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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研究院的墻上，寫著這樣一段話： “歷史是脆弱的，因為她被寫在了紙上，畫在了墻上；歷史又是堅強的，因為總有一批人愿意守護歷史的真實，希望她永不磨滅。” 樊錦詩就是這樣一位看似瘦弱、實則堅強的敦煌守護者，她是“敦煌的女兒”，是前敦煌研究院院長，“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今年9月，樊錦詩獲得“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1963年夏天，這個25歲的年輕女子背著大大的背包，頭戴草帽、滿懷理想，登上了北京開往敦煌的列車。正值花樣年華、成長于秀美江南的她，卻甘愿選擇去大漠深處，傾盡一生守護敦煌。 我1962年第一次來到敦煌，到今天為止，已經整整57年了。 中間曾經幾次想過要離開，最后卻沒有走成。到后來，我變得離不開敦煌，出差一個星期，我就想念敦煌。我常常跟人說，莫高窟就是我的宿命。 其實我是早產兒，從小身體不好。上學的時候，因為低血糖，上著課就會昏倒。后來在敦煌，也經常因為低血糖而昏倒。 我還得過小兒麻痹癥，后來竟然奇跡般地痊愈了。但是自此以后，我的腿就不是特別利落。 但就是這兩條瘦弱的腿，命運卻安排我用它們從上海走到了北京，又從北京走到了大西北，走到了那么遠的敦煌，走過荒漠和戈壁，走過許多常人難以想象的坎坷的道路，這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樊錦詩 1958年，樊錦詩考上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分專業的時候糊里糊涂選了考古。 1963年9月，因為敦煌發展需要，大學畢業后的樊錦詩被分配到敦煌工作。 其實那時，樊錦詩的男朋友彭金章，已經被分配去了武漢大學。父親也因為擔心女兒的身體，給校領導寫了一封信，希望學校改派其他體質好的學生去敦煌。 可是樊錦詩最終沒有轉交這封信。她暗自下決心，要去敦煌，取得些“真經”回來。要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干出實事。沒曾想，這一干就是56年。 莫高窟第148窟，盛唐 沒去之前，在我的想象中，敦煌文物研究所應該是一個充滿藝術氣息、很氣派的地方。可是等我一下車就立刻傻眼了。 沒有電，沒有可以喝的水，到處都是土和沙。老前輩們住著土房子，睡著土炕，用的土桌子土凳子。像常書鴻先生這樣大名鼎鼎的油畫家，看起來跟老農民差不多，衣服很舊，穿著布鞋。 想去商店買東西吃，沒有東西。想吃點零食瓜子，連瓜子皮都見不著。交通基本上都是坐牛車。上廁所都是土廁所。幸虧我們之前已經在農村有過考古實習的經歷，上過這種土廁所，不然突然從上海到這樣一個地方，恐怕廁所都不愿意上了。 唯有進了石窟，我們才體驗到了另一個世界。整整一個星期，我們被帶領著攀上積沙掩埋的崖壁，一個洞一個洞窟地看過去。 從北梁、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建筑，從伏羲、女媧到力士、飛天，洞窟一個個在我們面前敞開，我們深深地陶醉、震撼，仿佛進入了天國一樣。 ——樊錦詩 動圖 來源：一條 樊錦詩對壁畫的愛是濃烈的，恰如這些濃烈的壁畫本身：早期狂放熱烈的土紅色調，唐代金碧輝煌的經變畫和青綠山水……各種各樣的極富想象力的構圖造型，斑斕瑰麗的色彩光影。這一切都讓年輕的樊錦詩興奮和喜悅。 此后五十多年，樊錦詩走遍了敦煌大大小小七百三十五個洞窟，看遍了每一寸壁畫，每一寸彩塑。 前陣子，在參加央視節目時，主持人隨意放出幾張飛天壁畫，每張圖一出，樊錦詩僅憑一眼便能夠認出是哪個窟，是哪個朝代，是什么風格。 莫高窟第292窟，隋代，對獅圖 在那些曾經的艱苦歲月里，樊錦詩正是靠著這份濃烈卻長久的精神依托，才能堅守、度過。每當苦惱時，她都會去第158窟看一看。在那座窟里，佛床上臥著的是堪稱最完美的釋迦牟尼佛涅槃像。他莊嚴、秀美，他還沒有完全對這個世界閉上眼睛。涅槃到來的時刻，他內心的沉著、從容以及大智大勇，都隱藏在這泰然自若的神態之后，這令樊錦詩無比嘆服。 樊錦詩說，敦煌的天格外藍，這種藍和北京的不同，它更純粹，更遼闊，更濃烈，不到大漠是不會知道世上有這樣幽藍幽藍的天空的。 在那些年輕、寂靜卻充滿著干勁的歲月里，樊錦詩的心就猶如這敦煌蔚藍、澄澈的天。當然，她也有她的苦楚。 榆林窟第10窟，西夏，龍紋特寫 我想念先生，也想念孩子，一直想離開敦煌。可是等到真的有機會離開的時候，我又猶豫了。過去的十年，我還什么成果都沒做出來，就這樣走了嗎？ 老彭知道我的糾結。他最后做出了調來敦煌的決定：“我們兩個人，總有一個要動，那就我走吧。” 現在回想起來我經常說，我這個人真不是一個好妻子，不怎么會做家務，家里做飯洗碗都是老彭來。我也不是一個好母親，因為自己堅持要留在敦煌，耽誤了孩子的學習。 彭金章來了，我也沒有什么想頭了，死心塌地、一心一意地把敦煌的事情做好。這輩子我沒辦法挽回了，欠了家里三個男子漢的情。 ——樊錦詩 樊錦詩和先生彭金章是大學同學，大學畢業時，兩人一個在敦煌，一個卻被分配到武漢，各自奔向祖國需要的地方。 樊錦詩原本和彭金章約定，3年后就來武漢和他結婚。可3年過了，樊錦詩卻沒有來。有人勸彭金章：“算了，別等了，不如重新找一個，還免得忍受兩地分居的苦。”彭金章卻只有一個回答：“我等她”。 1967年這對勞燕分飛的情侶趁著假期終于結婚了。兩個人在武漢大學的宿舍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可之后便又開始了19年的分居生活。 這許多年間，樊錦詩多次提出申請想調到武漢工作，可等到1986年領導終于同意樊錦詩調離時，她自己卻猶豫了——莫高窟已經成為她生命里重要的存在：“這個石窟，好像我還應該給它做點什么。”為了妻子的念想，彭金章讓步了，放下一切，帶著孩子，毅然來到敦煌。 其實武漢大學考古專業是彭金章創立的，那時他已經是商周考古的專家、考古教研室的主任，來到敦煌之后他只能干佛教考古，相當于事業上要大改行。但為了家庭和妻子，他全放棄了。“如果沒有他的成全，就不會有后來的樊錦詩。”樊錦詩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的先生是“打著燈籠也難找的好丈夫”。 在敦煌一起工作了三十多年，彭金章總是念著：“將來工作任務完成了，我就跟著她去上海休養，我樂意跟著她。”樊錦詩也曾不止一次想著，等他們兩個人都老了，卸下了工作，就一起到處游一游看一看，但這一次彭金章食言了。 2017年7月29日，81歲的彭金章永遠閉上了雙眼。 “他還在我身邊，他到今天還在，沒走，還在支持著我，看著我。”相戀在未名湖，相愛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直到今天，樊錦詩依然覺得她的老彭從未走遠。
老彭來了以后我下決心大干一場。 要做的工作很多，可是首先抓什么呢？當時莫高窟北區洞窟尚未發掘清理，南區有492個洞窟，我認為每個洞窟都應該做一份記錄檔案，就要做492份檔案。 每份檔案，起碼要有簡單的洞窟平面、剖面圖。要有檔案照片，要有簡明的文字；最少要保證有窟形、窟頂和四壁各一張，共計六張照片，以6（張）乘以492（窟）計算，就是近三千張洞窟檔案照片。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既無像樣的照相機，又缺經費支持，人手也短缺，要完成數量如此龐大的照片采集工作，其艱巨可想而知。工作人員前后用了近十年時間，才完成了敦煌石窟科學記錄檔案。 ——樊錦詩 1977年，樊錦詩被任命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長。1998年，六十歲的樊錦詩又接受了敦煌研究院院長的任命，在臨近退休的年紀重新起跑。
榆林窟第25窟，中唐，樂舞 在樊錦詩的帶領下，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為了國內最早開展壁畫修復工作的機構。當時，壁畫修復材料在國際上一度被嚴格保密，來自外國的專家諱莫如深，守口如瓶。研究所工作人員找到了能想到的幾乎所有修復材料，經過反復試驗，終于找到適合的材料，修復的效果令國外同行也拍案叫絕。 壁畫修復是一項極其精細的工作，需要從吹掉壁畫上的沙子和灰塵開始，一厘米一厘米地吹，壁畫的粘貼，也是一厘米一厘米地粘。 不過樊錦詩從來不抱怨辛苦，她的眼光也放得很長遠。她希望打造“數字敦煌”，讓更多的人看到敦煌，讓不可再生的文物永存。在她的努力下，2006年4月，敦煌研究院數字中心成立。目前，數字中心已完成兩百余個洞窟的圖像采集和VR節目制作，一百多個洞窟的圖像處理。
莫高窟第9窟，晚唐 此外，他們還通過3D打印技術，完成莫高窟二十余尊雕像的三維重建工作。2016年5月，“數字敦煌”資源庫正式上線。自此，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過網絡，免費欣賞30個洞窟、10個朝代的高清圖像和全景漫游。
樊錦詩出任研究院院長后不久，還遇到這樣一件棘手的事：當地政府提出要將莫高窟捆綁上市，發展地方經濟。消息一出，樊錦詩寢食難安。在她看來，莫高窟是具有獨一無二的文化價值的世界文化遺產，要是讓旅游公司來經營管理莫高窟，一味賺取短期利益，后果將不堪設想。 為此她立下軍令狀：“如果沒有好好挖掘文物的價值就讓企業來開發旅游，那我就是罪人。” 那段時間，樊錦詩帶著研究所里的人，北京、蘭州兩頭跑，為了省錢，在北京永遠只住20塊錢的地下招待所。最終經過多方奔走，捆綁上市的悲劇沒有在莫高窟發生。
今天我能有一點成就，這不是我個人有多大本事，而是因為我在敦煌這個人類絕無僅有的遺產地，為文化遺產做了點事情，得到了大家的認可。 我活到現在這個年紀，明白名利這個東西，其實是虛的。人都是要死的，死的時候什么都帶不走。但是，你來到世界上，該做的事做了，沒有愧對祖先和前輩交給你的事業，你可以坦然地說：“我為敦煌盡力了！”這就是最大的幸福。” ——樊錦詩 擇一事、盡一生、終不悔，這就是樊錦詩。
2004年8月，樊錦詩在莫高窟第272窟考察現場。來源：敦煌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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