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漢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漢高祖劉邦在平定英布叛亂，班師回朝后不久，就因病情愈發嚴重，便想要迫不及待的廢黜太子劉盈，更立趙王如意。 面對群臣的苦苦勸諫，劉邦態度堅決，完全不聽，大家都知道天子大有垂死一搏之意，這次是要來真的。 但在之后的一次宮廷宴會上，太子劉盈帶了四位老者侍奉宴飲，引起了劉邦的注意，便詢問老者都是些什么人，那四人上前答對，各報姓名為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 劉邦聽后大驚，原來他們就是之前多次征召不應的“商山四皓”，如今居然都甘心為太子所用。這讓劉邦吃驚之余，不免心生感慨：太子羽翼已成，難動矣！ 于是劉邦徹底打消了易太子的念頭，劉盈儲君之位才得以保全。 漢初的易儲風波，持續多年，可謂驚心動魄，司馬遷在《史記 呂太后本紀》中就曾挑明：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 其中的“留侯策”便是張良為呂后獻計，延請“商山四皓”出山輔佐太子，有這樣天下聞名的賢良拱衛太子，讓劉邦察覺到太子人心所向，進而放棄易儲的想法。商山四皓保劉盈太子之位的故事，在《史記 留侯世家》中有詳細敘述，可見四皓對易儲事件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但北宋名臣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鑒》時，卻對此事的實質影響存疑，并在《通鑒考異》中認為此事乃是“辯士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然。” 畢竟滿朝文武，包括張良在內都勸諫未成，反倒那四個老隱士，在杯酒之間就輕易鞏固了太子劉盈的地位，這其中顯然是有夸大的成分。 到底是什么原因，才使得漢初的易儲事件煙消云散，歸于平靜？筆者在這里圍繞此事予以分析，希望能為諸位還原這段歷史。 易儲始末漢高祖劉邦共育有八子，在這多子嗣中，劉邦最寵愛的要數戚夫人所生的劉如意。劉邦喜愛如意，常常道：“如意類我。”而對嫡子劉盈，劉邦則非常失望，認為他“仁弱”、“不類我”。在加之戚夫人受寵后宮，常常跟隨劉邦身側“日夜啼哭，欲立其子代太子。” 基于對少妻幼子的“愛欲”，劉邦不禁生出“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的想法。于是乎，劉邦便動了易儲的念頭。 漢九年（公元前198年），劉邦首次在廷議上正式提出要廢黜劉盈，更立十歲的劉如意為太子。 不出意外，此舉遭到大臣們的一致反對，有些口吃的御史大夫周昌，更是當廷爭辯：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劉盈雖然當時也不過十三歲，可被冊立為太子已有七年。那時還是漢二年，楚漢爭霸時期，劉邦剛剛兵敗彭城，大軍喪失殆盡，只身逃回了滎陽，形勢可以說是非常危急。為了抵御項羽，劉邦將關中老弱悉數調往滎陽，這才重振軍勢。 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資治通鑒 漢紀一》 關中老弱被抽調一空，這讓以關中為根基的劉邦勢力，無可避免的出現人心浮動的情況。為了安定后方，當年六月，剛滿六歲的劉盈就被立為太子，“壬午，立子盈為太子，赦罪人”，命其居守關中，“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 可以說，劉盈雖然年幼，但在漢朝的立國階段也是起到過重要作用的，像蕭何、張良這樣的重要文臣謀士，對作為嫡長子的劉盈非常認可，更別說同是沛縣出身的功臣們對劉盈的心理偏向。 所以眼見群臣洶洶，劉邦并未多做堅持，因為這時候天下并不平靜，國初分封的異姓諸侯王和六國舊貴勢力仍在，解決諸侯割據問題才是當時劉邦心中的頭等大事。 從劉邦登基的頭一年，也就是漢五年開始，先是燕王臧荼反，然后是項羽舊臣利幾反，接著擒拿楚王韓信，平叛勾結匈奴的韓王信，這還僅僅是漢九年之前的事，之后還有陳豨、英布造反，劉邦在稱帝后基本上都在忙于平叛，對易太子之事根本沒有多少精力去處理，大臣一旦反對，爭執起來曠日持久，國家尚且不穩，劉邦不可能不考慮大局的影響，所以只能暫且作罷。 但劉邦也得考慮他死后，如何保護戚夫人和如意的周全，于是在第一次易儲失敗后，劉邦立如意為趙王，并封個性強硬的周昌為趙相，以期回護如意母子。從這些安排上也不難看出，此時的劉邦在易儲事件中的妥協與被動。 在第一次易儲事件告一段落后，呂后憂心忡忡，非常擔心劉盈的太子之位被廢，于是趁劉邦忙于平定四方的機會，她向留侯張良求助。
張良看出了易儲事件的關鍵，劉邦“以愛欲易太子”，如果皇帝堅決要立趙王如意，“雖臣等百馀人何益”，所以口舌之爭只能保一時，得有皇帝征召不來的賢良之士輔助太子，才能助保太子的儲位鞏固。 因而在呂后幾次三番的以太子名義請商山四皓出山，這才在漢十二年時一舉打消了劉邦易儲的念頭。 但這中間有個很大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劉邦“輕士善罵”，非常鄙視儒生，憎惡那些所謂的賢達，動輒罵他們為“豎子”、“豎儒”，甚至還尿在士子的帽子里羞辱他們，若是單純的因為太子能招攬賢士為其所用，就打消易儲的念頭，顯然理由不太充分。 我們先看看維護太子陣營的都有那些勢力。 易儲之爭的各陣營勢力支持劉邦易太子的，恐怕只有戚夫人一人，而戚氏在朝中更是沒有像樣的外戚勢力，因而在劉邦駕崩后，呂后敢立即動手將戚夫人囚禁起來，以解心頭之恨。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在易儲事件中，支持立趙王如意的，除了有直接利益關系的戚夫人，就只有皇帝本人了。 而反觀呂后陣營，那真是人才濟濟，首當其沖要數張良。 張良作為開國功臣、漢初三杰，本身的影響力自然巨大，他為太子出謀劃策，推薦了商山四皓輔弼太子，增強了太子身邊的力量。 漢十一年，英布造反時，劉邦想要太子領兵平叛，正是四皓提醒呂后不能同意太子領軍，因為“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這才使得呂后向劉邦哭訴求情，改為親征。 張良也在此時成為太子劉盈的少傅，幫助太子處理政務，為了鞏固太子地位，張良在劉邦出征前建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如此一來劉盈的影響力自然遍及文武兩界。 除了張良這個謀畫之臣外，為漢朝制定禮儀制度的儒臣叔孫通，更是旗幟鮮明的反對劉邦易儲，他道：“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誅，以頸血污地。” 叔孫通規范了漢朝的儀典，是禮制的捍衛者，自然要維護嫡子繼承制度。 漢初群臣飲酒爭功，在大殿上大呼小叫，甚至拔劍擊柱，毫無體統，是叔孫通定禮儀改變了這種尊卑不分的局面。因而叔孫通的反對，實際是指責劉邦不合“禮”，這讓體會到“禮”的好處的劉邦，很難明面駁斥叔孫通，只得“上詳許之”，假意聽從勸諫，反而令劉盈在占據了禮制法統的制高點。 除了重要的大臣支持太子，呂后本身的政治才能和勢力也對劉邦易儲形成了一定阻力。 《史記 呂太后本紀》記載：“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 韓信、彭越權重一時的諸侯王，都是死在呂后手里，可謂是幫助劉邦誅殺很多異己，是果敢有謀略的政治家，這一點遠勝于靠歌舞容貌寵冠后宮的戚夫人。
而且呂后的兩個兄長，呂澤、呂釋之因戰功而封侯，同屬豐沛功臣集團，與蕭何、曹參、樊噲、周勃等人更加親近，是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 表面上是劉邦看到太子身邊有商山四皓，驚詫太子羽翼已成，因而放棄易儲的念頭。 實際上是劉邦意識到，這背后是呂后極強的政治運作。試想一下，商山四皓隱居山林，劉邦幾次三番征召都無動于衷，而他們四人最終肯出山輔佐太子，必然少不了張良等一眾能臣賢士游說的結果，皇帝辦不成的事，呂后做到了，其中人心的向背能不讓劉邦震驚嗎？ 所以劉邦在見到商山四皓后，對戚夫人道：呂后真而主矣！
呂后看來是真的要成為戚夫人的主人！劉邦說出這話，實際上是承認了易儲的失敗。在漢初功臣悍將林立的復雜政治局面中，以戚夫人的水平，恐怕守不住大漢的家業，反倒呂后的手腕才能穩住天下局勢。作為政治家，劉邦的理智告訴他天下還是要靠強人來守。 更深層次的原因除了上述呂后和大臣的努力的結果，改變劉邦易儲想法外，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重要原因。 大漢以武立國，劉邦一生征戰不休，稱得上馬上天子。但馬上雖能得天下，但天下卻需要下馬來治理。 武力開創到文治守成，是一個新興王朝所必經階段。 《史記 酈生陸賈列傳》中，劉邦對陸賈所說：“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的話非常贊賞，因此劉邦在相繼平定諸侯叛亂后，越發認識到文治的重要性。
太子劉盈“不類己”，可他“恭敬仁厚”，這在群臣眼里是不同于劉邦的“仁君”極佳人選。 叔孫通說：“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 商山四皓更是道：“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 可見劉盈身上的特質符合士人的標準，是“文治”天下優秀的選擇。劉邦欲文治，當然不能由著自己的好惡，立“類己”的趙王如意為太子。劉邦少年時就是不學無術的無賴，打天下還好，坐天下必然吃力。 在《漢高祖手敕太子書》中，劉邦就明確表明：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治理天下不讀書是不行的，劉邦為君多年明白了這個道理，“仁孝”的劉盈雖然不討自己喜歡，可卻是大臣們認同的君主，所以作為守成之君選擇，劉邦也只能認可了劉盈：“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為嗣。” 綜上所述，漢朝初年的易儲事件之所以沒能成功，除了呂后的政治能力與手段，群臣傾向“仁厚”的劉盈外，也離不開當時客觀的政治環境。天下初定，叛亂也相繼撲滅，后繼之君需要“恢復生產，安定百姓”，由武治過度到文治。劉邦基于朝中各方勢力的平衡，選擇一個既能有實力鎮住功高震主的功臣們，又要能受群臣認可是個修文治學的儲君。因而擺在劉邦面前的選擇只有太子劉盈一個。 唯一可惜的是，呂后太過強勢，而劉盈又早夭，讓漢初的政局再起波瀾，不過這些已經不是劉邦所能控制，他又“當可柰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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