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臺輝：您在英國接受學術訓練并開始學術生涯，其間哪些人對您影響比較大呢？ 邁克爾·曼：沒有哪個人對我產生過特別巨大的影響，雖然自我早期的學術生涯以來就從不同人的經驗中受益良多。我在牛津大學讀本科時就開始對歷史感興趣。然后接受社會工作專業的訓練，在此期間對社會學的一些主題充滿興趣。那時候我深受核裁軍運動的觸動，因為這個事件使我認識到，軍事權力的問題并不能化約為經濟權力的問題，超級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沖突需要獨立于生產模式的解釋。從此，我逐漸發展自己的研究思路，逐漸把三方面的東西結合在一起：社會學理論、經驗社會學以及歷史。我的學術生涯很大程度上是自我發展起來的。 郭臺輝：1978年，歷史學家斯廷斯凱姆（Arthur Stinchcombe）曾說：“人們不是運用理論來研究歷史，而是用歷史來發展理論。”30多年之后，歷史學家如何看待這個說法？歷史社會學家能否解決在歷史與社會理論之間徘徊的困境？ 邁克爾·曼：我們無法解決社會學理論與歷史之間的矛盾，二者始終保持某種緊張關系。我個人一直在理論與經驗數據之間曲折前行。從事學術研究總是始于一些困惑和假設。我們無法在全新的空白基礎上理解歷史。我們以某種觀念來理解歷史，那么，當你查閱歷史材料并且考察它們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你原有觀念時，你就會逐漸在理論與歷史之間的游走中得到提高。一位宏觀社會學家所關注的必然是長波段的歷史變遷，這樣，歷史社會學對于社會學理論來說就是非常必要的。 郭臺輝：與歐洲相比較而言，美國社會學似乎已經高度專業化甚至碎片化。如何看待美國社會學的內部分化與特色？如何評價歐美社會學之間的差異？ 邁克爾·曼：歐美社會學之間最大的差異就在于美國社會學的規模大得多，所以它支持許多專業化的細致分工。自從我來到美國社會學圈以來，專業化分工確實發展很快，但在歐洲也同樣如此。這一點上沒有根本性差異。我認為，這個學科的確已經過度專業化了，而且，美國社會學界并沒有很多人做理論研究或者做宏觀范圍的工作或者歷史比較研究。更多的學者正在關注當代美國社會面臨的微小問題，他們對歷史社會學的宏大問題既不關注，也無興趣。 郭臺輝：有些人在方法論上對您的研究提出批評，認為您是一位缺少比較研究和微觀分析視野的宏觀歷史社會學家。您在剛出版的《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三、四卷對此有何回應？ 邁克爾·曼：是的，宏觀社會學出現了一種特殊難題。在真正的宏觀層面，并沒有多少比較的個案來討論資本主義的發展、民主的發展或其他方面。所以，如果你思考資本主義的發展，馬上就想到西歐和日本，似乎就沒有其他案例來研究資本主義的自主發展過程。革命也是如此。在《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三卷中我已經嘗試過做革命的比較歷史分析，但受到很大限制的是，案例的樣本量非常少，而且這些個案之間并沒有互斥性和獨立性。所以，我只是在能做到的地方進行比較分析，除此之外，我會把理論與歷史敘事結合起來分析。 我的確不太關注微觀分析，因為我不可能同時處理一切事情。但我敢說，當我的研究主題進入到20世紀之后，更多的細節問題就開始變得非常有意義了。我也更加意識到那些有著特殊權力的群體或個人所做出的微觀決策對于歷史事件的關鍵意義。對于長波段的歷史進程來說，存在諸多深層結構的傾向，也發展出諸多分叉的道路，但他們選擇的是這條道路而不是另一條道路。正是由于權力持有者非常微觀的決策所產生的結果，使整個歷史發展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應該更為細致地研究其微觀決策的歷史過程。 郭臺輝：宏觀社會學家在哪些方面不同于區域研究、國際問題研究和比較政治研究的學者呢？ 邁克爾·曼：首先，宏觀社會學比其他領域更傾向于要求學者有一個寬闊的理論意識。區域研究者們關注的問題往往更為具體；國際問題和比較政治的專家的確有他們自己的理論，但他們局限于利益、政治或國際關系的狹小主題與領域。當然，具體而言，我對社會權力的四種來源之間的關系發展出一種宏大理論。所以，我的宏觀社會學非常充分地運用到各種歷史研究的文獻資料，在理論上更有啟發。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24日第515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