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文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它與楚民族的形成與發展具有密切的關系。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對楚文化詬病滿滿，主要就是因為它神秘而濃厚的巫祭之風。作為楚文化的代表，楚辭更是充滿了大量的鬼神和祭祀詞語。而這些都與中原的儒家文化差異巨大。 然而，隨著楚國滅亡，屈原去世，楚辭并沒有就此消失，反而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這就說明楚文化與中原的儒家文化之間還是有共通之處的。那么，楚文化為何會孕育出“楚辭”？楚文化究竟是怎樣一種存在呢？即，它是如何形成的？它有什么特點？ 本文將分六個方面對“楚文化”進行概述，論述如下：  一：楚民族的祖先原本居住在中原地區，而楚文化也源于中原文化;在電視劇《羋月傳》中，很多觀眾不僅認識了“羋”這個字，還知道了“熊”是楚國的“國姓”，就像唐朝皇室的國姓“李”，宋朝皇室的國姓“趙”，明朝皇室的國姓“朱”一樣。事實上，由此，楚民族的祖先來源于“羋”姓“熊”氏。 那么，“羋”姓從何而來？根據《史記 楚世家》我們可以知道，“羋”姓源于上古時期的祝融部落，而祝融又源于顓頊高陽氏。在《離騷》開頭也說了“帝高陽之苗裔兮”。而顓頊和祝融又是誰呢？ 首先，顓頊是上古“五帝之首”黃帝的孫子，也是上古五帝之一，號高陽氏，主管北方；其次，祝融是顓頊的孫子，原名重黎。因他掌管火正之官，所以帝嚳賜他“祝融氏”。帝嚳又是誰呢？黃帝的曾孫，三皇五帝中的第三位帝王。  而“羋”姓就源于祝融。據最早記載祝融傳說的歷史文獻，我國的第一部國別體史書《國語·鄭語》所載，祝融的后裔分為八姓，即己、董、彭、禿、妘、曹、斟、羋等，史稱為“祝融八姓”。楚人的先祖即源于“八姓”中的“羋”姓。 然而，“羋”姓并不是一開始就是楚人的，換言之，“羋”姓族群一開始并不是生活在南方的楚地，而是生活在北方的河南，山東境內，屬于中原民族。在羋姓族群中，有一支叫“季連”的一族，因為戰亂，地理變化，部族間爭戰等原故，從中原遷徙至南方“蠻夷”之地，后來便成為楚國貴族的先人。 對此，在《史記 楚世家》中有記載“其后中微，或在中，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意思就是說，在羋姓部落群中，有些部落衰微了，有些部落強大了，有的留在了中原地區，有的流落到了南方蠻夷地區。因為時間久遠，不能詳細地記錄其歷史。  既然楚民族的祖先，羋性貴族是從中原移居到南方蠻夷之地的。那么，楚國的傳統文化應該和中原文化沒有什么兩樣。換言之，就是楚文化的來源應該是中原文化，并不是真正意義上土生土長的另一種文化。 那么，這個“中原文化”是夏文化，還是商文化，亦或是周文化呢？這是我們要探討的第2個問題：楚文化中的傳統文化究竟來源于哪一個“中原文化”？ 二：楚文化中的傳統文化來源于夏商文化，以商文化為主;關于這個問題，漢代著名史學主司馬遷在《史記 楚世家》中給出的答案是“夏文化”。他說“祝融八姓”在夏時就已經存在了。然而，根據他的原文“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一說，后世學者產生了懷疑。因為夏代久遠，那時應該還沒有侯伯分封之說。  因此，后世學者認為，楚文化源于夏文化，但更多的學者認為，楚文化源于商文化或者周文化。那么，作為楚文化來源的中原文化，究竟是屬于哪一個文化呢？這就要看楚人先祖是何時脫離中原而遷到楚地的。 前面我們說了，楚國貴族是來源于羋姓季連一部。而季連一部是何時從中原遷到楚地的，在司馬遷的《史記 楚世家》中有詳細的記載。他說“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其中的“鬻熊”為羋姓后裔，是楚貴族的祖先。 也就是說，當周朝經歷了兩代至周武王時，楚國貴族的祖先鬻熊將城都從漢水以南的丹陽遷徙到了郢。由此可知，在商朝末年，羋性部落仍然沒有脫離中原，楚國也還沒有建立。到了周初，楚國先祖羋姓貴族由中原遷往楚地的過程，終于完成了。  事實上，羋姓貴族成為楚人，即楚國立國是在周成王之時。據《史記 楚世家》記載:“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后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這段話的意思是什么呢？ 即，周成王掌權后，周公旦因遭讒言，被成王嫌棄，因此到楚地避禍。周公旦在楚地被楚人敬之如上賓。于是，等周成王與周公旦和解后，周公旦回到了周朝，就向周成王訴說了此事。于是，周成王就將熊繹封為楚君。 熊繹，楚國史第一位君主，鬻熊的曾孫，被周成王封為楚君，賜“子男”爵位及田地，羋姓熊氏，居丹陽，掌管祭祀祝禱之事。就這樣，羋姓成為楚國君主，楚國正式立國，開始躋身于諸侯之列，而楚民族的歷史也翻開了新的一頁。  至此，楚文化便與中原文化開始有了隔閡，后來更是“野蠻生長”，成為與中原文化迥然不同的“荊楚文化”，更是孕育出了楚辭這樣的文學藝術經典。因此，楚文化并不是來源于周文化，而是來源于夏商文化，尤以商文化為主。 那么，夏商文化有什么特點呢？這對于研究楚文化的獨特魅力至關重要。這就是我們要探討的第3點：夏商文化的特點 三：夏商文化彌漫著濃烈的原始文化色彩，具有較強的宗教特色；中原文化由夏到商，一以貫之地彌漫著濃烈的原始文化色彩，據《禮記 表記》記載，夏商文化的特點是“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也就是說夏商文化非常注重鬼神，注重宗教祭祀活動，帶有強烈的巫文化特點。 根據出土的大量甲骨史料表明，在商代所存的各種宗教祭祀名目達到近200多種，而且這還不是全部。商代是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人殉最為鼎盛的時期。在已經發掘的商代墓群中，可以很直接地看出當時人殉之風是多么慘烈。  除了殉葬以外，人牲還出現在各種祭祀之中，如建筑房屋，安門，落成儀式等都會使用人牲。然而，我們知道，商代的勞動生產率很低，勞動力很寶貴。可為何會有如此大規模的人牲呢？答案就是：夏商文化非常注重神靈，注重宗教祭祀。 此外，商代的政治活動也都是在神靈的名義下進行的。商代的神職人員，如史，祝，巫等，在政治生活中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據《尚書 盤庚》記載，盤庚遷殷要靠占卜來使人信任，要憑天命來穩定人心。大量的甲骨卜辭所記錄的即是占卜，祭祀，也是政治。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夏商文化的核心部分就是巫祭和鬼神，從國家大事到生活瑣事，人們都要向鬼神求問，按照鬼神的旨意來辦事。即然如此，當時位于中原的羋姓部族，應該也處于這種文化氛圍之中。  所以，我們在楚辭中會看到大量的鬼神和巫祭文化。同時，這也說明楚文化并不是一種完全土生土長的文化，而是與中原文化密切相關的，從中原文化中衍生而出的一種特殊的地域文化，也是以巫祭和鬼神為核心的文化。 然而，到了周朝，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楚文化卻與中原文化產生了迥然不同的差異。原因是什么呢？這就是我們要論述的第4個問題：周公變革之后，楚文化與中原文化漸行漸遠。 四：周公變革以后，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差異越來越大雖然楚文化來源于中原文化，然而由商到周，中原地區進行了轟轟烈烈的改朝換代過程。人們親眼見到了曾經受命于天的殷商王朝，在一夜之間分崩離析。于是，人們自然會對“鬼神”和“天命”產生懷疑，也意識到了天命無常，上天不可信。 而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勞動力的需要劇增，夏商時代以大量人殉為代表的祭祀文化，顯然已經不能夠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于是，一場文化變革就在這樣一個環境下悄然開始了。而主持這場文化變革的就是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發的弟弟。因為他的封地在周，即今天的陜西寶雞，爵位為上公，所以史稱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輔佐周成王七年，進行了歷史上著名的“周公變革”。  而周公變革的主要內容就是“制禮作樂”，也就是用禮樂來代替宗教統治，用禮樂來幫助人們修身和立業，把禮樂變成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最根本標準，讓禮樂成為人們安身立命的前提。簡言之，就是把人們的思想從鬼神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使人們學會理性思考，讓中原民族從蒙昧社會步入文明時代。 不過，為了讓變革順利地進行，周公還是保留了大量曾經盛行于商代的祭祀名目和祭祀儀式。只不過，這些儀式更多的是服務于政治和倫理道德，注重的是祭祀中“人”的作用，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禮”，以及“人”的自尊自重。而夏商時代的祭祀，主要強調的是人們對神的崇拜。 令人遺憾的是，因為地理位置和自身原因，楚國貴族與這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化變革擦身而過。后來，楚國與周朝更是長期處于相互戒備和敵視的狀態。周朝曾多次派兵討伐過楚國，皆因楚國地處偏遠的緣故而告失敗。最后的結果就是楚國的地盤越來越大，占地千里。  除了在政治和軍事上與周朝相抗衡以外，楚國在文化上也有是有意地和周朝拉開距離。在《史記 楚世家》中就記錄了楚國兩代國君先后對周人自稱“蠻夷”。一處是周夷王時，楚王羋熊渠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溢。”而另一處是周桓王時，楚武王熊通也說:“我蠻夷也。” 而所謂“蠻夷”，在春秋時不僅僅是一個地域和民族的概念，還是一個文化概念。楚國自稱“蠻夷”，當然不是貶低自己，而是要強調自己的社會習俗，政治，傳統都有別于周室，可以不用中原的那一套社會標準來衡量自己。由此，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也就漸行漸遠了。 總而言之，楚文化在重祭祀和重宗教這兩個方面，與中原文化中的夏商文化同屬一脈。后來，由于周王室的衰微，楚國地處偏遠，楚國貴族與中原的隔閡加大，楚文化也就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魅力：土著文化和淫祀文化。 五：楚文化的本土特色:土著文化和淫祀文化楚文化因為錯過了周公旦的改革，在自己的境內土生土長，勢必要與自己境內的本土文化產生更密切的交融。而這個本土文化就是楚國的土著文化。據《戰國策》記載，楚國境內早在舜和禹的時代，就有土著民族生活。這些土著民族就是“三苗”。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與楚國經常發生關系的土著民族主要有“濮”，“越”，“巴”，“蠻”等。這些土著民族中，濮人原先生活在江漢之間，后來隨著羋姓楚人的南遷而逐漸南移到沅湘一帶，與楚國發生的關系比較多; 百越雖然大部分分布在東南沿海及嶺南地區，但是根據劉向《說苑 善說》記載，也有一部分越人生活在長江中游，即今天的武漢附近。巴人進入南方也比楚人早的多，與楚人也是一直處在打打合合的狀態之中。對此，《左傳 莊公十八年》多有記載： “楚文王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敗于津。” “群蠻”和楚國也經常發生沖突，關系也相當復雜。對此，在《左傳》中有相當多的記錄。例如《左傳 哀公十七年》就曾記載:楚武王時陳大啟群蠻，而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 總的來說，這些土著民族與楚國貴族一直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楚國貴族一直試圖兼并這些土著，而這些土著民族肯定也在不斷地進行反抗。于是，楚文化就和這些土著文化之間產生了交融，從而導致了一部分土著文化的因素會進入到楚文化中去。 例如土著民族中的青銅工藝，鼎鬲等陶器形態，還有各種紋飾圖樣，都已經融入楚文化；而作為精神文化的土著民族的歌舞祭祀，也有很多被楚文化吸收；而作為楚文化代表的楚辭，當然也吸收了很多土著文化中的歌舞祭祀因素。 除了顯著的土著文化以外，楚文化還保留著濃郁的巫蠱祭祀之風，這是夏商文化和土著文化相結合的產物，也是楚文化區別于中原文化的一個主要特征，更是楚文化遭中原文化猛烈抨擊的一個主要方面。 事實上，楚國宮廷非常盛行巫風。歷史上，關于楚國國君親自主持祭祀和巫術活動的記錄非常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楚靈王。據《新論 言體論》記載： 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齋戒潔鮮，以祀上帝。禮群神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佑，不敢赴救。 由此可以看出，楚國貴族對神鬼的崇拜簡直到了狂熱程度。而這種形為在春秋時期的中原國家，是很難看到的。事實上，從史料記載來看，楚王在名義上其實就相當于周朝執行祭祀的官員，執行巫術祭祀活動被楚國貴族當成了職責和義務。 因此，巫術祭祀也就成為楚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特點了。到了屈原生活的時代，楚國崇尚巫祭的風氣更甚了。例如楚靈王兵敗削地，不僅不思自勉，還將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對此，在《史記》《漢書》中都有記載。楚王如此嗜好祭祀鬼神，那楚國上下當然也一定是巫風彌漫。 六：結語：楚國濃烈的巫術祭祀之風葬送了楚國的前程，卻孕育出了一朵最絢麗的奇葩——楚辭對于孕育出了楚辭的楚文化，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里，人們總是指責多于贊美。指責的主要理由就是它里面強烈的淫祀之風。然而，追本溯源，我們更應該看到，楚文化并非完全土生土長的文化，而是來源于夏商文化，與中原文化有很多相似之處。 即使是楚文化最為人詬病的巫術祭祀文化，其來源也是夏商文化。只不過，在周朝代替商朝以后，尤其是在周公旦實行文化改革之后，楚文化便與中原文化相脫節了，而且漸行漸遠，逐漸形成了以巫術祭祀文化和土著文化為基礎的，土生土長的，只屬于楚民族的“文化”。 到了楚國后期，由于楚靈王和楚懷王大力奉行巫術祭祀之風，將政治，軍事乃至日常生活都牢牢地與巫風連接在一起。由此，靡靡巫音就把楚國的前程葬送得一干二凈了。但是，從它的廢墟上卻生長出一樣最絢麗燦爛的奇葩，楚辭。 對于楚辭，很多現代人充滿了敬畏。因為在楚辭中充滿了大量的巫祭和鬼神詞語，讓人非常難以理解。其實，如果我們不了解楚文化獨特而復雜的特點，不了解楚文化中遙遠而陌生的巫祭禮俗，我們自然就很難理解楚辭，很難欣賞它神秘而絢爛的藝術魅力。 正是基于這樣一個原因，對楚文化作一個簡單的了解就更加顯得必要了。否則，楚辭在很多國人心中，依然會等同于一本《好名字大全》。豈不令人感到悲哀嘛！ （注：文中圖片皆來自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本作者刪除。在此，感謝圖片的提供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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