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先王述論

    上一篇主要展示《殷墟文化大典》（簡稱《大典》）中的商代先公，本篇主要從《大典》中來深入了解認識“被學術界利用考古、甲骨文資料考證的商代先王”。

    商代先王是指自商湯王滅夏建立殷商王朝到帝辛失國時期的“共十七世三十一位帝王”。“商王是集政權、神權、軍權、族權、財權于一身，維護奴隸主貴族的統治，成為奴隸主的總代表”。“商代先王最早由羅振玉、王國維根據甲骨文資料進行系統整理界定”，并不斷考訂和補充，“大多數都已獲得卜辭的證明”，并糾正了《史記·殷本紀》等文獻對先王的記載的錯誤。其后，郭沫若、吳其昌、董作賓分別對河亶甲、雍己、祖己三位的考訂，由此確立了先王世系。《大典》中記載的“商先王世系表”如下（圖片）：

    《大典》中把商代先王分為前、中、后三期: 成湯至大戊（10位）為商代前期諸王，中丁至南庚（9位）為商代中期諸王，盤庚至帝辛（12位）為商代后期諸王。學術界的專家學者對諸王都在《大典》的《商史卷》和《甲骨卷》中作出記載，筆者在此前提下，重點對有作為、有創新、有建樹的復興之王摘要簡述如下：

    成湯   “公元前1670年—約前1587年，即商湯，商部族首領主癸之子，商朝的建立者，子姓名履，又稱湯、成商、商侯履、武王、武湯等”。“甲骨卜辭為大乙、天乙、高祖乙、成、唐、大唐等”。“夏末自孔甲始，荒淫無度，力量漸衰，至桀時更甚”。“商湯曾是夏的諸侯，代替夏出征付伐有罪之國，力量逐漸發展強大起來”。結束“曾先后八次遷都”的做法，“至湯定居于亳”。“在這過程中，商湯行仁義，訂禮制，加強刑法，招引賢才，得到伊尹、慶輔、女鳩、仲虺、女房等賢士良臣的輔佐，力量發展更快，為滅夏創造了有利條件”。雖然夏桀不安而囚禁成湯于夏臺，引起眾多諸侯的反對，在伊尹、仲虺等的努力下獲釋。“商湯回師亳都大會諸侯，召開了‘景亳大會’，表明自己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讓百姓脫離暴政和苦難”。從而贏得大多諸候的相應。“湯乃興師率諸侯，陸續滅掉鄰近的葛國（在今河南寧陵）”以及夏的聯盟韋（在今河南滑縣）、顧（在今河南范縣）、昆吾（在今河南許昌）等屬國部族，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而后作《湯誓》，興師伐夏”。“湯與桀大戰于鳴條（今河南封丘東），桀大敗”。“桀走鳴條，遂放而死（《史記·夏本紀》）”。此后，三千諸侯大會，“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史記·夏本紀》）”。“湯被推為天子，都于亳，建立商朝，成為中國繼夏王朝之后，第二個奴隸制王朝”。“古書中把湯伐桀滅夏稱作‘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周易·革》）”。“結束了先后十四世為（夏）諸侯的歷史”。“湯建國后，鑒于夏朝滅亡的經驗教訓又作《湯誥》，要求其臣屬‘有功于民，勤力乃事’，否則就要‘大罰殛汝’”。湯注重“以寬治民”，“網開一面”、“桑林禱雨”的成語典故在民間傳說久遠，是最好佐證。“因些在他統治期間，階級矛盾較為緩和，政權較為穩定，國力也日益強盛”。“武功烈烈，創業垂統，被稱之殷之盛君”。《詩·商頌·殷武》稱：“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甲骨卜辭記錄有配偶妣丙，傳統文獻記載為有莘氏之女，性賢淑，有吉妃之稱。有三個兒子，長子太丁，次子外丙，三子中壬”。

    太丁    “史稱太子‘大丁’未立而卒，然卜辭‘大丁’祀典同于其他諸先王，且有其法定配偶‘妣戊’也受到殷人的周祭”。“因而學者們認為，他曾協助成湯并主持過軍事，立有大的戰功”。

    大甲    又稱太甲，為湯嫡長孫，商代第五任國王。依《史記》等文獻和傳說，太甲即位第三年，發生著名的“伊尹放逐”，史稱“伊尹放太甲”。“太甲在桐宮（今河南偃師縣西南）經過三年深刻反思”，“決心痛改前非，以祖父作榜樣，勵精圖治”，遵訓“祖制和朝廷法度，盡自己的能力治理好國家，讓天下百姓安居樂業”。“伊尹看到太甲悔過自新，就親自帶著文武大臣把太甲接回首都亳城”。“太甲復位后，不負眾望，按商湯法度循規蹈矩地做事，把上至國家大事下到百姓生活都治理得井然有秩，商朝進入了一個穩定發展時期”。“太甲‘桐宮悔過’后，修德厚生，終成一代名君”。孟子稱之“圣君”，廟號尊為“太宗”。“太甲與其配偶都進入甲骨卜辭中周祭祀譜。”

    大戊    又稱太戊，太甲之孫。即位后啟用伊陟（伊尹子）為相，出現“桑谷共生于朝”的現象而心生害怕，受伊陟“邪不壓正，妖不勝德”之啟示，注重“勤政厚德，治國撫民”。“太戊國政大修，勵精圖治，使商王朝又得以復興強大，周邊諸侯紛紛前來臣服”。“大戊在位75年，是商王朝在位最長久的國王”。《史記》載，太戊時“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甲骨文中多有后人祭祀太戊和配偶妣壬的記載”。其后三子都相繼為王：長子中丁（卜辭仲丁），商代中期國王。由于“太戊一支憑借著雄厚的政治經濟實力，違背商代繼承法而使中丁繼承王位”。“為了削弱反對勢力的影響，中丁即位后由亳遷都于囂（隞或敖）”。為排除周邊方國侵擾的威脅，而“征于藍夷（《竹書紀年》）”。“傳統文獻和傳說，中丁之后，次子外壬（卜辭卜壬）成功取得王位，并向諸弟妥協，造成商王朝繼承上的混亂，史稱‘九世之亂’”。 三子河亶甲（卜辭戔甲），“為了擺脫困境，緩解內外交困的局面，由隞都遷于相。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王室內部矛盾。待稍事整飭國勢有所恢復后，更發動了對外戰爭（征藍夷、班方），使一些原來反叛的諸侯方國（邳、姺）重新歸順，納貢稱臣”。“河亶甲在位時對商朝的穩定是有貢獻的，為其后祖乙即位后一度復興奠定了基礎”。

    祖乙    卜辭且乙，大戊之孫。“祖乙遷都在古文獻中記有邢、耿、庇三地”。學術界“根據文獻和考古資料考證，邢、耿、庇三地方應為一地，即為邢（今河北邢臺）”。“祖乙是一位很有作為的君主，他任用太戊時期的名臣巫咸的兒子巫賢輔佐朝政，幾次出兵平服了藍夷、班方等方國部族的反叛，解除了邊疆地區夷族對商的威脅，使一度危機的商族再度復興”。除《史記·殷本紀》記載外，“孟子把他列入商朝的‘賢圣之君’”。《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也說他為“天下之盛君”之一。“甲骨文中稱他為中宗祖乙，和大乙、大甲合稱為‘三示’，經常受到隆重的祭祀”。卜辭中記其有“德配妣己”和“另配妣庚”。“此外，傳說‘春節’和‘萬年歷’也是祖乙時的樵夫萬年發明的，并且還發明了‘日晷儀’和‘漏壺’，用以計時”。其二子都繼位為王：長子祖辛（卜辭且辛），“是一個受成的國王，即位后仍都于邢”。“卜辭中德配有三，妣庚、妣甲、妣壬，都與之進入周祭祀譜”。次子沃甲（卜辭羌甲），“由卜辭中內容可知，羌甲有祛病消災之神通。其德配妣庚，與之并受饗”。

    盤庚    甲骨卜辭般庚，祖乙的（次）曾孫，商代后期國王。“盤庚即位之時，商朝政治腐敗，貴族奢侈，王室內爭激烈，平民奴隸反抗斗爭不斷，更加上天災頻繁，商朝統治面臨著嚴重的危機”。“盤庚為了扭轉局面，擺脫舊貴族的勢力，挽救商王朝的衰亡，決定放棄原來的都城，遷到先王所發家之地殷—北蒙，作為新都。這里地處‘天下之中’，同時‘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后背山（《戰國策·魏策》）’，政治、軍事、經濟地位十分優越。”“盤庚的遷都之舉遭到舊貴族們竭力反對，盤庚乃作書三篇以文告發布，告諭諸侯，嚴厲命令他們服從，《史記》、《尚書·盤庚》三篇就是這一歷史事件的真實記錄”。“盤庚遷殷成為商代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化解了政治危機，從此商朝的首都固定下來，使商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步入了發展的軌道，扭轉了商王朝的頹勢，使其逐步進入商王朝的鼎盛期”。從而“進入了歷史上高度繁榮的殷墟時代和高度文明的甲骨文時代”。“上個世紀末，在洹水北岸京廣鐵路兩側緊臨殷墟發現了一座早于殷墟的商代城址—洹北商城，這是繼安陽殷墟、鄭州商城、偃師商城之后發現的又一處重要商代都邑，有（許多）學者認為這就是‘盤庚遷殷’之地”。“后世評價盤庚遷殷，‘若顛木之有由蘗（就像被伐倒的樹木發出新芽）’。應該說，《史記》的記載是可信的，特別是盤庚遷殷為‘復居成湯之故居（回到了先王成湯以前生活居住的地方）’，不但印證了先商文化在豫北冀南的觀點，而且得到了考古證據的支持”。“傳統文獻記載，盤庚遷殷后改國號為殷，未能得到甲骨文的支持”。這就說明，盤庚遷殷是重新回到了殷商祖先在夏代時就居住的殷地（安陽）。筆者在上篇中已考證出，從商代先公冥子王亥、孫上甲微時期就在殷地居住生活，當時是夏的諸侯國號為殷。盤庚弟小辛、次弟小乙相繼即位為王。“小乙注重對后繼者的培養，確立其子武丁為世子，并對其進行教育，今本《竹書紀年》記載:‘（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甘盤為商朝時著名武將，也就是說早早地讓武丁向甘盤學習軍事，為武丁中興做了準備”。

    武丁   卜辭也釋武丁，帝小乙子。“《史記》今本《竹書紀年》《尚書·無逸》《傳》等傳統文獻記載武丁的事跡很多，最為著名的有‘傅說拜相’‘婦好將兵’和‘伐鬼方’”。“說明武丁少年時期，曾遵父小乙之命，居于民間，行役于外，與平民一齊勞作，得以了解民眾疾苦和稼穡的艱辛。同時，向圣賢甘盤學習，磨煉道德修養，掌握治國治民之策”。“武丁即位后，‘思復興殷’，‘三年不言’，謹慎行事，不敢貪圖安寧，荒廢政事。虛心納諫，任用賢才，除任用賢德的太子祖己（孝己或小王）輔佐治國外，還任用異姓賢臣甘盤，甚至不惜‘使百工營求之野’，不拘一格啟用工匠出生的傅說為相，輔佐治理天下。運用經常祭祀上甲微等殷商祖先的辦法，推行教化，修養道德，教育兒童，尊祖敬老，加強家族和政權的凝聚力。重視軍事體制和‘三師’制度建設，提拔優秀軍事將領，如甲骨卜辭中的望乘、沚戩、婦好（妣辛，武丁愛妃）、人長等。對方國部族實行懷柔政策，通過分封諸侯和伯化敵為友，通過聯姻維持與方國部族之間的友好關系。大力發展農業、畜牧業、手工業等生產，并且應用傅說發明的版筑，大大提高城址和宮殿的建設及管理水平，使之各方面都達到一個新的階段。在政權穩固、經濟繁榮的基礎上，武丁開始對外用兵，征服了鬼方、羌方和土方少數民族，基本上解決了商王朝長期存在的邊患問題。其中的‘三年伐鬼方’戰爭，李濟等專家學者認為，是中國人的第一次自衛反擊戰，是歐亞大陸中部的野蠻游牧族人在消滅了兩河文明、印度文明后的東征，意圖消滅黃河文明即中華文明，被偉大的武丁、婦好擊潰，使四大文明古國僅有的中華文明傳承至今”。總之“武丁勵精圖治，革新政治，使商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得到空前發展，進入商王朝的鼎盛階段”。史稱“武丁中興”。武丁“享國五十九年”，“與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一致（公元前1250—前1192年）”。“武丁廟號高宗，與德配妣辛（婦好）、妣癸、妣戊受到周祭”。武丁長子祖己（孝己）雖立為太子因早亡未繼。“次子祖庚被立為世子”而繼位。“祖庚（卜辭且庚）繼承了‘武丁中興’的事業，遵行禮制，保持了商王朝繼續繁榮發展，受到后世的隆重祭祀”。

    祖甲    武丁三子，卜辭且甲，在祖庚后繼位。“后世文獻（《尚書·無逸》）有‘祖甲避王位’之說，武丁在太子祖己早亡后，偏愛幼子祖甲，打算廢太子祖庚而改立祖甲。祖甲認為這是違禮之舉，不可強行廢立，否則就可能重演‘九世之亂’的局面，故仿效武丁當年之舉，離開王都，到民間生活”。“祖甲即位后，‘重作湯刑’，加強法制。體察民情，限制貴族對民眾的過分榨取，減輕老百姓的負擔，緩和了矛盾，穩定了社會。推行新政，改革歷法，創新祭祀制度，創造‘周祭’之法，使殷人的祭祀系統更為嚴密規范。在武丁的基礎上，繼續開邊拓疆，今本《竹書紀年》載：（祖甲）十二年，征西戎。冬，返至西戎。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邠侯組紺［對周人（邠侯）發號施令］”。“祖甲創立的周祭之法是祖先崇拜和崇教制度的最好體現，是中國古代具有特色的祭祀系統。祖甲之后，商王朝開始真正確立嫡長子繼承法，保證了政權的平穩過渡，這與祖甲行政有密切的關系”。“《尚書·無逸》將祖甲和殷中宗太戊、殷高宗武丁和周文王并列，‘茲四人迪哲’，即‘蹈智明德以臨下（《孔安國傳》）’”。而司馬遷的“帝甲淫亂，殷復衰（《史記》）”的說法，需要商榷，應該否定并予糾正。“由于祖甲之子繼承王位，其與配偶都受到周祭”。

    武乙    卜辭釋為武乙，帝祖甲之孫，商王庚丁子。“武乙作為商代后期的一個重要君王，卻受到不公正的評價，被司馬遷稱之為‘無道’（《史記·殷本紀》）。這一認識蓋源于《尚書·無逸》中周公的一段話......將晚商后期幾代商王全部予以否定”。“武乙是商代很有作為的一個國王，他致力于社會生產的發展，武乙時期的甲骨卜辭中，有新開墾的地名‘廳’‘望’，說明耕地面積有了擴大。手工業中青銅器制作得到發展，青銅器作坊面積不斷擴大，產品數量增多，造型更加精美。骨器制作和玉石器制作也得到發展，在小屯西北地就發現一處新的玉石器制造作坊。甲骨文中出現了和手工業生產相聯系的‘百工’‘司工’。這一時期‘原有的居民點迅速膨脹’，殷墟的面積得到擴大，殷都更加繁榮。在政治上整個官制得到充實和完善，各個部門分職設官明顯增多。軍事組織趨向嚴密，甲骨卜辭載：‘丁酉，王作三師：右、中、左（《合集33006》）’。說明‘三師’編制正式形成，戍守活動頻繁，有了定期輪換駐防的制度”。“在意識形態方面，這一時期‘透過濃重的迷信神權的氛圍，也開始出現較為趨向現實的薄明的晨曦’。殷人舉行祭祀，不再大量用人作無謂的犧牲。祭祀中改變了原來的重自然神而為祖先神，確立了祖先崇拜的主導地位，并且也由原來的重遠祖，變為重視先祖父輩”。《史記》中記載武乙與天神對弈和革囊射天的故事，體現“武乙在迷信鬼神很深的歷代商王中，敢于藐視天神，打破神權，加強王權，難能可貴。也反映了中國古代樸素的‘人定勝天’的思想在萌芽”。“對周邊方國部族的反叛者繼續實行出兵討伐。殷的西部逐漸強大的旨方，經常進犯中原，武乙多次調動重兵加以征伐，參戰軍隊常常在幾千人以上，最后征服了旨方。武乙還曾經征服了南方的歸（今湖北秭歸縣境）和東部的夷人”。“對西方的周部族繼續實行懷柔政策，友好相侍。然而，周人的崛起構成了對商的威脅，武乙到周巡視，結果‘武乙獵于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史記·殷本紀》）。雷震致死雖是一種自然現象，同時，武乙之死也不排除被周人所殺害。武乙之子文丁即位殺掉季歷，就含有替父報仇之因素”。“《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記武乙在位35年（公元前1147—前1113年），與今本《竹書紀年》一致。武乙本人與配偶都列入祀譜受到周祭”。 

    其子 文丁（卜辭釋文武丁）繼位，“周人勢力進一步發展，并被命為牧師和西伯，授以征伐之權，執掌商朝西部地區之征伐。周人聲勢大振，引起文丁的不安和恐懼，決心抑周，乘季歷到殷都獻俘報捷受賞準備返周之時，突然下令囚禁季歷，使之‘困死’殷都”。

    帝乙    商王文丁之子，商王帝辛之父。“甲骨卜辭中不見帝乙尊號，商代青銅器《邲其卣》銘文稱其為‘文武帝乙’”。“帝乙即位之時，趨于強盛的東方夷人中的人方、盂方等不斷在邊界上侵擾滲透。為了不至于腹背受敵，帝乙遂對周部族繼續釆取和親政策，把一個妹妹嫁給姬昌，并封其為西伯，被稱為‘帝乙歸妹’（周易·泰）。自此，商王帝乙（暫時）緩和了和周人的矛盾，（但）周人也得到迅速發展”。“之后，據卜辭中的詳細記錄，為解除邊患，帝乙對東方夷人（島夷和淮夷）展開了‘征人方’（位于今黃、泗、淮流域，今山東、江蘇、安徽一帶）戰爭，半路上受到盂方（今河南省睢縣附近）的截擊而給于征伐，（都）取得了勝利”。“據《史記》等文獻記載，帝乙在立王位繼承人時，由于廢長（微子啟）立幼（受德），（因）在政見上有很大分歧，造成了（商王朝）內部的分裂”。“關于帝乙在位末年，遷都于沬（即朝歌，今河南省淇縣）的記載，得不到甲骨文和考古證據的支持”。

    帝辛    甲骨卜辭釋王，商王帝乙少子，武庚祿夫之父，商朝末代君主，文獻稱帝辛，又名受或受德。周人違背史實將其惡謚為“紂王”或“紂”。對于失國之君，“文獻中為了詆毀帝辛，對其征伐夷方、開疆拓土的記載很少，但甲骨文、金文中記載頗多，提供了研究帝辛的珍貴資料”。“《史記》:‘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呂氏春秋》:‘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可置太子），而不可置妾之子，（辛）故為后’”。這充分說明帝辛繼位的合理性。學術界專家學者認為：“帝辛天資聰穎，聞見甚敏，才力過人，有倒戈九牛之威，具撫梁易柱之力，深得帝乙歡心。繼位后，重視農桑，因此社會生產力得到較好發展，國力強盛”。“帝辛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帝王，他推行法制，提拔重用‘小人’打擊奴隸主舊貴族的勢力，鞏固了商王朝的統治；他拓土開疆，征服東南夷，把商朝疆域勢力擴展到江淮一帶，國土擴大到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福建沿海。把先進的中原文化推向邊遠的地區，奠定了中國的版圖基礎，為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貢獻”。“鑒于西方周人的勢力日益強大，在處理與周的關系上，帝辛一方面繼續實行懷柔政策，同時又加強防范，并找機會囚禁了周人的首領姬昌。但是，帝辛為征東土夷人，還是從大局出發，不久就釋放了姬昌（這件事充分說明，帝辛根本稱不上什么‘暴君’。仁慈之為，實際上又給了周人心懷企圖的機會）”。“為徹底解決夷人問題，帝辛繼續征伐夷方。殷都（今河南安陽）以南的朝歌（今河南淇縣）是東南征伐夷人的前哨陣地，也是西阻周人沿黃河東進的重要保壘。同時殷帝辛為擺脫舊貴族勢力的包圍干擾，故長居朝歌，朝歌遂成為辛都”。“正當帝辛征伐東夷的戰爭不斷取得勝利的時候，周人在背后突然發起了進攻。當時商朝主力部隊尚在東南前線來不及回師作戰，帝辛只能武裝戰俘倉促應戰，結果戰俘前線倒戈，導致了全軍失敗”。“《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記帝辛在位30年（公元前1075年—前1046年）。[《竹書紀年》記為52年，《御覽》《皇極經世》作32年，《通鑒外紀》作33年]”。“商王朝由始祖高辛，到契封商侯，歷經相土、王亥、上甲微、成湯、盤庚、武丁、帝辛共46王，而祚終于帝受辛”。《夏商周年表》記商代為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歷554年。

    “商王朝滅亡之后，周人把一切罪名都強加在帝辛的頭上，包括司馬遷在內的后世歷史學家在編撰史書的時候也都沿襲了這種觀點。記載殷‘紂王’‘罪狀’的有關資料大多集中在《尚書》《史記》等歷史文獻中，歸結起來主要有好酒色，‘唯婦人言是用’；不敬鬼神；信任小人等。殷商時代婦女的地位是比較高的，她們設有后世婦女那種套在身上的封建禮教的枷鎖。甲骨文記載了許多婦女的名字，如婦好、婦井、婦周、婦葉、婦我等計達98位，她們能參與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祭祀等各項活動，在殷代社會生活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實際上那些歷來把禍害都強加在婦人身上的觀點和用法，是荒謬絕倫的。

    《尚書》《史記》文獻中記載帝辛“怠慢祖宗，輕視祭祀，慢于鬼神”等“不信鬼神的罪狀”。“殷商時代的中晚期，殷人在舉行祭祀的時候，開始注重現實，不再將大量的勞動力用作無謂的犧牲，祭祀對象也逐步變為重近世先祖父輩。說明這一時期人們戰勝自然能力的逐步加強，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權開始發生動搖。甲骨文和殷墟考古資料證明，帝辛時期不但祭祀從簡，而且廢除了人殉。因此，到殷帝辛時代，‘不敬鬼神’是理所當然的”。實際上這是帝辛推動歷史的偉大進步。

    “是‘任人唯賢’還是‘任人唯親’，是古今一切有作為的政治家和領袖人物與毫無作為、庸碌無能的領袖人物在用人政策上的一個很大區別。微子、比干、箕子等一批宗室重臣，因循守舊，極力反對帝辛王的革新措施，甚至不惜出賣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斥退他們無可非議。同時，提拔一些出身低賤，甚至是所謂的罪人或逃犯，而能貫徹執行自己路線的人，也是勢在必行”。實際上這是帝辛勇于改革的偉大舉措。

    “孔夫子時代對帝辛的評價還是客觀的，如《論語·子張十九》（子貢）:‘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周以后人寫的歷史，天下的罪惡當然要歸于紂王一身。孟子也說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以血之流杵也？’（《孟子·盡心下》）當代一些著名學者和政治家（像毛澤東、郭沫若等等）對帝辛也做出過中肯的評價，我們在著述商史的時候，不應再沿襲傳統的陳腐觀點”。

    《史記》說帝辛王“以酒為池，懸肉為林”，有的把這一條作為帝辛不顧百姓死活而“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從而引起人們對他的無限憤恨。甲骨文和殷墟的考古證明，這確確是商代和帝辛時期農業、畜牧業有了很好發展的結果。“釀酒業的勃興和飲酒成風，與農業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也從宏觀上）反映了商代農業的發展水平”。農業的豐收，促進商代釀酒業的興起，酒多了就必須造酒池儲放，“無論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材料，均可提供較為充分的證據”。而且進一步促進禮器、酒器、陶瓷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商代一般民眾也飲酒成風”。同樣，“商代的畜牧業，不但畜種類齊全，而且還有一套獨特的科學技術和生產管理的方法。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偉大創造，是對人類歷史的貢獻”。顯然，畜牧業發展了，也就促進肉產品的加工和儲存。肉用曬、熏、腌、風干等方法加工，有時就要懸吊起來，就形成了“肉林”的風景。這種方法一直流傳至今，特別是春節前家家戶戶加工懸卦肉產品的狀況，不就是商代的風景重現嗎？真如《殷墟文化大典》主編王宇信教授在《大典·總序》中所說:“當年的商朝都城殷虛，到處是一片‘車行酒，馬行炙’的繁榮景象和‘酒池肉林’的不夜天”。更何況“考古發掘中商代釀酒作坊被發現，是二里岡時期的鄭州商城遺址”，說明釀酒業商代早期就存在了，到后期進一步發展并且有了酒池而儲存之。之于說在酒池中“男女倮相逐其間”，更是無稽之談，不信者可到酒池中去體驗一下，便一目了解，那完全是不可能相信的事情。這不但不是帝辛之“罪狀”，而且更應必須加以肯定的是帝辛王的功績。

（ 河南省衛輝市北郊比干廟石碑照片）

    《史記》中說帝辛“怒殺比干，剖視其心”。周人把其作為暴君的主要罪名而引起人們對帝辛的無比憎恨。“周武王伐‘紂’滅商后，為籠絡人心，‘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并且修繕重建”。“引起時人和后人對比干的同情和尊敬”，同時長時期用以對帝辛的攻擊和打壓。但甲骨文中找不到對比干剖心的證據，只是從文獻到書本的紙上談論而己。帝辛對周伯姬昌囚而放之，反對派中三個重臣而只殺比干，顯得不合情理。而且在以后的朝代中直至當代總有人千方百計用編造神話的滑稽手段以假亂真，不得不說這是歷史之誤。筆者根據河南鶴壁市作家協會顧問陳紹國先生等提供的比干廟石刻資料，專門對國家文物保護單位的河南省衛輝市北郊比干廟石碑觀察發現，比干的生卒年代為公元前1092年—前1029年（詳見圖片）。淇縣（朝歌）摘星臺公園內的比干塑像鐫刻的生卒年代與之完全相同。作為國家文保單位的歷史名人的碑刻資料是應該可信的。而依據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帝辛逝于公元前1046年，說明比干比帝辛遲逝了17年。鑒于可能比干生卒年使用是文獻中的記載（舊說）與斷代工程有些相差，《竹書紀年》記從商代后期的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的在位時間（各為35、13、9、52年）合計為109年，而斷代工程從武乙到帝辛的在位時間（各為35、11、26、30年）合計為102年，相差7年。除去相差的年代因素，那么比干仍比帝辛遲逝10年。因此，所謂帝辛“剖比干”之說是周人的蓄意假造而不攻自破。

    “且不說那個誕生在明朝和清朝之際的狐貍精妲己，即使炮烙酷刑也是早在‘紂王’五六百年前夏桀的發明”。以致于當代的一些跟屁蟲也用所謂“新封神演義”鬧劇、在某縣公園毫無依據地假設“比干摘心處”的牌子，都更是毫無意義的。當代是科技化、信息化的時代，那些幾千年睡在地下的歷史文明不斷地被考古發掘出來，真實歷史資料比比皆是，由如大海洶涌澎湃的波濤，一切不實、污蔑、誹謗之詞，都將統統被淹沒。甲骨文和殷墟考古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一切，這就是結論！

    總而言之，從《殷墟文化大典》所展示考古發現的大量歷史文物表明，以成湯為代表的商代先王，很好地傳承和弘揚商代先公所開創的悠久燦爛的殷商文化，創造出三千多年前殷商時代的古文明和輝煌，成為優秀中華傳統文化和偉大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永載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