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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1月，隨著明治天皇的一聲號令，幕府統治結束了，預示著德川家康創下的長達265年的霸業，從此一去不返，悄然"流入"歷史的長河。 但即便如此，也不符合家康生前的愿望，他在奪取政權5年后，便將大權交給兒子秀忠去"打理"，以便能夠讓將軍之職薪火相傳，千秋萬代永葆德川霸業長盛不衰。 這真是人比人氣死人，須知家康之前兩位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絕非等閑之輩，論勇猛、計謀，家康都得靠邊站，然而造化弄人，偏偏這些"狠角色"所建立的基業都很"短命"，前者也就二十幾年，后者十多年，與家康創立的二百多年德川家業比起來，簡直就是"大海之一滴"。即此而言，德川家康也應該滿足，不然織田信長、豐臣秀吉豈不要"氣的吐血"？ 那么，德川家康是如何將天下弄到自己手里，并將其保持兩個多世紀的呢？  有耐性，會審時度勢織田信長被稱為"殘忍且麻木不仁的禽獸"，從1555年21歲擴張勢力起，他就以殘暴出名。為了消除敵對勢力，他不惜讓佛寺"斷炊"，殘殺僧人，燒毀寺廟，將其中所藏圖書毀之一炬。信長的"冷酷無情"，終于導致殺身之禍，1582年，年僅48歲便遭手下謀殺，葬送了大好前程。 豐臣秀吉出身寒微，個子矮小，時人以"猴子"譏之，這說明他雖然塊頭不大，但不乏機靈。據說其妻曾稱他為"禿鼠"，更見其"滑頭"，有謀略。 果不其然，織田信長死訊傳來，秀吉立即采取行動，對京都進行控制，并實行盟好之策，收容愿意投降、效忠的降兵。這樣一來，在十年不到的時間里，全日本基本上被其掌控。 然而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的秀吉，竟然野心勃勃，要稱霸亞洲，逐個征服朝鮮、中國和印度，于是從1592年起陸續對朝發動大規模戰爭，后在明朝軍隊的有力打擊下，只好無功而返。 1598年，64歲的秀吉因病而死，臨終前，他委托包括德川家康在內的一批親信輔佐自己的后人。家康暗自竊喜，認為時機已到，便立即翻臉，背叛誓言，聯盟結黨，與忠于秀吉子嗣的勢力決斗。 1600年，家康奪取了關原一戰的重大勝利，扭轉了時局，由此開創了兩百多年的德川霸業基礎，成了真正的王者。 家康與信長、秀吉為同時代人，他們三位被譽為日本戰國"三杰"，都有著一顆統治日本的野心。信長心狠手辣，秀吉野心勃勃，對此，"知彼知己"的家康，鋒芒不露，盡量保存自己的實力，待機而動，他的耐心彰顯城府很深，卻又不故步自封，一旦機會到來，"管他白貓黑貓"，立即出動，這樣便成就了自己的霸業。  操縱皇室，以求統治合法性信長、秀吉之所以能夠東征西討，這與他們給予皇室經濟援助不無關系，通過改善其財政狀況，以獲取天皇名義上的支持。 家康也不怠慢，在大權在握，一統全國后，于1603年及時拜謁天皇，如愿獲封征夷大將軍稱號，這樣就能名正言順地進行統治，不怕大名、武士及其他勢力不服。 不僅如此，家康及其后人還賜予王公貴族以土地，并實行人質制度，將其中一位皇子"囚"于德川一族的家廟中，并安排官員到京都監視皇室的一舉一動，這樣就牢牢控制了朝廷，達到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目的。 奪取政權只是第一步，如何穩固政權，使統治具有合法性更重要。家康深知"越俎代庖"會受到質疑，不利于政權的穩定，于是效仿信長、秀吉，與皇室"搞好關系"，一方面穩住朝廷公卿，令其無話可說，此外，將皇子一人"扣"于德川家廟中，這樣就能實現在地位上與天皇平起平坐，則還有誰敢與德川將軍過不去呢？  總結"二公"成敗得失，并有所提升織田信長雖然殘暴不仁，但也有自己管理國家的一套，在1582年初步統一日本后，出臺了一系列有利于統治的政治制度，諸如采取官僚稅收政策，實行武士與領地分離制度，對農村田畝進行丈量，收繳地方部落武器等。 作為信長手下的將領，豐臣秀吉在1591年控制日本全境后，也如法炮制，并有所增加，如設立人質制度，以確保大名忠心不二；出臺"刀狩令"，以剝奪農民擁有武器的權利。 德川家康久經沙場，自然對信長、秀吉二公的手段了然于胸，并在此基礎上有所翻新，這就是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社會各色人等按部就班并世代承襲，不得變更。 就大名而言，家康不僅要求他們宣誓效忠，在自己的藩地上僅能建一座城堡，還不準相互結盟，并且彼此聯姻要通過幕府批準。此外，家康亦準許大名將藩位傳給后人，但必須對幕府將軍惟命是從。 家康之孫家光繼位后，為擴大幕府權力起見，將大名按親疏一分為三，即譜代大名、親藩大名和外樣大名，規定將軍有權沒收大名領地，并將其轉贈給可信賴的領主，外樣大名因曾經與其作對而被分到日本的蠻荒之地。另外，家光還設立"參覲交代制"，規定大名必須在江戶與藩地各建一寓所，在兩地輪流居住，住在江戶時必須每日對將軍進行參拜，到藩地居住時，親屬不得隨行，時間以一年為期，這就有效地對大名進行了政治控制。  就武士而言，家康及其后人允許他們居于城鎮，亦可居于鄉村，但他們的封地必須由幕府或大名派員管理。住在城鎮的武士，享有佩劍的權利，用以維護治安；住在農村的武士，便委派其對田畝及其農作物收成進行丈量、評估和收稅，并負責管理社會治安。至于所有武士的薪水，每年都會由大名發給其米祿，顯然這些米祿來自于他們封地收入。除此之外，家康及其后人不準武士相互打殺，以利于社會穩定。 就城鄉居民及其他三教九流之輩而言，德川幕府逐一對其身份進行登記造冊，分門別類，以便區別對待。種地農民、城市商人及工匠被稱作尋常百姓，他們作為士農工商中的一部分，雖然身份固定，世代不得更改，但并沒有嚴格限制其自由，只要事先得到幕府批準，便可以外出旅行。 對于受人尊重的僧侶、藝術人員以及被社會歧視的娼妓、"賤民"及"非人"等，他們一律被歸為"邊緣人"之列。 由于娼館、戲院能給社會制造一定的繁榮，比較務實的幕府也就睜一眼閉一眼；對于僧侶及寺廟，鑒于以往宗教組織具有挑戰性，故而幕府更為重視，以防其圖謀不軌。 那些從事殯葬禮儀、劊子手及殺雞宰鵝等"不潔"工作的"賤民"，以及不得已靠撿破爛、拾荒維持生計的"非人"，地位最低。除此而外，日本原住民蝦夷人及以經商為名的外國傳教士等也一并列入邊緣人，對于前者，幕府視其為文明未開化者，對于后者，幕府對其實施嚴密監控的同時，還不許日本人與其接觸。 家康善于"抄襲"前人經驗，還能彌補其不足，增加"新玩意"，可見其足智多謀，是一位不露聲色的謀略家。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只知道征討，橫征暴斂，不懂得及時收手，休養生息，最終只能早早"淘汰 "出局。 幕府將社會上一切人等貼上標簽，各就各位，"畫地為牢"，并區別對待，對于實現其長期統治大有裨益。盡管這種制度反動透頂，不利于社會進步，但客觀上不易發生內亂，有利于社會安定，何況民眾早就對戰爭產生了厭倦情緒，這也符合社會大眾的心理訴求。  急流勇退，輔佐后人，有利于政權更迭1605年，就在德川家康取得關鍵性一役關原大戰的決定性勝利，牢牢把控大權后不久，時值62歲的家康，老當益壯，精力旺盛，未曾想，卻出人意料地退出政治舞臺，將自己的將軍之位讓兒子秀忠繼承，不能不說這是家康的明智之舉。 縱觀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直到臨終前還把持權位，沒有將權力提前交接，這樣在自己遭遇不測時，很難保證政權不落入"賊手"。 家康是個明白人，他趁自己的影響力還在，為避免重蹈二公覆轍，便及時隱退，"垂簾聽政"，直至十年后去世。秀忠也亦步亦趨，在施政僅7年后，便趕緊讓兒子家光上臺，自己則在幕后輔佐，直到臨終。 家光執政后，在位28年，將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不亞于家康在世，使得德川政權一度達到高山仰止的地步，從而確保德川體制二百年不倒，如果不是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恐怕還將延續很長時間，日本的文明程度或將不會達到現在這樣的高度。 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在相繼統一日本后，盲目地繼續東征西討，尤其是后者，竟然不自量力，發動對鄰國的戰爭，終致萬劫不復，白白葬送了豐臣氏的霸業。 德川家康著眼于大局和長遠，在基本掌控局面后，一方面逐漸停止戰爭，一方面向天皇拜賜征夷大將軍，不久又緊鑼密鼓地將政權傳給子孫后代，步步都在為德川家業謀劃，這就難怪德川幕府長盛不衰，歷經兩個多世紀風雨，"我自巋然不動"。  結語德川幕府從十七世紀初一直延續至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這樣的時間跨度在日本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而觀察其制度設計，也沒有什么特色之處，那為何能夠"久經考驗"呢？ 首先這要歸功于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兩位"功臣"給予德川霸業的鼻祖德川家康以明鑒。家康與他們"逐鹿中原"，卻深藏不露，一邊等待機會，一邊總結經驗教訓，一旦時機成熟，便當機立斷，即便被人以"不忠"嗤之以鼻，在所不惜，在他看來，"寧叫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 其次，家康環環緊扣，小心翼翼，在奪得大權后，不失時機地從天皇那里獲賜將軍稱號，這樣就取得了統治國家的合法性。不僅如此，他還能克制對權力的貪欲，果斷"下臺"，盡管精力充沛，而這對延續德川家業"香火"、穩固德川體制，很有幫助。 再次，家康及其后人能夠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在對信長、秀吉的制度安排有所吸納的基礎上，進行"查漏補缺"，并日臻完善，于是我們看到幕府時期每一個人都能在制度中對號入座，且世代承襲，這樣就避免了內亂，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分內事要干，并遭到監視，豈有機會造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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