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軍愛讀六朝的小品文，也愛讀晚明的尺牘。尺牘一詞，最早見于《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有所謂“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后寧”一句，即含書信之義。漢以后，人們以尺牘互通音訊，遂成書信的別稱，而與之相近的名稱，則有素書、尺素、書尺、尺翰、簡札、簡帖、書札等。尺牘二字，通常和“小品文”掛鉤，實指書信中風格峭拔、靈性充盈的一類文字，其篇幅之精簡、文采之斐然，成為古代文人神思奔會、抒發性情的一種獨特樣式，堪稱“絮語類美文”的典范。若按劉勰《文心雕龍》的說法，乃“舒布其言，陳之簡牘……言以散郁陶，托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其實，尺牘與小品文雖形式類同，卻不完全等同，那些粗鄙無文、拙于辭翰，或借用韓愈所說“文辭少葳蕤”的往來文字，只屬一般尺牘，卻不能與富含文學性的小品文相頡頏。 尺牘文體的溯源，可以上至上古、秦漢時期，但大都體現為史傳文字的應用，并無獨立的范式。經過載籍遞傳，悠悠承續，遂使濫觴于魏晉。那時的簡、帖，不僅文辭優美，寫法靈動，而且輔以高超的書法（以王羲之父子尺牘真跡及唐摹本為代表），是古人風雅興寄、無意于佳乃佳的一種蕭散、神逸之品。而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和干寶的《搜神記》，雖可列“軼事小說”的欣賞范疇，卻都采取了小品文的言說方式，其清淡放曠、簡約峻遠的神韻，自成響達高廣的風致，余波所及，使得晚明的小品文亦深受影響。這期間，不可忽略的是，尺牘小品直到宋朝，才抵臨扶疏蓊郁、名手如云的佳境，當然，這和范仲淹、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等大家學殖深厚、筆墨垂范、引領風尚的超拔才力密切相關，且有多種尺牘專集問世，比如《范文正公尺牘》《東坡先生往還尺牘》《山谷老人刀筆》《歐蘇手簡》《東坡志林》《蘇黃尺牘》等。其實，一代名臣和大文豪的尺牘小品雖埋缊歲久，但之所以備受后人重視，并不僅僅出于文辭的欣賞，更有遐想風器、景慕先賢的精神需求。 目下學界公認的是，尺牘一類文字，到了晚明清初，才達到飆興出奇、攀古流芳、蔚為大成的地步。雖然明清的尺牘大家，在文學史上并沒有“歐蘇”那般崇高的地位，但在尺牘小品的創作上，植品甚高，收錄他們作品的集子大多得以流布后世。比如清福建左布政使周亮工的《尺牘新鈔》，輯錄明末清初230多人近千篇尺牘，將“文人贈答之篇，一時揮灑之制”的尺牘與“經國大業”的文章對舉，強調尺牘“篇無定格，幅不同規，標舉興會”的特質。其他尺牘小品的名作大致有：萬歷年間呂坤的《呻吟語》，是了解明末世態及士人心態的可供借鑒之作；笠翁李漁的《閑情偶寄》，寓莊論于閑情，以雅淡之品、妙思之智、締造之周，被林語堂喻為“中國人生活藝術的指南”；陶庵張岱，一生以小品散文名世，他的《夜航船》《陶庵夢憶》《西湖夢尋》及《瑯嬛文集》，以幽深孤峭、真率自然、博雅疏宕的筆觸，“殆為明末散文壇最高成就”（鄭振鐸語）。而“前后七子”、竟陵派大家譚友夏、鐘惺以及公安派袁宏道等人，在文學主張和創作風格上雖存迥異，但在小品文的創作和理論建設上皆成就不凡。個人以為，袁宏道的《袁中郎尺牘》和譚友夏的《鵠灣文草》，堪為此間翹楚。值得一提的還有清初袁枚的《小倉山房尺牘》、龔萼的《雪鴻軒尺牘》、許思湄《秋水軒尺牘》，被譽為清代三大尺牘，尤其袁枚尺牘之駢散相間、典麗華美，深得六朝風致。至于楊慎、張居正、王世貞、湯顯祖、孔尚任、陳繼儒、錢謙益、李贄、歸有光、徐渭、金圣嘆及各路山人寸楮尺縑的小品文字，不僅佳構疊出，而且風格多樣，各具面目。 于今而言，尺牘文學式微久矣。作為一種文學類別，或許還不能把它定位于古典文學的主流樣式，但其文墨之芬芳、清輝之流映、形態之簡約和風格之峭拔，堪稱性靈文學的直觀呈現；且作為一種獨特的創作門類，留給中國古典文學史的，是一道雖漸行漸遠、卻聲傳不絕的飛鴻之影。 新民晚報2019－1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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