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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的崛起是迅速的。該地區擁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在一代人的時間里，該地區從低收入國家攀升至中等收入國家。到2040年，亞洲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可能占全球50%以上，消費占全球近40%。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最新研究顯示，全球重心正在向亞洲轉移。今天，該地區在全球貿易、資本、人力、知識、交通、文化和資源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在八種類型的全球跨境流動中，只有垃圾的流動方向是相反的，這反映出中國和其它亞洲國家決定減少從發達國家進口垃圾。 亞洲目前約占全球商品貿易的三分之一，高于10年前的四分之一左右。在差不多同一時期，亞洲在全球航空旅客中所占的份額從33%上升到40%，資本流動的份額從13%上升到23%。 這些資金流動推動了亞洲城市的增長。全球最大的30個國家中，有21個位于亞洲，10個游客最多的國家中有4個位于亞洲。一些不太知名的亞洲城市如今也進入了投資者的視野。在緬甸的商業首都仰光(Yangon)，2017年知識密集型行業的新領域外國直接投資(FDI)總計26億美元，而2007年這一數字幾乎為零。 同樣，靠近雅加達(Jakarta)的一個較小城市勿加泗(Bekasi)，已成為了印尼的底特律ーー印尼汽車和摩托車工業的中心。在過去的十年中，外國直接投資在這個城市的制造業中以每年29%的平均速度增長。印度城市海得拉巴(Hyderabad)在2017年產生了超過1400項專利，正在迅速趕上印度的硅谷——班加羅爾(Bangalore)。 但流入亞洲的不僅僅是外部資本。動態的區域內網絡也在推動進展。由于亞洲供應鏈日益一體化，亞洲國家貨物貿易總額的大約60%發生在本地區。區域內的資金和投資流也在增加，超過70%的亞洲創業資金來自區域內部。亞洲境內74%的人口流動是由亞洲人進行的，這也有助于該地區的融合。 新亞洲四小龍亞洲的多樣性使得這些資金流動發揮了作用。事實上，現在的亞洲至少可以分為四部分，每個部分都處于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在該地區的全球崛起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新亞洲四小龍”的第一個是中國，中國是該地區的主要經濟體，為其鄰國提供了一個互聯互通和創新的平臺。2013至2017年，中國占亞洲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5%，其中約四分之一流向其他亞洲經濟體。2017年，中國的專利申請量占全球的44%，這反映了其快速增長的創新能力。 第二個是“亞洲發達國家”，也提供技術和資本。這些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為1萬億美元，占2013至2017年區域外國直接投資流出總額的54%。僅韓國就為越南提供了33%的外國直接投資。日本占緬甸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35%，日本占菲律賓外國直接投資的17%。 第三個，是“新興亞洲”(Emerging Asia) ，它由相對多樣化的小型新興經濟體組成，由于生產率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它們不僅提供勞動力，還提供增長潛力。這些經濟體與它們的區域鄰國深度融合: 它們在區域內貨物、資本和人口流動中的平均份額為79%，是“新亞洲四小龍”中最高的。 相比之下，第四個是”亞洲邊界地區和印度”，在區域內流動中所占的平均份額最低，僅為31%。 但是，這個反映了與歐洲、中東、非洲和美國的聯系將會增加，這些歷史上不那么一體化的經濟體正在與它們的亞洲鄰國建立更緊密的聯系。這個群體有很多東西可以提供，包括一個相對年輕的勞動力，它們正在利用不斷增長的亞洲進口市場和一個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它們可以作為一個新的區域出口市場。 亞洲一體化“新亞洲四小龍”之間的差異是互補的，使亞洲一體化成為推動進步的強大力量。例如，當一個國家的勞動力老齡化時，一個擁有更年輕人口的國家填補了這個空白。2015年，印度人口的年齡中位數為27歲，而中國為37歲，日本為48歲，預計到2050年，印度人口的年齡中位數僅為38歲。 同樣，當一個國家的工資(也包括制造成本)開始上升時，處于較早發展階段的經濟體將接管其低成本的制造業活動。從2014至2017年，中國在所有勞動密集型新興經濟體出口中的份額從55%下降到52%，而越南的份額增加了2.2個百分點，柬埔寨增加了0.4個百分點。 多年來，觀察人士一直在激動地討論亞洲的未來潛力。然而，未來已經到來。正如作家帕拉格·卡納(Parag Khanna)所言，我們已經進入了“亞洲世紀”。沒有回頭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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