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新刊 | 魏斌：李魚川推理

文 | 魏斌

（《讀書》2019年5期新刊）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推理名作《啤酒殺人案》（Murder in Retrospect），敘述的是案件發生十六年后，偵探波洛（Hercule Poirot）根據和五位當事人的談話，拼構出當年的場景，最終發現真相。由于案件過去了太久，波洛沒有機會去現場，而只能依賴于蛛絲馬跡的線索進行推理，這個過程很像是歷史學者根據口述史料考證、重構曾經發生過的歷史場景。

波洛用的方法，讓人聯想到近年中古史研究中流行的史料批判方法。每種史料、文本，都會有一個生成過程，撰寫者的立場、導向隱含于其中，有時候是有意的，有時候是無意的。只有對這些立場、導向保持相當的警惕性，才能真正理解史料和文本說了什么。在《啤酒殺人案》中，五個人的口述內容就是如此，波洛通過比較每個人由于立場不同而隱瞞、曲解或隱匿的內容，從中發現了真相。

電影《東方快車謀殺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 ）劇照（1974），阿加莎·克里斯蒂在這部作品中采用了與《啤酒館殺人案》類似的手法，故事中主角波洛請立場不同的涉案人士各自敘述事發過程，最終通過比較分析得出事件的真相（來源：tv.sohu.com）

不過，推理小說畢竟是虛構的，證據和線索都是小說家的預設。歷史考證則并沒有這么幸運。遇到史料極為缺乏的場合，往往陷入孤證難為定說、推測多于證據的困境。這大概是很多中古史同行都有過的感慨。每當這個時候，常常幻想能夠乘坐時光機回到中古，親眼觀察那些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歷史謎團，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下面要講的李魚川，就是這樣一個地點之謎。主角是李顯甫，李元忠之父，《魏書》卷四十九、《北史》卷三十三有他的傳記，都非常簡略。《魏書》僅有寥寥四十幾個字，扼要記載他的官爵。《北史》則除此之外，又記有開李魚川之事：“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于殷州西山，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為其宗主。”

這條記事僅有三十二個字，卻非常有名。李顯甫出自中古最著名的家族之一——趙郡李氏，這條記事中提到他的身份是“宗主”，曾被認為可能與北魏宗主督護制有關，而這個制度涉及基層統治、大族經濟、蔭庇和農民身份等問題，在一段時間內受到學界關注，成為北朝史研究經常提到的內容。尷尬的是，這是一條完全孤立的史料。李魚川在哪兒？李顯甫為何要集合李氏族人數千家“開李魚川”？具體時間是哪一年？如果不弄清楚這些，用來討論相關的歷史問題，就很難落到實處。

這是趙郡李楷一支的部分后裔世系表，李顯甫屬表中李楷五子李叡一支；《李顯甫集諸開李魚川史事考辨——兼論魏收所謂的太和十年前“唯立宗主督護”》一文引用此表來推測“開李魚川”一事的實際情況（來源：pep.com.cn）

歷史事件最基本的要素是時間和空間，而這條記事卻是二者皆模糊。最早對此做出說明的，是清人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卷十四，認為李魚川在贊皇縣城以東的五馬山一帶，時間則是北魏孝昌（五二五至五二七年）末年。他依據的有可能是地方志史料，由于成書時間太晚，并不能直接作為研究北魏歷史的證據使用。

不過，這個說法畢竟提示了一種可能性，研究者可以根據文獻記載的蛛絲馬跡，首先驗證他的說法是否正確。

先來看時間。時間考證在方法上并不復雜，關鍵是找到可以參照的目標。傳記顯示，李顯甫去世于李元忠開始做官之前。李元忠開始做官，則是擔任清河王元懌的司空府士曹參軍，元懌遷太尉后，又任長流參軍。而清河王元懌出任司空、太尉的時間，文獻有明確記載，是在延昌（五一二至五一五）年間。這就是李元忠開始做官的時間，李顯甫“開李魚川”自然在此之前。盧開萬就是用這個辦法，指出了顧祖禹的錯誤，并做了新的推算（《李顯甫開李魚川時間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輯，一九八三年）。楊際平、李卿后來又做了進一步補充（《李顯甫集諸開李魚川史事考辨——兼論魏收所謂的太和十年前“唯立宗主督護”》，《廈門大學學報》二○○三年第三期）。他們推算出的李顯甫“開李魚川”的時間下限，分別是不晚于太和十八年（四九四）和太和二十三年（四九九）。

《讀史方輿紀要》明顯的時間錯誤，問題應該是出在殷州這個地名。殷州設置于北魏孝昌二年（五二六），北齊天保二年（五五一）因為避諱而改名為趙州。《北史·李顯甫傳》既然使“殷州”這個地名，按理說，應該是發生在孝昌二年殷州設置之后。這是初讀之下都會有的印象，大概也是“孝昌末年”說的由來。現在已經知道這個說法并不正確。那么，為什么《北史》會使用這個“開李魚川”時尚不存在的地名呢？

  《讀史方輿紀要：中國古代地理總志叢刊》（中華書局，2005年。來源：kongfz.com）

這就涉及前面提到的史料批判方法。“開李魚川”這件事，就僅見于《北史》，但《北史》肯定是參考了更早的某種文獻。由于使用了“殷州西山”這個地名，可以推測，最早記述這件事的文獻，應當撰寫于殷州這個地名存在的期間（五二六至五五一年）。這讓人想到李顯甫之子李元忠去世的時間——武定三年（五四五）。換言之，會不會是李元忠去世后形成的個人傳記材料如行狀、墓志中，以當時地名追溯父親李顯甫“開李魚川”這件事成為《北史》記事的源頭？《北史》同卷的李元忠傳記提到，他在母親去世后，“還李魚川”，似乎就隱約透露出二者在史源上的密切關系。

再來看空間。“殷州西山”是一個泛指的概念。在當時的文獻記述中，太行山以東各州郡所謂的“西山”，一般來說就是指轄境內的某段太行山。顧祖禹說李魚川在贊皇縣五馬山一帶，符合這種一般性的認識。而且，這個說法也有一個重要的旁證，即贊皇五馬山一帶有趙郡李氏的“別業”和家族墓群。

出身于趙郡李氏的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圖志》卷十七中記述趙郡李氏的居住和墓葬空間，主要有兩處。其一是平棘（今趙縣）西南、高邑縣北部，現在的里村、段村、封斯村一帶。其二是贊皇縣東的百陵岡。前者作為趙郡李氏傳統的集聚地，在文獻中多有提及，姜士彬（David G.Johnson）也有詳細討論（《一個大族的末年——唐末宋初的趙郡李氏》，收入范兆飛編譯《西方學者中國中古貴族制論集》，三聯書店二〇一八年版）。后者作為趙郡李氏的重要聚居點是如何形成的，卻一直不太清楚。得益于近年來的考古發掘，這一帶近年有不少趙郡李氏墓葬被發現，出土墓志已有十多方。五馬山東側贊皇縣城東的西高村、贊皇縣東南的南邢郭村，以及稍北元氏縣南部的南白樓村，是三個主要地點。三者呈蛇形南北分布，相距均在十里左右。這里就是李吉甫提到的百陵岡。

在《李顯甫集諸開李魚川史事考辨——兼論魏收所謂的太和十年前“唯立宗主督護”》一文中，研究者認為李魚川應在今河北省堯山至隆堯縣城之山谷谷地一帶，“殷州西山”為“柏人西山”。衛星地圖可幫助我們直觀地看到現趙縣、隆堯縣和贊皇縣的位置，即趙縣李氏家族的活動范圍（來源：map.qq.com）

百陵岡幾處墓地的埋葬時間，從北魏后期一直持續到唐代前期。時間最早的是西高村發現的李仲胤墓志，北魏正始三年（五〇六）去世于洛陽，次年歸葬于趙郡“房子縣之西崗”。與平棘地區的舊塋相比，這里出現較晚，是一處后來出現的新墓地。從時間上來看，這處墓地的形成要晚于李顯甫“開李魚川”。

可是，旁證畢竟是旁證。由于李魚川地名僅此一見，究竟是否在贊皇五馬山一帶，仍難以落實。而在尋找贊皇縣相關地名資料的過程中，我不經意間讀到李延青先生記述贊皇鄉村生活的隨筆集——《鯉魚川隨記》（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

城西有兩條山谷，一在正西，曰戌定川，兩邊皆是貧瘠山丘；另一條沿泜河南拐而后西轉，叫鯉魚川。……泜河多數處于干涸狀態，兩岸寬敞處看得見或大或小的村莊，灰頭土臉的像一片片枯葉在山腳下蜷縮著。山漸行漸高，逾百公里后，公路被一道道粉紅色的懸崖攔住，山崖壁立，狀若斧劈刀削，有羊腸小道可及崖頂，登上懸崖就是山西省的地界了。（1頁）

作者使用的是諧音地名。戌定川的真實名字是許亭川，鯉魚川當地民眾則一般稱為李川溝。兩條山谷均在贊皇縣城之西的山中，分別是槐河（北泜水）的上游和支流，至今李姓居民人數很多，特別是許亭川，至今保留了不少趙郡李氏的傳說遺跡。雖然是諧音地名，但鯉魚川這個名字，很自然地讓人想起諧音的李魚川。李魚川會不會原本就是“鯉魚川”？《魏書》卷九十三《王椿傳》中有一條記載：

椿往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后以老病，遂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興和二年春卒，時年六十二。

王椿是太原人，晚年不知為何離鄉客居，選擇的地點是趙郡西部的鯉魚祠山，東魏興和二年（五四〇）在此去世。這座山應該是由于一座鯉魚祠而得名。該山位于趙郡西部，看上去跟顧祖禹記載的贊皇五馬山——李魚川方位相近。據說，贊皇縣槐河（北泜水）以往水產豐富，特別是盛產鯉魚（當地現在有槐河漁郎傳說），地名或許來源于此。

雖然無法更進一步，但有了這些旁證，顧祖禹的說法看起來似乎頗為合理。不過，正如推理小說總是會設置一些歧義線索以迷惑讀者一樣，認為李魚川在贊皇縣五馬山一帶，也面臨一個文獻上的反證。

楊際平、李卿兩先生最早指出這個問題。贊皇五馬山一帶北魏后期屬于房子縣，隸屬趙郡。而李顯甫父子籍貫柏人縣，隸屬南趙郡。結合李元忠的傳記來看，他的活動確實主要與南趙郡有關。這樣的話，李魚川在贊皇五馬山一帶的說法，從政區統屬上來講就是不合理的。考慮到這一點，兩位先生提出一個新的看法：李魚川應該在今隆堯縣城之西（殷州治所在廣阿縣，位于今隆堯縣以東）的堯山、宣務山一帶。這一地區靠近古大陸澤，當時是“土廣人稀，多有寇盜”（《魏書》卷五十一《韓茂傳》）之地。

李魚川在哪兒，由于這個文獻上的反證，又陷入困境。讀者至此，可能已經感受到歷史考證在李魚川問題上面臨的苦惱。幾乎所有的討論都是旁證和推測。最后能夠確定的，只能是一個大概的時間下限——太和十八年或二十三年。本來看起來頗為合理的地點——贊皇縣五馬山一帶，也有明顯的難解之處。

如果我們轉換一下推理視角，先來嘗試分析另一個問題——為什么李顯甫要組織族人開李魚川，又會是怎樣的情形呢？

李顯甫率領幾千戶族人開發山澤，這樣聲勢不小的集體行動，從常理上來說，需要獲得官方的允許才能進行。而《魏書》中明確提到了幾次朝廷允許民眾開發山澤的詔令，分別是皇興四年（四七〇）十月“詔弛山澤之禁”（《顯祖紀》），太和六年（四八二）八月“罷山澤之禁”太和七年（四八三）十二月“開林慮山禁，與民共之”（《高祖紀上》）。這幾次開山澤之禁，與前面推測的李顯甫“開李魚川”的大概時間，正好處在同一時期。

這幾次開山澤之禁，“與民共之”，背景都是災荒問題。特別是太和六、七年，河北地區連年水災，導致大范圍的饑荒。朝廷為此連續下詔，采取免除賦稅、開倉賑恤等救助措施。太和七年三月，又以冀州、定州（當時包括趙郡）“二州民饑”，下詔讓郡縣官府“為粥于路以食之”，同時又“弛關津之禁，任其去來”。這次施粥賑災救活了不少饑民。六月定州上奏稱：“為粥給饑人，所活九十四萬七千余口。”九月冀州上奏稱：“為粥給饑民，所活七十五萬一千七百余口。”（《高祖紀上》）具體數字或有夸張，但可見數量之大。

（明）周臣 《流民圖》(局部)， 現藏于美國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來源：douban.com）

這次河北大災荒波及地域相當之廣。太和九年十月詔書提到，“數州災水，饑饉薦臻，致有賣鬻男女者”，因此下令：“今自太和六年已來，買定、冀、幽、相四州饑民良口者盡還所親。”（《高祖紀上》）可以想象，太和六年到九年之間，定、冀、幽、相四州必然是餓殍滿地，民不聊生，而趙郡、南趙郡正處于受災地區的核心位置。由于饑民眾多，放開山澤，弛關津之禁，讓民眾入山求食，成為政府采取的救災措施之一。這不由得讓人產生聯想：李顯甫統領“諸李數千家”開李魚川這件事，會不會與此有關呢？

對于河北大平原來說，“罷山澤之禁”，讓民眾入山澤尋找災年活命之地，主要所指就是太行山東麓地區。像隆堯縣西的堯山、宣務山那樣規模很小的山體，對于災年饑荒來說意義是不大的。而太行山東麓即現在元氏、贊皇、臨城三縣的山麓地帶，是槐河（北泜水）、泜河（南泜水）源出之地，也是距離趙郡李氏最近的山林地帶，會成為他們開發的首選。換言之，趙郡李氏開發山澤，應該是沿著南北兩條泜水上行。五馬山及其以南的條形山崗，正好處在南北兩泜水之間，在山澤開發的背景下成為趙郡李氏的新葬地。

李顯甫主持的這次開發山澤事件，是趙郡李氏生活空間上的一次重要轉折。除了水旱災荒，河北大平原也不斷遭受戰亂。平原聚落在戰亂中的自保能力是比較弱的，太行山東麓地區為他們提供了生存的彈性空間。正如葛洪所說：“凡為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抱樸子內篇》卷十七《登涉》）比如槐河（北泜水）上游的李川溝到槐泉寺一帶，易守難攻，很久以來就一直是“逋逃藪也”，“四方無賴之徒，往往隱匿于此”（光緒《贊皇縣志》卷一《山川》）。這種地理環境為亂世中的人們提供了良好的避難場所。不過，趙郡李氏向太行山東麓的移動和擴散，或許很早就在進行，但從百陵岡墓地的出現時間來看，成為穩定的新居地，很可能是始于李顯甫的這次組織化行動。前面提到，北魏正始四年（五〇七）李仲胤葬于“房子縣之西崗”。而據元氏縣的《大唐開業寺李公之碑》，至遲北魏延昌（五一二至五一五）年間，遷居元氏縣的趙郡李氏在當地已擁有“山第”別業，并舍宅為寺。這些碑志提到的時間，都是在“開李魚川”之后。

跟隨李顯甫開發李魚川的“諸李數千家”，力量頗為可觀。李元忠的傳記提到，六鎮流民在河北起義之后，曾在葛榮率領下進攻南趙郡，李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多次擊敗葛榮。這支頗具實力的武裝，應該就是繼續了李顯甫時代的力量。高歡于河北起事之始，李元忠“聚眾于西山”，與高歡合力擒斬殷州刺史爾朱羽生。李元忠在“西山”所聚之眾，核心也應該是李魚川的“諸李數千家”。這讓人想到姜士彬提到的一個現象，唐代以后贊皇縣的趙郡李氏支系興起，取代平棘舊地而成為政治上顯赫的一支（《一個大族的末年——唐末宋初的趙郡李氏》，227—236頁）。從中心聚居區擴散到邊緣山麓之地，邊緣山麓之地的支系又取代中心區而興起，這是趙郡李氏的家族軌跡在區域空間上的表現。

文中所引用姜士彬《一個大族的末年——唐末宋初的趙郡李氏》一文收錄于《西方學者中國中古貴族制論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

而進一步說，河北平原的災荒和戰亂，波及的肯定不會只是南北泜水流域的趙郡李氏。比如北邊不遠、滹沱河沿岸的博陵崔氏、鉅鹿魏氏等等，必然也都會受到影響。有沒有他們入太行山東麓開辟生存空間的類似例子呢？

答案是肯定的。李吉甫《元氏郡縣圖志》卷十七提到，今石家莊之西、太行山東麓的鹿泉縣土門有博陵崔氏的支系：“皇唐貴族有土門崔家，為天下甲族，今土門諸崔是也，源出博陵安平。”

不只是鹿泉縣土門村。同樣是在太行山東麓、平山縣城北的三汲村，曾發現去世于北齊天統二年（五六六）的崔昂墓，墓志提到是葬于舊塋或“常山舊塋”，可知這處墓地在崔昂之前已經存在。巧合的是，大同北朝藝術研究院收藏有崔昂叔父崔孝直夫婦及孝直長子崔寬三通墓志，出土地點不詳，墓志記載的葬地是“常山零壽縣臨山之陽”。崔昂墓所在的三汲村處于平山、靈壽兩縣之間，可能就是墓志記載的這處墓地。平山縣三汲村、鹿泉縣土門村，均位于滹沱河沿岸。而博陵崔氏的舊居地安平縣東黃城村，同樣是在下游的滹沱河沿岸。《酉陽雜俎》就提到，“俗呼滹沱河為崔氏墓田”。可以看出，博陵崔氏支系向太行山東麓鹿泉、平山、靈壽一帶的遷移，也是沿著滹沱河向西上行。

故里同樣在滹沱河流域的鉅鹿下曲陽魏氏，也有居于西山的例子。魏收的族叔魏季景，在東魏天平元年（五三四）遷鄴之時，可能是出于對政局的觀望考慮，“遂居柏人西山。內懷憂悔，乃為《擇居賦》”（《北史》卷五十六《魏季景傳》）。柏人城位于堯山、宣務山之西，因此這里提到的西山，肯定不是堯山、宣務山，而只能是柏人城之西的太行山東麓地區。前面提到，太原王椿在老病之時選擇離鄉客居趙郡西山。這個舉動顯得有點不太合常理。而仔細閱讀傳記可以發現，他的夫人是“鉅鹿魏悅之次女”，“明達有遠操”。王椿選擇客居趙郡西山，或許是依靠鉅鹿魏氏在這一地區的產業和影響力。

魏季景居于“柏人西山”，對于理解楊際平、李卿提出的疑問，也是一個重要啟發。北朝后期南趙郡柏人縣的轄境，可能一直延伸到太行山東麓。現在元氏、贊皇、臨城三縣的太行山東麓地區，當時雖然分屬趙郡（北泜水上游）和南趙郡（南泜水上游），但對于趙郡李氏來說，實為連綿一體的生活空間。

太行山東麓的山前沖積扇（來源：中國國家地理）

二十世紀以來，門閥士族一直是中古史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近年來在不少學者的推動之下，同時也是得益于墓志的大量出土，又再度興起熱潮。一個傳統課題，如何歷久彌新，不斷擴展生命力，大概是目前很多關心士族研究的學者都在考慮的。除了原來重視的門第、婚姻、社會流動，現在重視的譜系建構和歷史書寫，還能有什么呢？我想，回到最基本的空間與地方上來，也許是一個路徑。回顧過去，會發現我們對于中古士族階層在區域、地方上的生存場景，其實知道的很少。而他們如何在地方上獲取生存空間，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地方權力建構，是中古士族社會形成和存續的關鍵。唐代中期以后士族社會的消失，很大程度上也與這種地方權力的弱化有關。李魚川這條只有三十二個字的史料，意義其實就在于此，它提供了一個北朝大族在地方上擴展生存空間的重要線索，讓我們仿佛能夠看到強宗大族在區域歷史過程中更具畫面感的一幕。

遺憾的是，我們對李魚川知道的太少。大概是二〇一二年的冬季，我去看了馮小剛導演的電影《一九四二》，在突如其來的災荒面前，地方上的士紳和民眾在逃難過程中面臨著饑餓和求生本能，導致人類行為的原始化，給人很強的震撼感。在推理李魚川的過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想到這部電影，想象河北大災荒帶來的饑餓、嘈雜和恐慌。災荒帶來的社會危機與自救行為，與官府救荒措施糾纏在一起，展現出官府、大族、民眾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其中蘊含的學術線索，值得關心士族研究的朋友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