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的制度革新：分封制與宗法制

第一，周公將弟弟中最賢能的康叔分封于原來的商都所在地，令其統治“殷民七族”[1]（七個商民部族），成為衛國，目的就是在原來的商民核心區加強周人的統治。同時，他十分鄭重地傳授治國要略，要康叔努力提高自己的仁德，要遍求商代圣哲先王治理保護商民的辦法，順從常典、尚德慎罰、敬天愛民，以德政教化商民，不斷完成文王以來周朝承續的天命。針對商民普遍嗜酒、商紂王酗酒誤國等教訓，周公特地命令康叔在衛國實施戒酒令。周公還具體規定了施用刑罰的原則與刑律的條目，期望康叔能經常聽取自己的忠告，確保衛國能夠世代和諧、長治久安。[2]'

第二，大量的商朝遺民被遷離故地，被分散在宋國、魯國等地。為了緩和商朝遺民的對抗心理，周公選擇了商帝紂的庶兄微子，令其奉其先祀，在商朝先王的古都統治部分商朝遺民，并保留其原有的風俗，成為宋國。微子此人素有賢名，在商帝紂統治時期，微子見商帝紂酗酒殘暴、不聽勸諫、荒淫敗國，于是隱居荒野，直到周武王滅商后才出來，主動歸順周室。周公很看重微子，通過成王的誥命，既肯定了商王室祖先湯的功德，贊揚了微子的德行，又要求微子慎重地執行政令，管束好宋國內的臣民，永遠護衛好周王室。[3]

第三，除衛國、宋國外，魯國也有六個部族[4]的商朝遺民。魯國是周公長子伯禽的封國，其封地是商代重要的東夷屬國奄國所在地。這里的民眾，既有商朝遺民，也有伯禽所帶的周人，還有原來的奄國人，相互間的交流由此增多，有助于民族間的團結。由于伯禽是自己的兒子，周公更是嚴格要求，叮囑伯禽治理魯國時必須恭謙待士、以德治國。《誡伯禽書》被世人尊為中國古代十大經典家訓中的第一篇，在這篇家訓中，周公對兒子說：“你到了魯國之后，不要依仗自己是國君，就對士人驕慢。我是周文王的兒子，是周武王的弟弟，是當今周王的叔父，又輔佐天子治理天下，我的地位應該是不輕了吧。可是我經常在洗頭的時候，還因為怕怠慢來訪的客人，多次握著濕頭發去會見；在吃飯的時候，我也經常吐出口中的食物，趕緊去會見來客。即便這樣，我仍然擔心怠慢、失掉天下的賢士。”在這篇家訓的末尾，周公又說：“《易經》上說：‘謙卦亨通，君子最終吉祥。’《詩經》上說‘商湯謙恭不怠慢，圣明敬重之德日益升高。’這都是足以借鑒的！你一定不要以國君地位驕傲地對待賢士！”[5]周公所說的賢士，大部分就是指商朝遺民中有德行有見識的士人。這也是周公指導伯禽如何在魯國治理商朝遺民的一大舉措。

在實施以上三項措施時，周公的指導思想都是“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就是運用商朝的政事來治理，而用周朝的制度來劃定疆域。這樣做，不僅有利于收攏商朝遺民的民心，便于治理，而且使周人能夠繼承商朝六百年來積累的寶貴精神財富。

第四，周公在宋的西面安置了姒姓杞國、西南安置了媯姓陳國，并在北面安置了另外一些小國，使宋處在各諸侯國的包圍之中，以期達到防范的目的。

其他諸侯國的分封，均采取自上而下、相互制衡的原則，起到既拱衛中央又控制四方、保衛疆土的作用。齊國是姜太公呂尚的封國，與魯國相鄰，彼此互相支持，并加強了對東夷的控制。燕國是召公長子克的封國，緊鄰北戎，因此燕國便兼有捍衛周朝北方領土的重任。其他諸侯國的分封，無不以此為原則。每一個受封的諸侯國都是周王室的地方代言人，他們必須忠誠于周王室，承擔相應的義務，尤其在軍事上形成對王朝的護衛。各諸侯國雖然享有相當的自治權利，然而，每一位新的諸侯國君即位時，都必須得到周王的冊命。諸侯國君必須在固定的時候去朝見周王。除此之外，周王室通過任命諸侯國執政卿以及直接派遣官員監國等方式，實現對諸侯國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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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與分封制相輔相成的，是完備的宗法制度。周公試圖將血緣親疏關系引入治領域，他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由上而下、由近及遠不斷擴展，通過“大宗”“小宗”的從屬關系，建成秩序井然、和諧共處的“家國一體”的政權。在同一宗族內部，以嫡長子為大宗，其余諸子為小宗，大宗和小宗之間是等級從屬關系，這樣層層下推，一再分宗，形成了一系列大宗和小宗。整個政權也由這個原則組成。周王是唯一的，也是絕對的大宗，各地的諸侯為小宗。而諸侯國內部，又以諸侯為大宗，他們再次分封的子弟為小宗。這些子弟還可以再通過分封，分出大宗和小宗。每個小宗都有自己的宗子作為宗族長，而小宗又統于高一級的大宗。大宗和小宗之間，既是血緣宗法上的嫡庶大小關系，又是政治上的君臣上下關系。如此，周王室同姓之間的關系被理順。

與此同時，“同姓不婚”的原則被實施。周朝禁止同姓之間通婚，周王室必須和異姓的諸侯國通婚，由此建立起姻親關系。各級貴族也是如此，必須和異姓的貴族通婚。通過聯姻，異姓貴族被納入了周人的宗法體系。這里面當然也包括商朝貴族。各地民眾之間的關系也因此改變，民族間也多了親戚血緣關系，以往對立的矛盾在情感的不斷融合中得以消弭。

由此，周公建立了一整套由上到下、由近到遠、由親到疏，既有核心與重點，又遍及天下的治國體系，這在當時的世界，無疑是最為先進的。

分封制和宗法制的成功實施，消除了周武王在世時一直擔心的問題，周朝政權最終穩固下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分封制和宗法制也深深地影響著以后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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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編鐘）

也許，在我們現代人看來，分封制和宗法制都是落后的、封閉的。特別是宗法制，曾成為中國進入現代化國家的巨大障礙。然而，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在商末周初，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人們盲目地信仰鬼神，整個中國一盤散沙，民眾多蒙昧野蠻、互相攻伐，抵御自然災害的力量也很小，連基本的生存都無法保證，而周公所實施的宗法制使得人們的情感在人性的基礎上得以有效的融通，社會從無序走向有序，政權從分散走向統一，對抗自然災害的能力大幅提高，所有這些無疑都是劃時代的進步。

（以上文字出自《帝王將死》）

[1]《左傳·定公四年》記載：“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饑氏、終葵氏。”

[2]見《尚書·康誥》、《尚書·酒誥》、《尚書·梓材》。

[3]見《尚書·微子之命》。

[4]《左傳·定公四年》記載：“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

[5]見《說苑卷第十·敬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