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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什么是“經”，儒家經典中的六經是怎么增加到十三經的，四書五經又是怎么形成的，它是怎樣成為中國讀書人考試教材，我們今天又應該怎樣對待儒家經典。 【關鍵詞】經 六經 十三經 四書五經 中小學現在強調要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于是有人就提出要學國學、讀經典，外面有的辦學機構讓學生念《三字經》《弟子規》《增廣賢文》等蒙學讀物，有的甚至讓學生穿古裝拜孔子，或者直接讀四書五經，弄得很混亂。我覺得做教師的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被時風所裹挾，為廣告所影響。可惜，有些名家自己都沒有弄清楚就在那里號召讀經，一位號稱“國學導師”的人寫文章說：“儒家經典是從五經到六經、九經、十三經，這樣一步步發展過來的。”他不知道先有六經，其后才是五經這個過程。其實，什么是國學？什么是經典？什么是儒家的經典？什么是儒學？什么是經學？這些概念的內涵外延都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本文談一些有關儒家經典的常識。 一、什么是經 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是以儒學為主體，而儒學又是以經學為根本的，要了解經學，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經”？對這個問題，從古到今有許多考釋，可謂眾說紛紜。近代一位學者這樣說： 我國典籍，群經為首。經之名義，其初非明指六藝，蓋謂織之從絲。故《說文·系部》云：“經，織，從絲也。”段玉裁注：“織之從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后有緯。《大戴禮》曰：“南北曰經，東西曰緯。”此明經字本義，本為經線也。［1］ 可見，經，本是一種絲線。據古文字家考證，“經”的初字是“坙”，始見于周代青銅器。“坙”就是絲、線。古代的典籍寫在竹簡或木牘上，用絲線串起來。這種絲線起初用絲繩或者麻繩，后來用“韋”（小牛皮）做成皮條，即孔子讀《易經》至于“韋編三絕”的“韋編”。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中卷·文學總略》中說：“經者編絲綴屬之稱，……亦猶浮屠書稱修多羅，修多羅者，直譯為線，譯義為經。蓋彼以貝葉成書，故用線聯貫也；此以竹簡成書，亦編絲綴屬也。”［2］ 中國的竹簡用絲線編織而成， 印度的“修多羅”也是用絲編貝葉為書，漢譯也是“經”。由此可見，經的原意是指“重要的書籍”，還不是后世那種神圣的經典的意思。“從‘經’這個字本來意義來說，并不是某一學派專用名詞。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典籍往往也稱‘經’。” ［3］ 例如《墨子》又稱《墨經》，《莊子·天下篇》開始稱儒家的六種典籍為“經”，有的醫學書叫《內經》《難經》等。直到漢武帝聽從董仲舒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文化政策時，才定儒家思想為一尊，由政府立五經博士，廣泛傳授儒家經典，把儒家經典神圣化。比較典型的，如班固的《白虎通》，他釋“經”為“常”：“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 ［4］ 其他如許慎、鄭玄、劉勰等人直到清儒的解釋，都是強調一個意思：“經”，是萬世不變的永恒真理，天地間無往而不通。從此，儒學成為官方正統學說，傳播這一學說的儒家典籍被定位“經”，從而有了長達兩千年的經學。 二、從五經到十三經 先秦儒家經典有《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種，稱為“六經”或“六藝”，據說是孔子搜集、整理和刪訂的，是用來教學生的。到西漢前期，《樂》已經失傳，只有五經了。漢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設立五經博士，在官學傳授這個學說—— 經學。到了東漢，由五經發展為七經，就是除了原來的五經之外，增加了《論語》和《孝經》，東漢除了立五經為官學以外，又規定《論語》《孝經》為學生識字后的必讀書；治五經的人，可以諸經并治，也可以專治一經，但是《論語》《孝經》則是人人必須讀的。推重五經是因為漢代統治階級利用“君權神授”“天人合一”進行愚民。另外，從西漢開始，重視孝道，皇帝謚號上都要加一個“孝”字，如“孝文帝”“孝武帝”。在家要孝，在朝要忠，一切為了統治需要，因為歷代統治者都需要愚忠愚孝的順民，不需要有獨立思想的人。 唐初時，思想比較開放，儒道佛并用，但是在禮、政、刑、教等領域則仍然是儒家地位最重要。唐太宗制定了在這些領域促進儒學的文化政策，命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初名《五經義疏》），規定了標準的注釋和義疏，并作為國家考試和教學的標準本以免傳習和解釋各異。一種理論的解釋權必須歸統治者，這也是中國的傳統特色。后來，又以五經為本，提出了九經之名：《易》 《書》《詩》《儀禮》《周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實際上，九經只是分別把《禮》和《春秋》擴充為三。唐玄宗時，他親自到太學宣講《孝經》，并為之作傳注，傳布天下。同時又把《論語》定為經。這時候就成了十一經，加上古代訓詁的工具書《爾雅》作為經，就有了十二經。 到唐后期，文宗開成二年（837），在長安國子監門前立石，刻這十二經作為士人傳習和考試的文字定本，史稱“開成石經”。這十二經的次第是唐初九經加上《論語》《孝經》和《爾雅》。 到宋代，原來的十二經，再加上《孟子》就成了有名的十三經。這十三經有歷代學者的注疏本，合稱《十三經注疏》，“最早的版本是宋光宗紹熙年間（1190—1194年）三山黃唐合刻本，現在通行本是清阮元主持校刻的善本”［5］ 。十三經的正文，去掉篇名計有64萬多字，其中最長的是《左傳》，有19萬6千多字；其次是《禮記》有9萬9千多字。這兩者稱為“大經”。《詩經》 （亦稱《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易》《尚書》《公羊傳》《谷梁傳》為“小經”。最短的是《孝經》只有1780字。 三、四書五經 像十三經這樣的經典，加上它的注疏，卷帙浩繁令人望而生畏。一個讀書人白首窮經，恐怕也無濟于事，當然應該取其“核心價值”的東西讓士人去讀。這個“核心”部分內容就是后來流行的四書加本來的五經。南宋朱熹，取《論語》《孟子》，又從《禮記》中取《大學》《中庸》兩篇，合稱“四書”，與“五經”相配，合稱“四書五經”，作為士人的基礎讀本。朱熹編的四書正式的名稱叫《四書章句集注》。“朱熹祖述二程的觀點和做法，特別推崇《孟子》和《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使之與《論語》并列。認為《大學》中‘經’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而由‘子思筆之于書以授孟子’。四者合起來，代表了由孔子經過曾參、子思傳到孟子這樣一個儒家道統，而二程和自己則是這一久已中斷的道統的繼承、發揚者。”［6］ 所以，他為四書分別作了注釋，對《大學》，還區分了“經”和“傳”，并且重新編排了章節，作為一套書同時刊行，稱為“四子”。刊行的時間也是南宋光宗紹熙元年，當時朱熹任漳州知州，“四書”名稱從此確立。《大學》《中庸》的注釋稱為“章句”，而《論語》《孟子》的注釋，引用了二程和程門弟子及其他人的解釋，所以稱為“集注”。所以正式的名稱是《四書章句集注》，簡稱“四書”或“四子書”。 元、明、清統治者推崇理學，將《四書》定為讀書人科舉取士的必讀書。因為集注宣揚“理”為宇宙之本，提出了“天下之物，皆實為理所為”的“天理論”觀點，宣揚“天理與人欲不容并立”，主張“存天理，遏人欲”，“格物致知”等。在政治、教育、道統等方面大量發揮理學論點。實際上是適應了儒家“修、齊、治、平”的一套，適應封建宗法等級制度統治的需要。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詔告天下，科舉考試要考“經義”，題目從“四書”中出，從此，“四書”的地位更是被抬到一個新的高度，甚至超過“五經”，明憲宗成化年間盛行八股文，題目主要是從“四書”里出的。乾隆初年，方苞奉旨還編寫了《欽定四書文》，為天下讀書人提供朝廷認可的八股文標準樣式。 四、余話 無論六經、十三經還是四書五經，都是我國古代儒家的經典，它們在政治、經濟、哲學、教育文化方面自有其價值，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們畢竟是封建時代的產物，有精華有糟粕。學習這些東西，我們一定要有選擇有分析有批判地去讀。尤其對現在的中小學生來說，更要謹慎。統治者讓讀書人學習對統治階級有利的東西。一旦發現有不利于他們統治的時候，就會毫不留情地進行篡改。例如朱元璋，他對孟子“民貴君輕”“更易天命”的學說十分反感，下令把孟子牌位搬出孔廟，又把《孟子》刪去了一百八十五處，限定讀書人只能讀《孟子節本》。因為他把孟子作品中具有的一些民主思想視為洪水猛獸，害怕這種異端思想“擾亂人心”。所以古代統治者要求學習儒家經典的根本目的就是維護自己的統治。現在我們講學習傳統文化一定要讓孩子們知道這一些歷史。我們所講的經典，包括各種各樣的東西：政治、經濟、教育、哲學、歷史、文學、藝術，乃至科學、醫學、農業等。但是讀這些東西也要有科學的態度，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不能一股腦兒讓孩子們去讀去記。學習傳統經典是為了未來，而不是復古，繼承傳統是為了創新，不是為了拜倒在古人腳下。科學和現代化的思想才是我們應該最需要學習的東西，抬眼看世界才是緊迫的事，否則我們就要落伍。如1929年美國芝加哥大學聘請赫欽斯為校長，他就是西方現代教育史上有名的“永恒主義教育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張學習古希臘以來一切人類的經典。結果是“赫氏成為美國高教最富爭論性的人物，他攻擊科技支配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功利與短見并沒有大錯，但他極端提倡復古（古希臘經典哲學教育），輕視譏諷實用科技與職業訓練是反潮流、反進步的……使芝加哥大學長期科研教學吃了大虧”［7］ 。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1］［2］黃壽祺.群經要略［M］.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2000：1. ［3］［4］［5］夏傳才.十三經概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2，2，17. ［6］《四書章句集注.前言》［M］.北京：中華書局，2011：1. ［7］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M］.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2005：330. （華東師范大學語文教育研究中心 200062） （《中學語文教學》2017.11.76~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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