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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葉是我國的傳統飲品，而以此形成的茶道文化是中華文明悠久歷史的象征，也是中華人文精神的寶貴財富。 根據唐代“茶圣”陸羽的《茶經》所載，我國的茶道文化最早開始于遠古的神農時期，并在西周時得到發展，后歷經漢、晉等各朝文人名士的代代相傳，最終在唐朝定型，以致于“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①。
茶道 當然，目前記載飲茶、販茶活動的最早史料，是西漢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正月十五日文學家王褒所作的《僮約》，其中有“筑肉臛芋、膾魚炰鱉、烹茶盡具，已而蓋藏”的日常飲茶生活的描寫，以及“牽犬販鵝，武陽買茶”的販茶商業活動的記錄。 由此可見，早在秦漢時期，四川地區（武陽，即今天的彭山）就已經成為世界上最早的產茶、飲茶、販茶地區。然而即使如此，要說古代和茶葉互為相輔，并成一大助力，成為一方支柱產業的當屬徽州！ 徽州種茶、產茶的時間遠比四川武陽要晚得多，徽州（時稱歙州）的種茶開始于南朝時期，但發展很快，到了唐朝時已經成為全國著名的產茶區，而祁門、婺源是當時歙州轄下的重點產茶縣。 那么歙州茶葉到底發展到什么樣的地步呢？毫不夸張地說，在唐朝，歙州茶已經成為王公貴族重金苦求的搶手貨。 唐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江州司馬白居易在其著名的《琵琶行》中這樣寫道：“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 祁門于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劃歙州黟縣赤山鎮和饒州浮梁縣設立，由此說明遠在1100多年前，祁門就已經成為茶葉的集散地。 存留于世的敦煌遺書中有一份名為《茶酒論》的文獻，是唐朝鄉貢進士王敷所作，其中有這么一句“浮梁歙州，萬國來求”，可見當時歙州茶的風靡程度。  浮梁歙州，萬國來求 事實上，唐朝時的歙州，茶葉已經成為當地的重要支柱產業，成為百姓的謀生之道。 唐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時任巢縣縣令的楊曄在其《膳夫經手錄.茶》中詳細描述了歙州茶狀況：
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時任歙州司馬的張途在其《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中對祁門的茶葉產業作了近距離的更進一步的詳細記載：
由以上兩段史料可見，因為大唐的王公貴族們飲茶成風，歙州完成了對茶葉的種植、采摘、制作、銷售為一體的服務產業升級，使歙州茶成為全國的暢銷貨，也使茶葉成為唐王朝在歙州收取賦稅的重要來源。  徽州祁門 到了兩宋時期，隨著儒學的加強和佛教進一步本土化，茶道文化更加備受推崇，而飲茶也已經成為普通百姓的開門七件事之一了，"蓋人家每日不可闕者，柴米油鹽醬醋茶。"③不僅如此，兩宋時還形成了茶樓的市井文化，“大凡茶樓多有富室子弟、諸司下直等人會聚，習學樂器、上教曲賺之類，謂之掛牌兒。”④ 但這樣繁榮的茶葉市場，普通百姓和普通茶肆是用不起歙州茶的，因為兩宋的海外貿易發達，歙州茶基本用于皇室貢品，或出海賺取更多的財富。 《宋史.食貨志》記載：
 宋代茶葉產業 正是有了唐宋時期的基礎發展，到了明清時期，茶葉成為徽商⑤稱霸商界的四大行業之一（另外三大行業：鹽、木、典當，茶葉在徽商經營的所有行業中位居第二位）。 明清兩代，也是徽州茶葉新品種不斷革新的時期！ 除了宋朝時傳下來的六種絕品茶之一的婺源“謝源茶”外，明朝隆慶年間的“松蘿茶”、“頂谷大方”等，清朝嘉慶年間的“茗洲炒青”，道光年間的“金山時雨”，光緒年間的“黃山毛峰”、“祁門紅茶”等都是徽州輸出的世界名茶。 而且在1915年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黃山毛峰”、“祁門紅茶”同時被列入中國十大名茶的名單中，由此可見徽州茶的魅力所在。 那么，地處江南山區的徽州，為何能成為中國古代重要的茶葉產銷基地呢？ 黃山毛峰的采摘 一、衣冠南渡為古徽州帶來了中原文化的熏陶 徽州山高林密，按《禹貢》天下九州的劃分，屬揚州，即所謂的“蠻夷”之地，先秦時期這里是古越人的主要活動場所。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歷經漢、東吳、晉的統治和軍事震懾，古越人的活動在中央政府的集權下雖然受到打擊和限制，但大體上還保持著原始的彪悍民風，同時也成為統治者的征兵主力。 公元309年中原爆發了“永嘉之亂”，黃河流域陷入了諸胡政權互相征伐的戰亂時期。中原士族為了躲避戰亂，紛紛南遷，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衣冠南渡。 徽州（時稱新安郡）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說法，境內群峰參天，山丘屏列，嶺谷交錯，地形復雜。在古代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徽州被高聳入云的大山阻隔成了世外之地，只能依靠為數不多的幾條河流與外界保持聯系，這樣的世外桃源自然成為了中原地區的人們躲避戰亂的首選之地。  衣冠南渡 當然這些南遷的中原百姓，也為當地的古越人帶來了先進的中原文明（飲食、耕種、禮樂等），這其中少不了茶道文化。 晉室雖然已經南遷，但魏晉風流的所謂“名士之風”依然充斥著社會的方方面面，飲茶這種風雅的事自然也就保留了下來，如陸納、謝安、郭璞、桓溫等都是嗜茶如命之人。 要飲茶就要保證足夠的茶葉來源。 蜀中武陽雖然是當時的主要產茶區和茶葉交易市場，然而此地離國都建康（今南京城）千里之遙，道路又有“難于上青天”的說法，加上當時戰亂不休，茶葉供給自然也就成了問題。 故而已經在新安郡安家落戶的人們，在避開了最初的惶惶不安后，首要考慮的自然是生存或出人頭地。故而種茶、制茶、販茶，以滿足建康城內那些貴族們的日常需求，或賺取錢財，或謀求一官半職也就成了必然。  魏晉風流，彈琴煮茶論道 二、徽州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決定了其農業經濟發展的產業結構 徽州地處江南山區，屬于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本身具有溫和多雨，四季分明的特征。徽州年平均氣溫15°-16°C，無霜期能有236天。年平均降水量1670毫米，最高可達2708毫米，降水量十分充沛，而且多集中在5-8月，水熱資源十分豐富。 徽州境內高山較多，山區氣候特征較為明顯，云霧多，濕度大，很多糧食作物在高山地區生長緩慢，成熟期較晚，且產量不高。但高山地區的土質非常好，中低山地大部分為黃壤，高山地為黃棕壤，土層較厚，石礫含量較高，透水透氣性能良好，肥力較高，最適合茶樹、林業的生長。 而且隨著飲茶之風的日益盛行，市場對茶葉的需求量的增大，比如：南北朝時期，中原的統治者們大多是胡人，他們的飲食習慣需要大量的茶葉來分解主食的油膩，這更刺激了茶葉市場的繁榮。 在古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思維下，徽州先民們利用山區植被品種豐富的優越條件，大力發展茶葉等經濟作物，也就成為了當時最為重要的生產活動。 所以如何因地制宜，保障自身的生存，是徽州人種茶、制茶、販茶的根本原因，就如清同治 年間的《祁門縣志·食貨志·茶稅》所總結的那樣：徽屬山多田少，居民恒藉養茶為業。  徽州地形圖 三、中國古代經濟重心的南移為徽州經濟發展提供了社會基礎 自炎黃以來，黃河流域一直是古中國的經濟重心，北方的經濟發展是遠遠超過南方的。但這種情況開始在西晉南北朝時期發生了改變。 如果說西晉時期因為“五胡亂華”所導致的第一次衣冠南渡為徽州帶來了中原文化，開啟了徽州種植茶葉的先河，那么唐時的安史之亂（唐時有關茶葉的文章，包括《茶經》在內都出現在安史之后）中斷了大唐盛世，從而引發了第二次衣冠南渡，為江南的經濟發展帶來了質的飛躍。 徽州（時稱歙州）的地域優越性早已在南朝時凸顯，又地處江南重心之地，分屬唐浙江西道（唐朝省一級行政單位，由安史之亂前的江南東道拆分而來）管轄，更是為茶葉的產業化帶來了大發展時期。 因為茶道的定型基本在“開元盛世”時期，飲茶是當時貴族圈中最流行的風雅之事，第二次衣冠南渡更是刺激了茶葉的市場需求，才有了“浮梁歙州，萬國來求”的茶葉貿易盛況！  安史之亂促成了第二次衣冠南渡 公元1127年，中原發生了“靖康之恥”，宋室南渡，在臨安（今杭州）重新建立了中央政權，完成了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最后確立。 這是徽州第一次近距離接近皇都（徽州府和臨安府只隔一座天目山，翻過歙縣昱嶺關，即進入臨安府地界；而徽州的母親河新安江就是錢塘江上游，從新安江順流而下，可直達杭州）。 徽州先民們驚奇的發現，宋室雖然南遷并偏居江東，但飲茶之風并沒有因此而減弱，臨安城內的王公大臣們對茶葉的需求反而比李唐、中朝⑥時期更加渴望。這樣一來，更是刺激了具有地域優越性的徽州人對茶葉產業的資本投入，而徽商也由此開始在商海中嶄露頭角。  昱嶺關，古徽州進入臨安府的要道 到了明清時期，飲茶早已深入皇室、民間，成為古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欠缺的一部分，這就給徽商經營茶葉帶來了充分的發揮空間。 明清時期，徽商善于親友、近鄰抱團經營，鹽業如此，茶葉也不例外！ 徽商經營茶葉，分為茶號、茶行、茶莊、茶棧等多種經營模式，“茶號”類似于今天的茶葉精制廠，商人們從茶農手中收購鮮茶，加工后運銷全國各地；“茶行”就是牙行，類似于今天的中介，他們專門代茶號進行大單的談判，從中收取傭金；“茶莊”類似于今天的終端經銷商，進行茶葉的末端銷售；“茶棧”最初出現在清代嘉慶年間，一般設在外銷口岸，如廣州，主要是向茶號貸放茶銀，介紹茶號向洋人出售茶葉，從中收取手續費。 正是因為茶葉貿易的繁榮，明清兩朝設置了茶引制度，但這和鹽引制度一樣，依舊操控在徽州茶商的手中，而茶葉自然也成了這支雄霸明清兩代商界近五百年之久的商幫四大利器之一。 當然，徽州茶商和鹽商一樣，也是儒商。他們在外賺取了錢財之后，又反哺故土，加大了對茶園的資本投入。這樣“種-產-銷-種”的循環經營之道，保證了徽州作為中國古代重要的茶葉產銷基地而不動搖！  古代茶葉市場 四、當然，徽州能夠成為古代重要的茶葉產銷基地，除了經濟重心南遷、地域優越等原因外，還和徽州人的品性和經營思路有關。 1、徽商在經營的過程中，非常注重個人的商業素養形象。 先義后利、義中取利是徽商的基本經商心態，而恪守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則是徽商尊崇的道德觀念。 徽商是儒商，故而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對于徽商來說是必須遵守的，所以在商業的經營活動中，誠信就是徽商站穩腳跟，參與市場競爭的首要利器。不僅如此，徽商還特別注意契約精神的塑造。 在古代頻繁的社會經濟活動中，徽州商人養成了凡事“立字為據”的習慣，以律法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故而自明清以來，徽州人給外人的印象是“徽人好訟”，但這又何嘗不是徽州人講究信義、遵守契約，極力構建法制社會的一種民間行為。  徽商商訓 2、徽商在經營的過程中，非常注重商業品牌的打造。 徽州茶商對打造茶葉品牌的經營理念具有超強的意識。因為徽州并不是古代唯一一處茶葉的產銷基地，所以注重無形資產的建立，搶占茶葉市場的頂端，也就成了他們的商業經營思維。 黃山毛峰的創始人謝正安就是清末徽州茶商打造品牌的代表。 他創立的“謝裕大”茶行不僅有自己的信譽防偽標記，還有獨特的包裝設計，使“謝裕大”成為徽州茶商中的著名品牌，而謝正安的這種商業經營理念即使到了今天依然適用。 而徽州著名的茶葉老字號，除了“謝裕大”外，“張一元”、“汪裕泰”、“胡源泰”、“怡新祥”、“胡日順”等，都是徽州茶商創建的茶葉品牌。 縱觀徽州的茶葉發展史，正是徽州茶農的辛勤勞作，徽州茶商的商業精神追求，才使徽州成為中國古代重要的茶葉產銷基地，徽州茶才能為中國的茶道文化作出重要的歷史貢獻！ 謝裕大茶行 注： ①《封氏聞見記》 ②這里的歙州是指歙縣（概指郡守府衙所在地），當時歙州管轄歙縣、黟縣、休寧、婺源、績溪、祁門六縣，也就是說早在唐代就已經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的“一府六縣”的建制基礎。 ③吳自牧《夢梁錄》卷十六"鲞鋪"； ④吳自牧《夢梁錄》卷十六"茶肆"； ⑤ 徽商，徽州商人，宋宣和三年改歙州為徽州。 ⑥中朝：是偏居江東的南宋對建都開封的北宋的稱呼，如：陸游 《觀渡江諸人詩》中就有“中朝文有漢唐風，南渡詩人尚數公”的描述。 參考資料： 趙馳 《明代徽州茶葉發展研究》 王麗君 《清代晚期徽州山區經濟研究—以婺源茶葉貿易為例》 【我是江東汪郎，帶給你不一樣的歷史視覺！堅持原創，喜歡我就請關注我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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