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諾貝爾醫學獎獲獎名單公布，畢業于京都大學，現任京都大學教授的本庶佑與美國免疫學家詹姆斯·P·艾利森共享此獎。
至2018年，京都大學這所學府，已經孕育出10名諾貝爾獎得主。他們分別是：
2018年，京都大學首次超越東京大學，成為科技類諾獎最多的亞洲學府。其實當你遠遠地觀看京都大學，它并沒有什么奇特之處。相反，這種舊式的校門反倒給人一種落后的印象。
當你走進這所學校，才發現，它是大學界的一枝獨秀。你會聽到各種特立獨行的奇葩事，有學生的，有教授的。
這些事跡匯成兩個字：自由
(1) 京都大學能夠成為諾獎搖籃，首先歸功于它的學術自由。在這里，沒有人強迫你做什么研究，沒有人強迫你學什么知識。
學什么，研究什么，完全取決于你自身的興趣。學生入學，課題都是自己構想，執行的時候有什么困難，教授會指導。
教授不會手把手地教學生怎么做，也不會限制學生必須做出什么樣的成果。而對于教授，副教授等科研人員，學校沒有論文的硬性指標，只要踏踏實實做科研，即使沒有論文，科研也會被很好地評價。
于是，就有了各式各樣的奇葩事。一名碩士，課題改了六次，最后終于找到自己喜歡的課題畢業了，但是本來兩年的碩士讀了四年。
一位副教授，好幾年不發論文，本來做的研究可以發，但是他嫌不夠好，一直做基礎不發論文，堅持要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學校照樣給他好評雇傭他。
還有一位教授，不去拉項目，光搞學術，學校不得不給他實驗室撥錢，以維持他實驗室的正常運營。
還有一位研究員，參加一個項目，結果發的文章都是和項目沒有太大關系的。
所以要是從論文數看，京都大學能擠進全球前50名也費勁。因為如此自由的學風，肯定無法高產出科技論文。
但正是這種完全自由的學風，為科技創新埋下了火種。自主科研，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科研人。
他們在這里無拘無束，隨心而動。在平淡中沉淀出對學術發自內心的興趣，沉溺其中，不可自拔。
(2) 京都大學注重學術宣傳，這也是獲獎多的一個原因。這一點很多中國人不能理解，包括以前的我自己。
我一直以為：”搞學術自己做出成果不就行了，有成果自然別人就會看了，用得著宣傳嗎？”
后來我來到京都大學，遇到了佐藤教授。他說："一個人的研究再厲害，在學術的歷史長河中，也不過是短短的一截。科研本身的貢獻很重要，但是它承上啟下的作用更重要。"
"只有把自己的研究講出來，通俗易懂地講出來，才會吸引更多的后繼者，才能讓科研成果的影響力達到最大。"
"所以對科研工作者而言，研究和宣傳的重要性是各占50%。"
他的話深深地打動了我，也讓我對科研有了新的認識。在京都大學，前輩的成果會做成通俗易懂的文案或講義，后輩們直接就可以使用。
這種無縫銜接，使得看似自由無形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個統一的系統。你可以取出它的精華，在這個基礎上做創新。也可以把你的成果，輸入這個系統，為后來者鋪路。
通過科研發表的安排可以看出來，京都大學不僅注重培養學生的科研能力，同時也十分重視學生的發表能力。
能做一手漂亮的PPT，能把復雜的數學用簡單的圖畫出來，能在發表會上舌戰群儒，才敢稱自己是京大人。
(3) 京都大學注重科研者的真心大于能力。成果評價機制，不那么功利。學校很看重每個人對研究的興趣，即使有些人能力不那么強，屬于慢工出細活的，學校也不會給他們斷糧。
學校就像一個極有耐心的老者，靜靜等待著每個人的爆發。在爆發前，學校不會因為你沒有成果而責難，相反會提供必要的經濟援助，以確保課題的執行。
學生也好，科研者也好，在京都大學，享有種類繁多的資金援助申請機會。雖然不能讓人大富大貴，但是不讓貧困影響科研，基本上是可以確保的。
在這種氛圍下，京大人對錢的熱度，就沒有那么高漲了。我們教授每周義務出診，人家診所付他錢他都不要。
他說：可以看那些病理數據，我就很開心。我做這件事是為了自己，沒道理要人家的報酬。
還有認識的一位助教，之前在私企掙大錢的，因為喜歡科研來到京都大學，工資是之前的三分之一。我問她為什么要來這里？
她說：因為它是京都大學，它給予我的學術自由，是企業遠遠不及的。在日本企業，即使做科研，也得照著上司的指令來。
為什么說科研者對金錢淡薄有利于斬獲諾獎呢？
因為獲得諾獎的，都是幾十年堅持不懈搞科研的。以他們的實力，中途改行去企業，去創業，去做培訓老師，收入都分分鐘完爆留在學術界的收入。
如果不是淡薄金錢，早就跑了，怎么可能在一個課題上花幾十年的時間。剛剛獲得諾獎的本庶佑先生，在得獎后第二天，就攜夫人將全部獎金捐給了京都大學。
其實，科研似水，無形，無狀。唯有無拘無束，方能變化萬般，成奇呈新。若以規矩框之，以金錢誘之，則形態漸固，再無新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