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玄學對魏晉審美的影響

魏晉時是一個大變動，大轉折時期。不僅是在政治上，更體現在思想上。新的思想理念玄學開始興起，儒學式微而道學復興，士人的思想從儒家經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同時帶來對文學創作方面的影響，獲得了更加自由的發展。文學理念也產生了新的變化。

在創作主題上，由以政治教化為中心轉向了抒發表達個人情感，從“言志”轉向“緣情”。在創作風格上，表現出作家的個性，與玄學所倡導的“重自然”相適應，不受名教的束縛，率性自然，個性自由發揮。在創作實踐中，更加重視創作本身的規律。這些都是魏晉審美的轉變。文學的發展開始走向了自覺的時代。

本文從玄學的興起入手，探討其產生的背景、發展階段、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理論觀點，然后分析蘊含其中的審美意識，最后嘗試探討玄學對于創作的影響。

一、玄學的產生背景

玄學的產生原因比較復雜，主要是建立在漢代神學目的論的經學衰落的基礎上。漢武帝時，為了維護封建統治，董仲舒兼采眾說，確立了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思想，認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人受命于天子。”

同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得經學一度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漢代儒學詮釋儒家經典，又分“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今文經學為了維護統治者的權益，讖緯附會，有時將經典釋義的面目全非。而古文經學承續傳統，班固、王充、張衡、鄭玄等相繼抨擊今文經學。

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統治階級利益的變化，漢末農民大起義沉重打擊了地主勢力，摧毀了漢代封建帝國，與此同時經學的獨尊地位不斷受到挑戰和質疑，伴隨著戰亂而走向了衰落，不再是統治“獨尊”地位。經學的束縛被打破，士人們失去了所依據的規范，便開始尋求新的思想依托，重鑄道家人格理想，玄學作為一種思潮應時而生。

另一方面，受到清談的影響。清談由東漢末年的清議演變而來。開始是品評人物，主要作道德的判斷。是選拔人才的一種社會監督，是一種社會功能，是選拔官吏的手段方式。后來由單純的人物品藻發展演變為兼及人物儀態風姿，品鑒風采氣度。

再后逐漸成為玄學家表述玄言思想的方式，談論本體論、名教與自然等哲理性問題。從人物清議走向了解莊玄談，追求玄學思辨。談玄之風一度大盛，使得思想活躍大解放，這為玄學的產生作了一定的準備。

二、 理論觀點及審美理念

魏晉時期玄風大盛，玄學理論發端于王弼而告終于張湛，可以說是形成了一種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玄學的出現以老莊哲學為基礎，同時吸收了漢代以來名家、法家的學說，偏重于對抽象的本體論的研究。

魏晉時期是文學自覺的時代，這種自覺是受到玄學思潮影響的。玄學對當時的士人心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這又體現在士人的文學創作上，使得文學從重教化走向重視情感的表現。

無論是題材的選擇還是文體的變化，以及新的審美觀點的變革，士人重新認識到自我的個體價值，關注個體的私人空間，抒寫和表現自我心靈，產生了新的審美方式。從各階段的玄學理論入手，分析蘊含其中的審美理念，我們可以看到其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具體表現。

玄學的主要發展過程可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正始玄學時期

以何晏、王弼的貴無論為代表。從探討宇宙本體入手，提出了“以無為本”，倡導返歸自然，因任自然。否定了漢代經學的神學目的論、讖緯宿命論，改變了思想，認為“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無為于萬物而萬物各適其用。”以無為有作為中心思想的玄學，在認識論上以“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為基本方法，體現在對于“言、意、象”三者關系的論述中。

正始玄學使得人們的思想方法得到了改變，追求簡化、義理化，王弼提出了“得意忘象”的思辨方法， “得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可以“尋言以觀象，尋象以觀意。”這可以看作是玄學的美學和文藝思想的基本原則與出發點，與漢人的經院哲學相比實為一大變革。

湯用彤說“王弼依此方法，乃將漢易象數之學一舉而擴清之。”使得在創作中不再執著于具體的表象，而是更加注重于蘊含其中的無限情感，追求的是“言外之意”、“味外之旨”。

就事物的根本入手來進行抽象的思辨，做到以簡馭繁，“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約以存博，簡以濟眾”，同時提出了“美在自然”，美是“淡然無味”，崇尚自然質樸的美，反對夸飾。崇尚的是自然質樸之美，反對人工雕飾，認為“飾終反素”，“任其質素，不勞文飾”。

（二）竹林玄學時期

以阮籍、嵇康的自然論玄學為代表。這一時期，名教與自然的矛盾已經達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阮籍在《大人先生傳》中提到名教禮法是“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提出了“無君臣”、“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們的思想在王弼的基礎上走的更遠，是更加徹底的反叛。

希求個體都能達到自然的發展，不再受“循名教蹈禮法”的壓抑和束縛，超脫名教，能夠“值心而言”、“觸情而行”，保持和發展人的自然本性，自由的抒寫和表現自己的感情，做到“情不系于所欲”、“混乎與萬物并行”、“審貴賤而同物情”。阮籍在《大人先生傳》中寫了三層人生境界，與其對比表達了自己超脫一切的“大人先生”的人生境界：“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聚散，不常其形”。

并提出“養生論”的玄學命題，主要講生理和心理的修養，“順天和以自然”、“任自然以托身”，使士人們找到了立身處世的根據。而嵇康針對《禮記·樂記》的基本思想，提出了“聲無哀樂”，認為“心之與聲，明為二物”，“聲之與心，殊途異軌，不相經緯。”音樂與人的感情并無直接必然的聯系，不能把它們混同為一物。

阮籍對王弼的審美觀念做了繼承和發展，將其從哲學問題明確還原為美學無問題，他的審美觀念集中體現在《樂論》和《清思賦》中，用老莊的思想認識美得本體，追求一種自然恬淡的美，無外物之相累，關注的是精神的超脫和自由。

嵇康進一步在王弼、阮籍二人的基礎上發展，在《聲無哀樂論》中從音樂的角度出發，探討本源問題，指出音聲都本源于天自然，在對聲與心關系的認識上，和對于“言、象、意”的認識是一致的，“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為標識耳。”人的感情對其并不產生改變。

之所以在欣賞音樂時會產生喜怒哀樂，是由于自身的感情作用影響，和音聲本身的性質是沒有關系的。而正因為音聲能夠超越于人的情感，是因任自然的，所以才能夠“夫唯無主于喜怒，無主于哀樂，故歡戚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群理，總發眾情耶？”、“總中和以統物”、“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

同時，嵇康認為音樂的和諧是因為社會的和諧而產生的，音樂是和于自然的：“至八音和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移風易俗，本不在此也。”主張的是“然樂之為體，以心為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要求完全的擺脫人為因素，因任于自然淳樸，強調了音樂的美在于“自然之和”。

指出了人的哀樂之情只是借和聲以顯發，聲與心是二物，要求在創作中注意到審美客體和審美主體的差別性。這對于文藝創作和理論批評的重心轉移具有重大的影響，使得創作更加關注文藝的形式美。

（三）中朝玄學時期

以裴頠的崇有論和郭象的獨化論為代表。西晉玄學的變化首先反映在如何解決名教與自然的矛盾問題上。裴頠用“自生”證明了無不能生有，承認差別，強調因果依賴，肯定了名教的合理性，這種理論有利于鞏固西晉的統一政權，反映了士人對于名教妥協的政治態度。

郭象的思想主要集中反映在《莊子注》中，通過有無之辨建立了自己的本體論，認為無和有都不是世界的本體，世界存在的根據是每個事物的本身，萬物是自生自化的。他在《齊物論注》中說：“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自生耳。”在《天運注》中說：“（天）不運而自行也。（地）不處而自止也。（日月）不爭所而自代謝也。

……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他認為“凡得之者，外不資于道，內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獨化也。”萬物是自生自化各得其性的，認為適性稱情就是自然，認為名教即是自然，從理論上解決了名教與自然的矛盾，肯定了人的欲求。與正始得玄學家的超越名教不慕名利所相反，在《山林注》中這樣認為：“今賢人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

他將自己的價值觀念概括為“內圣外王之道”。“內圣”是指內心要做到清高玄圣，與物冥化。“外王”是指要服從名教秩序。肯定了名教禮制，適應了當時的政治需要。其適性稱情的思想，是適合于重個性重自我的人的自覺思潮，所以被普遍接受，引起了士人風氣思想的變化。

（四）江左玄學時期

以道安、張湛代表。江左談玄所涉及論題幾乎沿襲中朝，除“逍遙”外并未出新意。但也出現了新的論題，佛理進入玄談，形成一股佛玄合流的般若學思潮。論題由理論探討轉向了辯論技巧，而佛理的融入使得玄學獲得生機，但另一方面，也宣告著玄學理論發展的結束。張湛的觀點主要襲承于郭象，認為“有之為有，必自無而生。”

萬物皆自生自有，亦皆自是自足，“各安所適，不愿相易。”然而實際上，張湛在沿用郭象的觀點同時，也進行了改造，又歸于虛，反歸于莊子自己的觀點。而這也是受到了佛理的影響，與般若學的空寂相結合，認為一切歸之無有，這形成了一種哲學的矛盾。張湛的哲學宣告了玄學理論的終結，引入般若思想與玄學合流。

東晉后期，佛學借助玄學而開始廣為流傳，而在實質上，玄學已經讓位于佛學。東晉士人的心態發生了轉變，不同西晉士人的任情放誕，而是轉向追求寧靜的精神世界。張湛倡導“虛靜”、“逍遙”，他認為只有至人才能達到逍遙的境界。至人是能夠“游心玄冥，感通無窮”的，“故無往而不適，無往而不逍遙。”

這正是受到般若空觀的改造，為東晉士人追求精神境界的寧靜給出了理論的解釋與證明，而對于“心夷體閑”的追求，也為士人所普遍接受。佛教與玄學的合流對文藝創作和文藝思想的影響十分深遠，深化了玄學的“言不盡意”。

三、 對漢人審美的超越和對后人的影響

宗白華說：“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

玄學產生以前，文學主要是以服從名教秩序，尚實用、重教化為主，注重的是現實的功利性和倫理的規范性。玄學產生后，形成了重自然、尚超脫的新的審美觀念。士人對于主體的關注，使得創作不再受拘束，而是走向大膽的自我表現，追求瀟灑與通達。

通過對名教與自然關系的辯證，緩和了“仕與隱”的矛盾，追求平和自然的生活，由此產生的對于文學創作的影響，表現在詩歌方面具體為，詩歌的風格由現實轉向超脫現實。建安時期，曹丕提出了“文氣說”，實為文學觀念的一大根本變化，以現實主義為基礎，關注著戰亂和民生，詩風慷慨悲涼。

后來受玄學產生的影響，詩風由慷概悲涼轉向追求自然和玄遠清逸，也開始出現了詩歌玄理化，并采用“得意忘言”的方法表現含蓄的思想。劉勰《文心雕龍》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正始余風，篇體輕澹”。詩歌表述方式是平淡自然的，所敘述描繪的情感也是寧靜平和的，更多的是情緒背后的超然一切。

對于“言意”關系的對舉，經歷了言不盡意、言盡意，到兩者的辯證統一，認識到創作的主客雙方，形成了真正的文學本體論。也在創作的過程上，不僅注意到“立象”的重要性，也開始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表現。

玄學理論的不斷完善，帶給士人的是一個全新的價值觀念，他們的人生理想已經不再是追名逐利，向往功名，而是認識到了自我的價值，希求得到人格的獨立和精神的自由。在寫作時追求的也是不同于建安時期追求的慷慨氣勢，非波瀾起伏，所選用詞語也多平淡，多舉清流、清風、清波等。

一改漢代文人詩歌的重言志實用與風格板滯凝重，更加的注重自然和表現自我情感世界，以自然之和為美。這些對于后世創作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盧盛江.魏晉玄學與中國文學[M]. 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