解決問題。很想知道，您如何看待古代文學學術研究的價值和現實意義？

莫礪鋒：我覺得具體的學術研究當然是為了解決問題，如果沒有問題要解決，就不可能產生真正有意義的論文。但是在整體上，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價值是提升我們對古典作品的理解和掌握，促進我們對民族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其現實意義是為民族復興提供學理支撐。

中華讀書報：很贊賞您的一句話，“在1979以后，我成天鉆故紙堆，靈魂安頓在杜甫、蘇軾所屬的唐宋時代”，這是不是您學術研究的常態？

莫礪鋒：這句話當然有點夸張。老一代的學者中真有這種情形，聽說清史專家孟心史先生對康熙、乾隆年間的糧價能夠“一口清”，卻對目前的糧價一無所知。我們這一代學人不可能這般脫離現實，比如我本人就常會翻閱當代的文學期刊，還會讀讀《基因傳》之類的科普讀物，但我的學術研究確實專注于唐、宋文學。我的師兄弟們近年來研究范圍有較大開拓，時間下及清代，空間旁及域外，但我才力薄弱，無暇他顧，便一直固守“唐宋文學”這一畝三分地，杜甫、蘇軾是我朝夕相對的古人。

中華讀書報：1984年，國內首次文學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您以《江西詩派研究》為學位論文順利通過三個小時的答辯。能否談談，五年的學術訓練，您有了怎樣的收獲？那時候的博士培養和當下比，有怎樣的不同？

莫礪鋒：我的收獲便是基本學會了怎樣從事學術研究。想當年程先生請周勛初、郭維森、吳新雷三位先生當他的助手，四位老師共同對我施加“友善的壓力”（程先生語），我再愚魯，也不會毫無長進。我答辯時的答辯委員有錢仲聯、唐圭璋、徐中玉、舒蕪、霍松林、傅璇琮等先生，論文評閱人則有林庚、王起、朱東潤、蕭滌非、孫望等先生，堪稱豪華陣容。那時候的博士培養更像舊時代的工匠帶學徒，完全是一對一、手把手地教技能，并不追求“規范化”或“體系性”。當下的博士培養更像流水線生產，體系完整，規范嚴格，但難免有程式化的缺點。我覺得在人文學科的范圍內，兩種形式各有所長，最好能取長補短。

中華讀書報：20世紀90年代中期，您曾參加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教材編寫工作，擔任宋代卷的主編。能談談那時候的教材編寫，是怎樣的情況嗎？在編寫上您有何主張和原則？

莫礪鋒：袁行霈先生是全書主編，在總攬全局的同時也注重發揚民主，整個編寫過程真正做到了集思廣益。我們開過多次編寫會議，從確定全書宗旨和章節安排，到各編提交樣稿互相審讀，都經過充分的討論。第一次編寫會上還請“游國恩史”的主編之一費振剛先生來介紹當年的編寫情況。在全書九位分卷主編中，我年齡最小，資格最淺，但也已教過十年文學史課，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在編寫上并沒有特別的主張和原則，別的分卷主編也沒有提出特別的主張，最終體現在全書中的原則或理念都是經過集思廣益的集體意志。我很欣喜能參加那次集體編寫工作，主編袁先生與多位分卷主編是我尊敬的前輩，聶石樵、袁世碩先生幾乎與我父親同齡。黃天驥先生其實也是我的前輩，但他性格活潑，又能“不恥下交”，我們的關系便有點“忘年交”的味道。總之，我在編寫工作中結識了多位前輩，獲益非淺。

中華讀書報：您被許多南大中文系學生奉為“學術偶像”。您覺得主要是什么原因？

莫礪鋒：可能是由于我是本系的第一個博士生，是“程門”的大弟子，平時又不茍言笑，比較一本正經吧。當時還有不少南大學生借金庸小說中的人物，稱我為“莫大先生”。反正肯定不是由于學術精深。

中華讀書報：您很早就研究杜甫，為什么喜歡并選擇了杜甫？

莫礪鋒：這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杜甫確實具有很大的研究價值，“千家注杜”的現象說明古人就將杜甫定為最重要的研究對象。程先生為我們那一屆研究生開過兩門課，一門是校讎學，另一門便是杜詩。其二是我熱愛杜甫。下鄉插隊以前，李白與杜甫在我心中的份量是等同的。下鄉以后，嘗到生活的艱辛，李、杜的天平開始傾斜。特別是在我自己的茅屋被秋風刮破，夜間躺在床上仰望滿天繁星時，便覺得杜甫離我更近。后來選擇杜甫為主要研究對象，那段生活經歷便是內在的原因。

中華讀書報：您在1991年決定著手撰寫《杜甫評傳》時，已有三本同名著作問世。尤其是陳貽焮先生的巨著。在這種情況下，您的寫作有壓力嗎？您認為是否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闡發？

莫礪鋒：客觀上說，《杜甫評傳》并非我自己的選題。當時南大校長匡亞明先生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選目中有杜甫。起初約了外校的一位學者，后來因故爽約，匡老便在本校教師中物色撰稿人選，那時正任叢書副主編的周勛初先生提議讓我來寫。我本來熱愛杜甫，很愿意借此機會向杜甫致敬，便接受了任務。我認真讀過所有相關著作，其中當然包括陳貽焮先生的同題巨著。壓力是有，但壓力其實也是動力，那會提醒我一定要付出加倍的努力。說到闡發的空間，主要在于我的《杜甫評傳》屬于《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我必須格外注重對杜甫思想意義的闡發。我在主觀上是朝這個方向努力的，至于有沒有實現，那是另一個問題了。

中華讀書報：聽說您在寫作時，居然有一次夢到了杜甫，可見您的創作投入與癡迷。想知道您的創作狀態。

莫礪鋒：杜甫經常走進后人的夢境。唐人韓愈詩中說：“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清初的王嗣奭也曾夢見杜甫，醒來后寫詩說“我公號詩圣”。我寫《杜甫評傳》時趕得較緊，日夜都在思考杜甫，便在夢中見到了杜甫，他的模樣就像蔣兆和畫的杜甫像，語音則是濃重的河南口音。可惜那樣的機會僅有一次，借用孔子的話說：“久矣吾不復夢見杜公！”

中華讀書報：您認為杜甫在儒學的發展史中起到重要作用，甚至統計過杜詩中用到“儒”字有45次，其中有44次是在“儒家”的意義上用的，杜甫對儒學思想的最大貢獻是什么？

莫礪鋒：我認為杜甫對儒學的最大貢獻有三點：一是用實踐行為達到了儒學所追求的境界，包括仁愛思想和人格精神，從而證實了“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命題；二是把儒家仁愛思想的施予對象從人類擴大到宇宙中的一切生命，從而成為宋儒“民胞物與”精神的先驅；三是用精美絕倫的詩歌語言對儒學精神進行最生動的闡釋，從而為弘揚儒學開創了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有效途徑。

中華讀書報：您認為哪些杜詩是被大家忽略了？能否舉例說明，應該如何重新認識這些詩的價值？

莫礪鋒：杜詩選本很多，像山東大學選本與鄧魁英、聶石樵選本都選得很好，但是仍有一些重要作品被大家忽略。我與弟子童強教授合作編選了一本《杜甫詩選》，2018年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與上述兩種選本相比，我們的選本中增加了一些作品，主要可分兩類：一類是因思想傾向的因素長期不受重視，例如《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哀王孫》。另一類是因詩體、風格的因素而被忽視，例如七排《題鄭十八著作丈》與五古《火》，具體的分析可見該書。

中華讀書報：您認為自己所寫的《杜甫評傳》，在同類著作中有什么特色？

莫礪鋒：要說有什么特色的話，那就是我的《杜甫評傳》是《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一種，它更重視杜甫作為思想家的重要意義。換句話說，我既把杜甫當作偉大的詩人，又把他當作偉大的思想家，在論述其詩歌成就及創作過程的同時，也對其人生哲學、政治思想及美學思想進行探討。

中華讀書報：《漫話東坡》被您稱作“非驢非馬的狀態，完全是有意為之”。您寫慣了學術論著，在這本書中有意避免再寫成嚴肅的專著，是否在寫作時格外放得開？完成后您覺得滿意嗎？

莫礪鋒：我熱愛東坡，我曾寫過十多篇有關東坡的學術論文，都是相當嚴肅的。《漫活東坡》不同，它是一本普及讀物，不能像論文那樣來寫，否則有誰會讀呢？但是我一向反對在普及讀物中對古人進行“戲說”，那樣會歪曲古人的形象與精神，最終誤導讀者。所以我既想保持嚴肅認真的學術精神，又想采取輕松活潑的語言形式，結果便寫成這個樣子。我寫本書是很放得開的，因為我并不追求深度，也不追求創新，我只想與讀者朋友談談我心中的東坡，只想寫成一本“漫話”性質的書。我自己對此書還是比較滿意的，因為它基本做到了“無一事無出處”，不像林語堂的《蘇東坡傳》那樣有較多的想象和“戲說”（比如東坡對堂妹小二娘的“愛情”，以及東坡練習“瑜珈功”等）。

中華讀書報：您寫《杜甫評傳》《朱熹文學研究》《漫話東坡》等著作，在選擇傳主、寫作特點上有何共同之處？

莫礪鋒：傳主當然必須是我熱愛的人物，這樣我才有寫作的動力。尤其像《漫話東坡》，寫成后又不算“學術成果”，甚至從未填進南大的工作量考核表中，而寫作所費的心力并不亞于一本學術專著。比如為了弄清到底是誰最早把“韓海蘇潮”這句話變成“蘇海韓潮”，我便在香港浸會大學的圖書館里鉆了整整三天。如非熱愛傳主，何必自討苦吃？至于寫作特點，只能說是實事求是的精神，至少我本人是以此為努力目標的。

中華讀書報：您的學術研究，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在此背景下，您愿意結合自己的學術研究，談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變化嗎？您從事古代文學研究幾十年，中間有過怎樣的變化？

莫礪鋒：我覺得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界四十年來的最大變化就是實證性研究，包括文獻整理與史實考據都得到加強，而且成績喜人。而以前那種“以論帶史”的宏觀概論式研究比較少見了。我本人的研究路數沒有太大的變化，要說有的話，那就是近十年來比較重視學術普及工作，撰寫普及讀物，進行公益講座，幾乎占了我一半的時間和精力。

中華讀書報：您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讀詩的境界。比如讀《離騷》，“讀得淚如傾盆雨，衣服都打濕了，才真正懂《離騷》”。通俗意義上，我們常說“書讀百遍，其義自見”，但是好像也還不能達到這種境界。感覺您是“感同身受”才有深刻的體會——如何讀詩，能否談談您的體會？

莫礪鋒：那句話是引用古人之言，當然我也同意。這與我對閱讀古典詩歌的態度有關。我認為讀詩的最高境界是讀人，是透過文本走近古代詩人，傾聽他們的心聲，感受他們的心跳，從而在人生觀或人格精神上接受熏陶。中國人評價詩人，一向人文并重，凡是流傳千古的一流詩人，一定具有一流的人品，否則再有才華也會被歷史淘汰。我曾在《詩意人生》這本小書中介紹了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六位大詩人，我認為閱讀他們的作品，應該達到這種境界，才能做到尚友古人，從而真正獲得裨益。

中華讀書報：研究古典文學，最要緊的是什么？您曾經提到，“只要能解決問題，運用任何方法都是可以的。方法的價值在于解決問題……”，但是學術界仍不乏“花拳繡腿”等不良風氣。如何減少類似現象，您有何建議？南大的古代文學學科建設也非常出色，是否可以歸納幾點經驗？

莫礪鋒：我覺得最要緊的有兩點：一是在整體目標上要有古為今用的價值導向，研究古典文學是為了推進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不應自我局限在象牙塔內；二是在做具體課題時要有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要實事求是，言必有據，要坐得住冷板凳，切忌追求轟動效應。我說的“花拳繡腿”是指如下的學術現象，有些論著滿紙新名詞，其實只是胡亂貼上的標箋。注釋則引用許多外文著作，但往往文不對題，甚至是“偽引”。這樣的論著讀來不知所云，細究也沒干貨，只能說是花拳繡腿。如何減少此類現象，需要從兩方面入手。學界自身應該訴諸學術良知，加強學術自律。管理部門應該改革只重論文數量、只重刊物檔次的評價標準，并將評價權力交還給學術共同體。南大古代文學學科的總體學風比較端正，我們的經驗是努力繼承前輩學者的優良傳統，在學科內部確立符合學術精神的價值觀，盡量減少外部環境的干擾。

中華讀書報：拜讀了《浮生瑣憶》和《師友雜記》（《莫礪鋒文集》（卷十），非常感動。看《離家》一章，竟也隨著您一起，“淚珠涌進眼眶”；看《初戀》，心中也生出淡淡的悵惘；您對待疾病的坦然甚至幽默，對待師友的深情厚義，還有更多的內容，富于學理，又風趣幽默。您在寫某些回憶文章時，有沒有顧慮？

莫礪鋒：《浮生瑣憶》是我的回憶錄，它的寫作有點像受靈感驅動的文學書寫，但內容完全真實，決無半點虛構，也決不追求文采。北大未名網站上曾有匿名評論說此書“平靜，真實，而且瑣細”，我很滿意這個評價。《師友雜記》由一組短文組成，都是有感而發的心里話。我一向認為各行各業的從業者并無高低貴賤之分，我只是個普普通通的大學教師，又沒有什么高貴的身份要維護，寫寫回憶文章當然毫無顧慮。況且我寫的全是真人真事，正是它們構成了我的生命，正是它們為我的人生賦予意義，我很愿意坦率地向讀者介紹這些內容，就像與朋友談談家常一樣。

中華讀書報：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一位特別富有詩意、講究詩意的人？您崇尚怎樣的生活？

莫礪鋒：這要看怎樣定義“詩意”。我認為只要對庸俗卑微的生活環境實現某種程度的超越，便可說是詩意的生存。我曾在《詩意人生》中將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六人稱為詩意人生的典范，盡管他們的人生遭遇與作為相去甚遠，但正如孟子所說，“易地則皆然”。我本是個俗人，但我在農村的茅檐下結識了上述大詩人，他們在冥冥之中引導著我的人生軌跡。我讀古人的詩詞，總有一種似曾相識、同病相憐的感覺，看看他們是如何度過人生中的艱難困苦，體會他們面對艱難困苦的灑脫和尊嚴，使我深受啟發。我對詩意生存的理解有點像黃山谷所說的“不俗”：“視其平居，無以異于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此外，我在日常生活中無論遇到什么情景，總會聯想到古典詩詞的名篇、名句，并在心中涵泳體會，那也是對詩意的追求。我崇尚的生活是物質上達到溫飽以上，精神上自由灑脫，此外別無他求。“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此生足矣！

（中華讀書報記者/舒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