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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學與書法史的研究中，草書歷來被劃分為章草和今草兩個發展階段，章草又多以《急就篇》為代表，古今無異辭。同時，圍繞既定的章草、今草的書體變遷，又牽涉到許多書家，以及相關文獻的解讀。而由于記載與實物的匱乏，著述與研究雖多，卻一直沒有令人滿意的結論。限于舊說數量太大，不便一一列敘并加以商榷，這里只做正面的考述，并就正于讀者。 草書體出于隸變，隸為兄，草為弟，如果講原始草書，《說文解字敘》“漢興有草書”的記載大體不誤。（1）證之以考古實物，則早期草書的形態近于“隸草”，與成熟的章草迥異。最早以草書與《急就篇》相聯系的是王愔，張懷瓘《書斷》卷上“章草”條引其說云： 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 粗，粗略，朱長文《墨池編》本作“兼”。按，兼，義為兼并、省并，所示為趙壹《非草書》“刪難省繁，損復為單”之義，指草書字形出于隸而省略勾連其形。義較“粗”為勝。王愔以《急就章》名篇，系有了章草之名以后據改。史游始作字書本名《急就篇》，漢晉之際書家或用章草寫之，遂易篇為章，以明其寫本書體。近代以來，學者或據王愔之言，認為西漢元帝時史游所作《急就篇》是一部草書字書，甚至凡文獻所見《急就篇》，即斷言其為草書寫本或傳本，為兒童學習所用。對其中“用日約少誠快意”一句，以其和崔瑗《草勢》“爰日省力”同義，或視之為草書字書的內證。其實，該句系針對傳統字書和大、小篆古體為言。班固《漢書·藝文志》載，漢初，閭里書師把秦代的《倉頡》《爰歷》《博學》三篇字書合為一篇，統名為《倉頡篇》，用時文古隸書改寫。（2）傳至后代，出現了“《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的情況，宣帝時征求能夠正讀的學者，“張敞從受之”。許慎《說文解字敘》載述并同。史游之世，隸變結束，隸書正體初成，用以編寫字書，既比舊的小學范本《史籀篇》、《倉頡篇》之大、小篆的繁難簡便快意，也比用古隸書改寫的《倉頡篇》趨時適用，開篇所謂 “急就奇觚與眾異”即應指此而言。據考古所見，出土漢晉南北朝《急就篇》殘本文字隸、楷或隸草、隸楷間雜的形式均有，惟獨不見典型、書體純一的章草寫本。這種情況表明，《急就篇》乃日常實用字書，故用時文；草書寫本只通行于好之者，為相應的社會文化群體所用，體現相應的書法意義。二者既有先后之異，也有用途與人群的區別，不可混為一談。至于考古所見某些潦草的遺跡，應該是誦習練字留下來的作品，不能代表《急就篇》正常的抄寫狀態。試想，西漢元帝時草書尚未成熟，也沒有興起學習草書的社會風氣，史游怎么可能專為習草而編寫《急就篇》呢？據后世所見而推說其始，錯誤即在所難免。 
明拓松江本《急就篇》
又，《后漢書·宗室四王傳》載北海敬王劉睦（《書斷》作“穆”）善草書?！凹皩嫴?，帝（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書斷》卷上記其事云： 后漢北海敬王劉穆善草書，光武帝器之，明帝為太子，尤見親幸，甚愛其法。及穆臨病，明帝令為草書尺牘十余首，此其創開草書之先也。 按，漢代重“史書”，國家有明確的教育、考試取士、課吏監察措施。（3）草書不在其列，興盛只是后來“無心插柳柳成陰”的結果，其時趙壹作《非草書》已言之甚明。所以，漢代的草書只有兩個用途：一為私相授受的尺牘書問所用，二是作為“奢侈的藝術品”而成為帝王和士大夫群體的好尚。所謂“創開草書之先”，實際上指東漢明帝之好尚、劉睦能善而創開一代書法新風，去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篇》已經百余年了。 
用草書寫《急就篇》，使其成為不同書體的寫本之一，大約始于漢末，是由當時狂熱的草書風氣引發的。趙壹《非草書》云： 齔齒以上，茍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競以杜、崔為楷，私書相與，庶獨就書，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專用為務，鉆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眾座，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鰓出血，猶不休輟。 敘言容有夸張，且限于西部地區，而若推及文化和書法發達的中原，亦或有其類似之點。斯言之義有四：其一，歷經二百余年的啟蒙和醞釀，草書尺牘書法業已深入人心，草書時尚也已形成，如果稱之為藝術的自覺，差幾近之；其二，草書開始脫離實用，書寫由快捷簡率變為遲緩精致，既有因難就遲的因素，亦為“庶獨就書”的入靜凝神、欲求其妙的目的所致；其三，書家的個人風范成為社會化的感召力，成為后學心儀手摹的理想境界，如尺牘之風和張芝“匆匆不暇草書”的名言被人仿效；其四，學校也被染了草書時尚，傳統的文字教育和字書承習受到沖擊，催生了新的社會需求。書家順應潮流，用草書寫定《急就篇》，既可便利兒童和后學，又能提供標準劃一的草書字形。在全社會實現草書的規范化。換言之，自漢末以降，草書寫本《急就篇》的數量會很大，今日所見明人翻刻的松江本獨以名家所書而傳于后世，其余泯泯爾。又，《書斷》稱張芝有“草書《急就章》”，或不無可能，松江本筆意稍緩，應與張芝之法的傳承有關。 
西漢敦煌馬圈灣木簡 就《急就篇》章草的點畫體勢和筆法特征而言，與早在其前的《永元兵器簿》、其后的陸機《平復帖》等不諧。我們認為，章草不能代表嚴格意義上草書演進的階段性成熟狀態，不是一個必然環節，而是寫入字書后的特殊樣式，即當時借助字書傳播承習的“標準草書”。
《永元兵器簿》 草書的演進與隸書的正體化是兩條并行的線索。隸書在形成方正扁平的體勢之后，長畫往往會橫向拖出而突破簡札的邊緣；草書則循著隸變的潦草化傾向發展，保持了早期隸書的自由體勢，把字形約束在簡札的邊緣之內，多作縱向的延伸，《永元兵器簿》即可代表東漢早中期之際日常通俗所用草書的一般狀態。以此推說其前后的名家草書，應在書體純一、草法規律、用筆長于藝術的美感等方面有突出的表現，引導著草書體演進中的時尚風氣。其字形大小亦當能隨其繁簡而參差變化，做到自然生動。一旦寫入字書，首須具備楷式，存其規范，點畫、偏旁、字形的寫法都要穩定，即使有所變化，也都要有規律可循，有法可依，使私相授受的草書體轉而明確地承載著社會化的文字規范和書法的公共意義；其次是字字獨立，字形勻齊，體勢端莊如一，用筆約束在字形之內，收筆橫出或上揚，波磔樣式一同，明顯地借鑒了正體隸書的規范之法；第三宜選取時文典范，名家楷模，以成就字書的權威性與經典意義，以便為天下共同仿效，張芝之法即成為首選。如此，則使《急就篇》草書偏離了草書體發展的主線，成為一種近于凝固的經典樣式，一種古雅和權威的象征，歷代傳習，不改其制。關于張芝草書，衛恒《四體書勢》述其承習杜度、崔瑗，“因而轉精其巧”，“下筆必為楷則，常曰‘匆匆不暇草書’”。所謂“轉精其巧”，應指點畫字形和用筆并勝于杜、崔，“楷則”謂其謹嚴有法，富于楷式。對其“匆匆不暇草書”學者有“匆匆不暇，草書”和“匆匆，不暇草書”兩種斷句和解說，然其既為“楷則”，即不能恣肆其筆而求快速，當以后者為是。不過，與法效者的“難而遲”當有所不同，孫過庭《書譜》引王羲之評張芝的“精熟”、王僧虔《論書》評曰“筆力驚絕”，均其證?！堕w帖》收張芝《秋涼平善帖》文辭簡質，字亦古樸流美，或許即其遺蹤。張芝所善為章草，《書斷》則稱：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連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為下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兼包，若懸猿飲澗之象，鉤鎖連環之狀，神化自若，變態不窮。然伯英學崔、杜之法，溫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惟王于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者，起自張伯英，即此也。依考古所見，漢魏絕無今草，而張芝所善“一筆書”，只能是因小王而附會。唐太宗尊崇大王而貶小王，遂使小王翰札不得已托名張芝而存之，此本在情理之中，而張懷瓘不察，竟使張芝提前二百余年而創“一筆書”的大草，殊不足信。
崔瑗《草勢》云：“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卒”即“猝”，“迫”謂“急”，指草書用于倉促快速的書寫場合，與張芝的“匆匆不暇草書”明顯有異。進而可以斷定崔瑗與趙壹的觀點相同，草書生干赴急，存于便捷，慢寫只能是始于張芝的藝術追求和寫入《急就篇》之后的新風范使然，與“愛日省力”的初衷相違。《草勢》又云：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兀若竦崎，獸跂鳥跱，志在飛移，狡兔暴駭，將奔未馳。 其中“抑左揚右”句至為關鍵：草書隨著右手快速書寫的生理習慣，自然形成了左低右高、左側收抑而右側開張的體勢。也正是這種前所未有的變化，造成了方圓異于篆隸的狀態，產生強烈的動感，由此帶動全字的生動，才會有突兀聳峙、鳥獸靜而欲動的企翹蹲踞，以及“志在飛移”，“將奔未馳”的審美聯想?！耙肿髶P右”后來成為近體楷、行、草的通則。是文隨后還有“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旁點邪附，似蜩螗挶枝”等語，用以形容草書體勢的流便離合、用筆的沉郁果決與放逸奇變，均為《急就篇》章草所不見。再后又有 “絕筆收勢，余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看隙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之語，頗類今草的狀態，而與《急就篇》章草的“絕筆收勢”所呈隸意迥異。最后所言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講草書的隨機性和變從自然天成的道理，更與《急就篇》章草的法度秩序無緣?！端捏w書勢》載崔瑗師法杜度，“甚得筆勢”，解其三味，至于“結字小疏”，乃其用筆放縱而務于生動使然，《草勢》即其心得與杜、崔二家前后相望的草書藝術的概括。相形之下，張芝的“轉精其巧”與“必為楷則”是刻意求工，由此放慢書寫速度，成為草書體發展的重要轉折，并影響到《急就篇》?！都本推氛虏菟钠桨朔€，堪稱草中正體，受字書既成觀念的影響，把始于張芝的草書楷則推向極致。其后如智永《千字文》草書，雖為今草，卻務求字形勻一，端正，不作上下呼應牽連之勢，猶有《急就篇》章草遺風?；蛞源藶橹怯里L格，恐不盡然。后世如趙孟頫、文征明等眾多名家寫《千字文》，行、草并從古制，與常形有別。
松江本《急就篇》傳為三國吳人皇象所書，但其并無當年時譽“沉著痛快”（4）的蹤影，尚不能確認其真。盡管如此，松江本《急就篇》字形多能與漢晉草書相印證，當淵源有自，不失其學術價值。據載，西晉索靖草書出自張芝。王僧虔《又論書》云：索靖字幼安，敦煌人，散騎常侍張芝姊之孫也。傳芝草而形異，甚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鉤蠆尾”。索靖傳世刻帖有《月儀帖》，筆勢勁利，有“銀鉤蠆尾”之意，但結構甚為傾斜，明顯有崔緩所言“抑左揚右”的特點，或即其出于張芝而“形異”之所在。又據載述，王羲之學張芝章草而能升堂入室。虞龢《論書表》記王羲之：嘗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嘆服。因與獲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痛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王羲之學張芝而能使一向不服的庾翼有“頓還舊觀”的欽嘆，足見高明。其傳世章草《豹奴》一帖，雖非真跡，卻能生動。有《論書表》所評“筆跡流懌，婉轉妍媚”之美，（5）與《秋涼平善帖》面目相近，而與松江本《急就篇》的四平八穩有異。 
索靖 《月儀帖》 關于章草之名，舊說頗多，而以《書斷》稱東漢章帝特許杜度以草書章奏之說影響最大，后世多從之；近代學者或因襲而延伸別釋，但未離故舊。按，章草之名始見于晉，如上引《論書表》庾翼致書王羲之所言?！稌鴶唷肪砩弦掼ァ恫輹鴦荨纷鳌罢虏葜?，蓋又簡略”，與文題不合，亦與《四體書勢》所錄作“草書之法”不同，應為筆誤或后人改纂。也就是說，章草是晉人為使古體草書與時文草書相區別而名。其時由于《急就篇》的大量摹寫與傳播，章草字形早已凝固下來，循形依法的仿效則為其命名提供了社會基礎。章，舊說以為因于章奏，或引申而言其以章奏而備具楷式。按，章帝之時，縱然特許杜度草書章奏，亦必貴重其生動，不會令其板起面孔，而與初衷相違。且其時草書尚無規范程式，《四體書勢》稱其“殺字甚安”，《書斷》引韋誕稱“杜氏杰有骨力”，都是就其生動而言。其后崔瑗師之而結體稍有不及?！端捏w書勢》稱其“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即此。二人大同小異，均與張芝的“精熟”和“楷則”有別。晉人既知其異，豈能一以貫之而皆取章奏及楷式為命名的依據?杜氏之后，僅三國魏文帝特許劉廣通草書上事，其間更無他例，晉人又豈能因于罕見的特例而名之？章，有法規、規則等義。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稱鍾繇善三體書法，二為“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即新體小楷，以其出于草、隸的省簡優化，書寫便捷而備具楷則，故名。章程，章謂法規，程言楷則、程式。其時八分隸書已經程式化，書寫頗為繁難，不切實用，小楷有其規范而書寫便捷，優勢顯然，是以能取而代之。又，《采古來能書人名》謂王廙“能章楷，謹傳鍾法”，“章楷”即章程書的別稱，楷以通言楷式、楷則，與“程”義近?！端捏w書勢》稱王次仲“始作楷法”，《采古來能書人名》載韋誕自言“絕此楷法”、又言飛白書為“八分之輕者，全用楷法”，均其義。以此推言章草，謂其結構一字萬同，嚴明有法；其點畫體勢，千人一面，筆法與個性風格容或小異，而基本樣式不變。《書斷》云：“呼史游草（即《急就篇》草書）為章，因張伯英草而謂之。”按此記載，章草之名最初僅限于張芝草書。而“章”字所對應者必為其“下筆必為楷則”，不及于杜、崔等名家。后以《急就篇》草書與張芝草書在“楷則”上的一致性或淵源關系，乃推而名之。因書體之名而改稱為《急就章》，還要遲后一些。又，由于后人誤以為西漢元帝時史游所作《急就篇》為草書字書，遂以章草之名通言古體草書，造成草書體演進簡單地別為章草與今草兩個發展階段的誤解。究其根源，是對草書體演進中的名家風格差異、張芝草書與《急就篇》的風格差異的學術意義并皆忽略所致?！稌鴶唷贩Q“魏晉之時，名流君子一概呼為草，惟知音者乃能辨焉”，即已指明其疏失所在。章草被《急就篇》以字書的形式凝固下來，井得到正統觀念和名家楷模權威的支持，即意味著點畫體勢、字形結構的一成不變，那么，今草將如何產生？舊說以為把章草的收筆改作縱向牽連即成今草，但事情遠非如此簡單。例如，今草字形更為簡略，且多異構，很多變化都不是單一的章草字形所能提供其基礎條件的，這只要把晉人草書與《急就篇》稍加比照即可明了。換言之，今草別有淵源，傳世陸機《平復帖》就是代表其產生的重要一環。關于《平復帖》的書體，舊說以為章草，或名其為草法偽略而不正規的草書，非是。是帖字勢“抑左揚右”，結體縱長而放任，時為牽下之筆，或略存章草遺意，而其通篇絕非章草所能變化生出，可以視為早期的今草形態。陸機，吳郡人，書法當存三國吳地書風，是帖貌似禿穎所作，實則延續吳人皇象“沉著痛快”的筆勢而體貌微異。陸機年近而立，始與弟陸云人洛，而風格已成，中原盛行衛瓘、索靖之法，妍媸有定，是以其書不被賞遇。王僧虔《論書》評之云：“吳士書也，無以校其多少”，以吳地士人之書而輕視之，即等于把江左風范排斥在中原主流書法之外，以陌生和不屑而不予置評，顯見其風尚由來已久。校，衡里、評說；多謂稱美，少謂貶斥，猶言無法判別其優劣長短。漢晉之世，勝流云集中原，由名賢導引書法時尚，吳地偏就江南，又自成一統，是以其書較之鍾、衛等為代表的中原書法，古樸和滯后自不待言，新出土的長沙吳簡書體明顯地滯后于鍾繇小楷，即是堅證。《平復帖》的滯后，還在于它與東漢簡策《永元兵器簿》多有相似之處，未受到程式化的章草影響，保留了草書之正常、實用的發展線素，彌足珍貴。出土的敦煌漢簡、樓蘭木牘和殘紙草書，則可以代表其處于實用狀態中的發展線索，并為我們的看法提供支持。
以《平復帖》與衛瓘的《州民帖》相較，風流遠遜，滯后的狀態一望即知。據《采古來能書人名》的記敘，衛瓘“采張芝法，以覬法參之，更為草藁。草藁是相聞書也?！彼^“采張芝法”，應該是取其“楷則”，“以覬法參之”，是取乃父衛覬所傳家法，益之以牽連流便，與時尚正統的章草有別，故爾只能權宜地用于私相授受的尺牘書信，此則亦名之“相聞書”的由來。以此觀之，衛凱草法或與陸機《平復帖》及樓蘭木牘、殘紙類似，若為章草，是無論如何也成就不了衛瓘草藁的。王僧虔《又論書》記其事，有“更為草藁，世傳其善”語，表明衛瓘所變化的草書新風，已得到世人的認同和仿效，其字稍加縱逸，即成今草。以王羲之師從衛夫人的經歷，其今草或傳衛氏家法，或其父輩已傳衛瓘之法，若視《州民帖》為其權輿，似不為無據。又，《書斷》述衛瓘與索靖同領晉字風騷，當時人評其“放手流便過索，而法則不如之”，此則明其草藁字勢牽縱流便，斯法雖新，卻不如守成而專為章草的索靖更具“法則”。如果僅從書體古今來擬說今草的演進關系，則《平復帖》上承皇象，遠接杜、崔，衛瓘草藁則開啟新風，王羲之始集今草大成。
衛瓘 《州民帖》
又，王僧虔《論書》云：“亡從祖領軍洽與右軍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法鍾、張?！薄熬阕児判巍保瑧撌嵌私永m推進新體楷、行、草風氣，包括變法改造，中間的其他名家不顯于世，或僅傳一時，敘言中被忽略了，而不是二人跨越了一二百年，直接改革于鍾、張。書體演進是社會文化群體長期共同努力實踐的結果，彼二人不過是其中的佼佼者，或謂能占風氣之先者。對王洽而言，王羲之雖有“遂不減吾”（6）的評譽，但父兄獎掖子弟乃其時風尚，并不完全可信，王僧虔所言卻不免一己之私。庾肩吾《書品》把王洽敘入“中之下”，與陸機同列，亦可佐證。又，張懷瓘《書議》云：子敬年十五六時，嘗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且法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section>此事初見于《書議》，其前各家書論俱無聞焉，知其來源頗屬可疑。王獻之初知書時，乃父已經名冠天下，今草也已成熟。彼稱“古之章草，未能宏逸”，實為無謂之言，乃后世視章草、今草次第變革而于書史孤陋寡聞者所偽托。隨后續言“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與王獻之所善“一筆書”草法相合；后謂“不若藁行之間，于往法固殊”、“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是在為王獻之以行、草相雜的“破體”張目。（7）張懷瓘接續評述“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云云，即已泄露天機。似此等不經雜言，殊不足據，本文亦不取而為論。
王羲之 《寒切帖》
總而言之，漢晉士大夫書法所尚為草書尺牘，是基于實用的藝術化探索與發展。就草書體演進的主線而言，表現為脫隸、省變、使轉的特點和過程。其演進前期，由社會化的約定俗成所推動，后期則以士大夫書家群體的積極參與，改由名家楷模及其前后接續的探索、出新引領時尚與變遷。論其藝術風格，則重在筆勢的流美與生動，如崔瑗《草勢》篇題和內容所見。以草書尺牘的自然條件而論，本宜縱向發展，但限于脫隸、省變是一個漫長的探索與實踐，使轉尚不能自由地展開，早期草書與章草有些類似之點，亦緣乎此。張芝在草書上的努力，既是豐富書寫技術、深化美感的過程，也因其放慢書寫速度和追求“楷則”而延緩了草書體演進。《非草書》所講“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的情況，即其影響使然。在此背景下，寫入《急就篇》的草書必然要夸張其法，盡從“楷則”，以趨時尚和人情。進而可以確認，《急就篇》章草只是草書體演進中的一個歧出分支，是為了便于傳習而寫定的標準樣式。不過，由于張芝的草圣權威及其作品、風格的普遍仿效，今草未能完全按照其自然狀態發展，而是選擇了兼收并蓄的道路，使藝術的目的和努力超出于實用，代表書家主觀意愿的“意”也逐漸凌駕于“勢”之上，衛瓘與二王的前后承傳與出新即其證明。書體演進中的約定俗成和名家參與的差異，也盡在于是。
[2]安徽阜陽出土西漢早期隸書寫本《蒼頡篇》，知《漢書·藝文志》所言“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之時，已有廢小篆而改用時文隸書以授童蒙的做法。[3]詳拙文《說“善史書“及其文化涵義》，載《書法研究》一九九八年二期。[4]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歷代書法論文選》標點本，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七九年。[5]虞龢《論書表》稱王羲之學書于乃父，“至于絕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跡流峰，宛轉妍媚，乃欲過之”，評說用語為父子共同的風格特點，故可以用來狀美羲之。[6]《書議》評王羲之所創新體云：“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開張于行，草又處其間?！笔籽云鋾鵀椤捌企w”者，乃徐浩《論書》“右軍行法，小王破體，皆一時之妙”語。引書同[3]。※ 原文載于《中國書法》2018年10期
”二陸書院” 坐落于祖帖故里松江小昆山 以西晉文學家書法家陸機、陸云命名。 陸機《平復帖》被稱為祖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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