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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人的地位不論是古代亦或是現代都是處于一種崇高的地位，到了現代隨著國家九年義務教育的普遍，讀書不再是很奢侈的一件事。然而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封建社會，想要供書生讀書，且能夠金榜題名，那將會是既費錢又費時間的事情。 對于能夠高中，大名鼎鼎的曾國藩也是對此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十幾年苦讀，就是為了能夠學有所得，一展抱負。然而，曾國藩畢竟是能力有限且并不屬于天資聰穎一類，所以他的科舉之路，注定是在他無法高中之時停止。 曾國藩愛讀書，且常常咬文嚼字的去研究閱讀。因此，他比常人在學習上花費的功夫更多。一個人要想讓自己的學問高，且能夠聞名于世，那將會是一件比十年寒窗苦讀更難的事情，但這一次勤篤精進的曾國藩做到了。 曾國藩此人，不僅在文學上有著很大的名氣，在治世、修養、讀書方面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向我們完美的展示了什么叫笨鳥先飛，勤能補琢。 曾國藩此人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在家規，和孩子的教養上，也是有其稱道之處。有名的《曾國藩家書》就是其身在外地，但也關心家庭，用家信的形式，感染和教化孩子。 那么，曾國藩這么全才，很多人在想，他是不是從小就是天才，要不然怎么如此的優秀。其實，曾國藩有如此成就，與他的好習慣和修養有關。 對于曾國藩的成就，在《勤篤精進曾國藩》這本書中，作者胡哲敷也是給出了他的觀點。在本書中，他既將曾國藩的生平大事進行了梳理，又通過他的為人處世及其家書等資料，將曾國藩這樣一個歷史人物的成功之處展示給我們，還給讀者一個立體的曾國藩人物形象。 一、論學問，曾國藩學以致用 中國人有一個自古就有的惡習，那就是將讀書人的地位捧的很高。但凡家里有個讀書人，都會為其杜絕一切的事情，除了讀書還是讀書。就比如干活或者掙錢養家這類事，在沒有高中之前，都是不讓插手的。 他們認為讀書人是上等人，應該事事以讀書為主，吃好的，穿好的，隔絕塵世，關起門來讀書，這是讀書人應該干的事情。古人認為，讀書之事，當以書本為主，書中自有顏如玉，書本之外無世界，書本之外無學問。 也因此，這樣的閉門造車讓很多讀書人五谷不分，不解世事，更不懂得人情世故，只懂風花雪月。所以古人所謂的學問是要在事業上表現出來，那才是真學問。 但是古往今來，做事業的人往往不學無術，卑污茍且，而那些自稱做學問的人，又往往是死于章句之下，做了古人的奴隸。造成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古人將做學問和做事業分做了兩截。
五百年來，能將學問在事業上表現出來的，只有兩人：一為明朝的王陽明，一則清朝曾國藩。這兩人都是以書生平世亂，都是千辛萬苦，將學問做到底，磨練成功，名揚后世。亦都是在戎馬半生，讀書為學而不知倦怠。 相比于王陽明的天賦異稟，曾國藩就很篤實。曾國藩的學問都是其腳踏實地，步步為營做出來的。因此，他的學問，都不會發生弊端。如果說，聰明如王陽明是高明的那一類人，那么曾國藩也就是下學之人。因為下學，曾國藩對學問的見解，不與凡俗同，而自己也能身體力行，做出榜樣。 “人不讀書則已，亦既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于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 曾國藩的這段話，向我們表達了他對于讀書的見解。他認為，將讀書所學用到自己的身上，去身體力行的學以致用，才是真的做學問。而那些即便能文能詩的人，附庸風雅，以博雅自詡，亦只算的是識字之人，又怎能算得上是明理有用之人。 他的為學精神讓人稱道，文字亦是樸實諳練，做學問，他不問收獲，只問耕耘，做人，他向來求闕齋，以免自己驕傲自大，戒懶惰。他常說：“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中得來，而可久可大者也。”又曰：“百種弊病，皆從懶生，懶則遲緩，遲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懈，則百處懈矣。” 二、論修養：曾國藩求闕齋，平淡處之 曾國藩做人、做事、做學問，戒驕戒躁，身體力行的將讀書人該有的氣度和方法以身作則。因此，他的修養也是極高，這才讓他在以后的很多年得以名聲大噪，得到重用。 其實，任何一門學問，想要大成，那必定要有恒心，而恒心必須先養而后有。又譬如做學問的必定要有好身手，然后才能運用所學，為世所用。所以學者身心的修養，確實是一切學問的源泉。 曾國藩的學問事功，能如此耀眼輝煌，全因他的修養高，而他的修養功夫不至落空，則因他日常工作學習，遇事反省。在讀書寫字，待人接物，亦或從政，曾國藩都是隨時隨地求修養，他把修養的功夫，作用于實際，又從實際中加深自己的涵養。 “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袛欽仰，逸則無補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為人神所憑依，莫大于習勞也。”
這段話來自于曾國藩的日記，足以看出他的修養功夫深厚，如果我們按照曾國藩所寫的做，那定會處事太散，戒驕戒躁，身心愉悅，精神飽滿，做事自會沒有茍且懶惰的氣象。 用過的修養功夫，不僅體現在他的德行，還有他的個人思想境界也是極高。他曾把一切的身心修養歸納到不求上去。他認為，“圣賢教人千言萬語，而要以不忮不求為重。忮不去滿懷皆是荊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污。”他將一生將不求列為他的思想標準，不忮不求，自然修養之功，日日漸進。 不論是在身心的修養還是思想的修養上，曾國藩都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將自己所學之能用于修養方面。他非但重視身心，在精神的修養上也絲毫不懈怠。精神作為人生的本源，是人的更高級的一種存在。如果說肉體凡胎只是一個軀殼或者載體，那么讓人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且成為萬物之靈的只有精氣神能做到。 對于養精氣神，曾國藩也很重視，他在家書中常有提到，養精神要靜心靜坐，平淡自守，改過遷善。他說：“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過往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以，曾國藩養精神，治心之道當屬三層，一為：靜坐，二則平淡，三為改過，而平淡則是養精神的中堅力量。 三、論治事：曾國藩以“勤”為念，出奇制正 如果說曾國藩讀書是為了讓之有用，考科舉是為了為國盡忠，一展所學，修身養心，則是為為人處世做基石，那么治事則是曾國藩一身的榮耀之本。因為他在官場的一展所長，戎馬半生，所以曾國藩一名流傳千古。所以說，曾國藩治事才是他整個學問中，最為重要的一點。 他生平事業，可以從治家，治軍，從政幾點來體現。曾國藩的平生學問，大多都是在事業上磨練而來。而其事業之所以風生水起，名聲昭著，則由與其所學之學問涵養大有關系。 在曾國藩的治事精神中，最為重要的是他凡事立規模，向著目標前進，直至成功。他的這種規模的制定 ，非但能讓每件事情能夠有計劃的前進，還能使人勿懈怠，堅持不懈的向著目標前進，那么沒有什么事情做不好。 他認為“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總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這一段話足以看出曾國藩治事之精髓，是為先定規模，再徐徐圖之。而規模二字，看起來簡單，但要身體力行的執行，那將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清”、“慎”、“勤”此三個字是為曾國藩自我勉勵的規模，而其在辦事方面，則是以立定遠大與密微兩個規模為主。為了讓他制定的規模能夠實行下去，曾國藩自己也是“自反而縮，求慊于心。”他終其一生，都是貫徹這一規模，且為其制訂了常度。 關于這個長度，在《勤篤精進曾國藩》一書中，作者總結了三點，誠拙的態度，宏大的量，嚴密的考查。這三點組成了他的常度，讓其一生都未嘗改變，他的學風，辦事規模，他的人生都在這個常度上。 他的另一治事精神在于其，眼到、口到、手到、心到。曾國藩的治事精神，不僅在做事上成績卓越，在治家上亦是成果頗豐。他的治家精神受其祖父星崗公所影響。星崗公治家教子，皆有成規，曾國藩幼時，頗受教誨，是以其治家亦是有其祖父之影響。 自古治家，皆為難事。因此曾國藩治家，最為嚴肅。他說“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懶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因此，他治家，立誓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后人。 曾國藩不僅治家有方，在治軍上也是有自己獨到的方法。都說時勢造英雄，曾國藩科舉為中，以為此生已和官場無緣，一心做學問，卻未想到，還有一天可以去官場歷練，還要治軍。 曾國藩雖是文人，但他治軍卻一點都不柔弱。他覺得治軍與讀書，判然兩途。因此他治軍都是先治病根，痛下藥石，凡他所練之兵，皆是戒驕戒躁毫無懶惰之氣，個個生氣勃發，當得大用。他一生將勤奮作為自己前進的動力，而且把這一風氣帶到了軍隊，讓他的兵都能夠以“勤”為念。 戰場之之事，若遇排兵布陣，曾國藩并不是我們想象的紙上談兵，空談誤國，而是實際臨陣，成敗利鈍于當前。而他帶兵打仗皆是以奇制正，靜以制動。此兩項聯合起來，他便可以出奇制勝。曾氏戰略，可以說是拿主以制客為體，奇以制正為用。 縱觀曾國藩的一生，其學以致用，將其所學，皆為所用。《勤篤精進曾國藩》這本書既是將曾國藩的一生概括的準確，又能讓讀者在讀此書時有所收獲。如若按照曾國藩之治家，治事之法，加之學其修養之功夫，那將會受益終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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