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士鐸的學術思想

柳長華　1999年元月于山東中醫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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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江浙一代是中醫學術的繁榮地區，出現了一大批有影響的醫學家，如薛己、趙獻可、張介賓、李中梓、吳有性、謬希雍、馬蒔、張璐、陳士鐸、呂留良、張志聰、沉又彭、柯琴、葉桂、薛雪等。這些醫家，對陳士鐸學術思想的形成有著較大影響。陳士鐸一生好游歷，到過全國很多地方，足跡所致，一面行醫，一面訪求名醫，并常常在一處多所停留。在學術上受傅山的影響較深。從今存陳士鐸的著作來看，其學術思想的內涵，一方面是在繼承了同時代和前代醫家學術思想的基礎上，并經過長期臨癥的實踐而形成的；一方面是受到傅山等人的傳授，在著作內容和學術上有著明顯的繼承關系。就陳士鐸的學術思想的特點而言，其最突出的特點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一是在醫學理論方面，善于繼承，并勇于創新；二是臨證重視辨證；三是組方用藥偏重溫補；四是具有濃厚的道家思想色彩。

（一）、中醫學理論的特點

陳士鐸生活在一個世代業醫的家庭中，受家庭環境的影響，對醫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其醫學思想來源于《黃帝內經》、《難經》、《傷寒論》、《脈經》等，并成為學問的根底。他所著的《內經素問尚論》、《靈樞新編》、《外經微言》、《臟腑精鑒》、《脈訣闡微》、《六氣新編》、《傷寒四條辨》、《歷代醫史》、《瓊笈秘錄》，這些著作都是闡發醫學理論的，雖然大多已經亡佚，但也充分反映了他在醫學理論方面的造詣。

上述這些闡述理論的著作，今僅存《外經微言》一書。《外經》一書，乃是西漢劉向等整理方技類書時所定著之名，后世不存，此陳氏托其名來闡發自己的理論。陳士鐸在醫學理論方面的一些獨到的認識，主要體現在這部書中。本書仿《素問》、《靈樞》之例，分為九卷，以黃帝、伯高等問答的形式來敘述。其內容涉及陰陽五行學說、生命的發生、經脈循行、臟腑功能、運氣主病等等。所論述的這些問題，因為都是針對著《黃帝內經》、《難經》、《傷寒論》、《脈經》中的某些內容所作的闡發，所以稱為《外經微言》。《外經微言》是陳士鐸理論思想的代表作，在這部書中所闡發的一些理論問題，貫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如《辨證錄?凡例》中說：“岐天師傳書甚富，而《外經》一編尤奇。篇中秘奧，皆采之《外經》、《精鑒》居多，非無本之學也”。推之如《石室秘錄》、《辨證奇聞》、《本草新編》諸書，無不如此。

１．對陰陽五行學說的理解

陳士鐸對陰陽五行學說的理解，豐富和發展了中醫的理論，成為他認識生命、認識疾病和辨證論治的指導思想。他對陰陽五行學說認識，在他的全部著作中運用的非常普遍，并成為他辨證論治的精髓。

在首先，他對陰陽學說的理解，提出“陰陽顛倒”說。什麼是陰陽顛倒？他解釋說：“乾坤之道，不外男女，男女之道，不外陰陽，陰陽之道，不外逆順。順則生，逆則死也。陰陽之原，即顛倒之術也。世人皆順生，不知順之有死；皆逆死，不知逆之有生，故未老先衰矣。” (《外經微言》) 他認為，陰陽本為一體，所以逆順可以轉化。就常道而言，順陰陽則生，逆陰陽則死，但就其本原來看，陰陽本為一體，逆順可以轉化，順中有死，逆中有生，這即是陰陽顛倒。《素問?四氣調神大論》說：“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為逆，是為內格。”《黃帝內經》中對于逆順的論述，包括了天地、陰陽、四時、生機、疾病、治療等，其中包含了陰陽轉化的思想，但陳氏在這里則從陰陽發生的角度，更具體的說明了陰陽的互根的關系。接著，他又在“逆順探原”一篇中用五行生克的理論進一步說明了陰陽的這種轉化關系。他說：“陰陽之原者，即生克之道也；顛倒之術者，即順逆之理也。知顛倒之術，即可知陰陽之原矣。”隨即又用五行來說明事物生克順逆的關系，他說：“五行順生不生，逆死不死。生而不生者，金生水而克水，水生木而克木，木生火而克火，火生土而克土，土生金而克金，此害生于恩也。死而不死者，金克木而生木，木克土而生土，土克水而生水，水克火而生火，火克金而生金，此仁生于義也。夫五行之順，相生而相克；五行之逆，不克而不生。”

以五行配天地萬物與人，其變化是無窮無盡的，而變化的核心，即生克二字。以具體的五行生克關系，來說明抽象的陰陽顛倒的概念，這也是理解陳氏所提出的“順生不生，逆死不死”關鍵。所以，他在《外經微言?五行生克篇》又進一步解釋說：“心肝脾肺腎配火木土金水，非人身之五行乎。雷公曰：請言其變。岐伯曰：變則又何能盡哉，試言其生克。生克之變者，生中克也，克中生也，生不全生也，克不全克也，生畏克而不敢生也，克畏生而不敢克也。雷公曰：何以見生中之克乎？岐伯曰：腎生肝，腎中無水，水涸而火騰矣，肝木受焚，腎何生乎。. . . 雷公曰：何以見克中之生乎？岐伯曰：肝克土，土得木以疏通，則土有生氣矣。脾克水，水得土而畜積，則土有生基矣。腎克火，火得水以相濟，則火有神光矣。心克金，然肺金必得心火以煅煉也。肺克木，然肝木必得肺金以斬削也。非皆克以生之乎。雷公曰：請言生不全生。岐伯曰：生不全生者，專言腎水也。各臟腑無不取資于腎，心得腎水而神明煥發也，脾得腎水而精微化導也，肺得腎水而清肅下行也，肝得腎水而謀慮決斷也，七腑亦無不得腎水而布化也。然而取資多者，分給必少矣，親于此者疏于彼，厚于上者薄于下，此生之所以難全也。雷公曰：請言克不全克。岐伯曰：克不全克者，專言腎火也。腎火易動難靜，易逆難順，易上難下。故一動則無不動矣，一逆則無不逆矣，一上則無不上矣。騰于心，燥煩矣；入于脾，干涸矣；升于肺，喘嗽矣；流于肝，焚燒矣；沖擊于七腑，燥渴矣。然腎火乃雷火也，亦龍火也，龍雷之火，其性雖猛，然聚則力專，分則勢散，無乎不克，反無乎全克矣。陳士鐸曰：五行生克，本不可顛倒，不可顛倒而顛倒者，言生克之變也。篇中專言其變而變不可窮矣，當細細觀之。”此論五行生克，特別強調腎火的作用，這是陳士鐸重視腎火的一個方面。

此中生不全生是專言腎水，克不全克是專言腎火，是陳士鐸重腎中之水火理論依據。這種生克關系，與《黃帝內經》中所論述的五行生克關系有所不同。可以看出，這種認識，是對《內經》五行生克理論的豐富和發揚。陳士鐸的這種思想，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貫穿于他的全部著作子中。如《石室秘錄?論五行》中說：“五行火木土金水，配心肝脾肺腎，人盡知之也。然而，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生不全生，克不全克，生畏克而不敢生，克畏生而不敢克，人未必盡知之也。何以見生中有克？腎生肝也，腎之中有火存焉，腎水干枯，腎不能生肝木矣，火無水制，則腎火沸騰，肝木必致受焚燒之禍，非生中有克乎。治法當急補其腎中之水，水足而火以息，腎不克木，而反生木矣。. . . 以上五者，言生中有克，實有至理，非漫然立論。倘腎中無水，用六味地黃丸湯，大劑與之。肝中無水，用四物湯。心中無水，通用天王補心丸。心包無水，用歸脾湯。脾胃無水，用六君、四君。肺經無水，用生脈散。舉一而類推之可也。. . .此五行之妙理，實醫道之精微。顛倒神奇至此，實有至理存乎其中，用之卻有效。莫驚言過創辟可喜，而難見施行也。”

后人稱陳士鐸的學術思想，最突出的就是善于辨證。他之善于辨證，正是基于這種思想。例如《石室秘錄?臟治法》說：“二臟合而治之者，其義又何居？腎，水臟也；心，火臟也。是心腎二經為仇敵，似乎不宜牽連而一治之。不知心腎雖相克，其實相須。無心之火，則成死灰，無腎之水，則成冰炭，心必得腎水以滋養，腎必得心火而溫暖。如人驚惕不安，夢遺精泄，豈非心腎不交乎。人以為驚惕不安，心之病，我以為腎之病；夢遺精泄，人以為腎之病，我以為心之病。非顛倒之也，實至當不易之理。”

《石室秘錄?逆醫法》中又說：“蓋人生肺氣，夜臥必歸氣于腎中，此母居子舍之義也。今因色欲過度，腎水大耗，肺金日去生之。久之，則不特腎水虛，而肺金亦虛。譬如家有浪子，日費千金，母有積蓄，日日與之，傾囊倒篋，盡數交付其子，后將安繼？是子貧而母亦貧矣。一遇外侮之侵，將何物解紛？而外侮又復恐嚇之，逃之子舍，以避其鋒，而子家貧乏，無以奉母，又必仍復還家，以受外侮之凌逼，勢不至死不已。今腎水既虧，而肺金又耗，外受心火之傷，中受肝木之橫，脾土又不來生水，則轉輾難藏，于是仍返而上喘。幸有一線元陽未絕，所以不死。茍不大劑急救其腎，使貧子來偷竊，又何以肺金有養哉。況貧子暴富，不特母家亦富，而外侮亦不敢欺凌矣，此不治肺而正所以治肺也。”

陳士鐸以陰陽顛倒、五行生克的理論通論臟腑的生克關系，其核心內容無非是要求臨證應注意靈活變通。也就是說，一臟之病，往往兼數臟治之；一經之病，每每兼數經以治；此經之邪，或向別經而求，用藥亦不可過于拘泥。正如他在《辨證錄?凡例》中所說的“各門辨證，專講五行生克之理，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經權常變，顛倒紛紜，貴人善讀之耳”。《脈訣闡微》說：“臟腑之病，雖各不同，要不外五行之生克，逢生則病易愈也，逢克則病難痊也，我生則泄我之氣，我克則勞我之神。臟腑為戰爭之地，胸腹為角斗之場，敵則掃除，而斬殺甚多，傷損必過矣。調停于生克之間，和解于敗亡之內；仍于金木水火土而善用之也。”觀此，即可以明白陳氏善用五行生克之深意。

２．提出六臟七腑說

陳氏在《黃帝內經》臟象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六臟七腑”的學說。什麼是六臟七腑？《外經微言?臟腑闡微篇》中說：“雷公曰：臟止五乎？腑止六乎？岐伯曰：臟六腑七也。雷公曰：臟六何以名有五也？岐伯曰：心肝脾肺腎，五行之正也，故名五臟。胞胎非五行之正也，雖臟不以臟名之。雷公曰：胞胎何以非五臟之正也？岐伯曰：心，火也；肝，木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一臟各屬一行，胞胎處水火之歧，非正也，故不可稱六臟也。雷公曰：腎中有火，亦水火之歧也，何腎稱臟乎？岐伯曰：腎中之火，先天火也，居兩腎中，而腎專司水言也。胞胎上系心，下連腎，往來心腎接續于水火之際，可名為火，亦可名為水，非水火之正也。雷公曰：然則胞胎何以為臟乎？岐伯曰：胞胎處水火之兩歧，心腎之水火，非胞胎之系不能通達上下，寧獨婦人中有之，男子未嘗無也。吾因其兩歧，置于五臟之外，非胞胎之不為臟也。雷公曰：男女各有之，亦有異乎？岐伯曰：系同而口異也。男女無此系，則水火不交，受病同也。女系無口則不能受妊。是胞胎者，生生之機，屬陰而藏于陽，非臟而何。. . .雷公曰：腑七而名六何也？岐伯曰：大小腸膀胱膽胃三焦包絡，此七腑也，遺包絡不稱腑者，尊帝耳。雷公曰：包絡可遺乎？岐伯曰：不可遺也。包絡為脾胃之母，土非火不生，五臟六腑之氣，咸仰于心君，心火無為，必藉包絡有為，往來宣布，胃氣能入，脾氣能出，各臟腑之氣始能變化也。雷公曰：包絡既為一腑，耐何尊帝遺之？尊心為君火，稱包絡為相火，可乎？請登之《外經》咸以為則。”

此以胞胎為一臟，以包絡為一腑，并稱六臟七腑。《黃帝內經》中胞胎又單稱胞，包絡又稱膻中或心之包絡。陳士鐸特舉二者稱臟與腑，也是別有深意。如《石室秘錄?論臟腑》中說：“五臟六腑，人所知也。然而，五臟不止五，六腑不止六，人未之知也。心肝脾肺腎，此五臟也。五臟之外，胞胎亦為臟。雖胞胎系婦人所有，然男子未嘗無胞胎之脈。其脈上系于心，下連于腎，此脈乃通上通下，為心腎接續之關。人無此脈，則水火不能相濟，下病則玉門不關，上病則怔仲不寧矣。若婦人上病，與男子同，下病則不能受妊。是生生之機屬陰，而藏于陽，實另為一臟也。”為什麼前人未將此列入五臟之中？他解釋說：“因五臟分五行，而胞胎居水火之兩歧，不便分配，所以止言五臟而不言六臟也。”

陳氏臨證常常運用這一理論進行辨證。如《辨證奇聞?中寒》：“一嚴寒忽感陰冷，直入腑，肢體皆冷，目青，口嘔清水，腹中雷鳴，胸脅滿逆，體寒發顫，腹中有涼氣一股直沖而上，猝不知人，此寒氣直中七腑也。中寒與傷寒大異。蓋傷寒由表入里，中寒由腑入臟。雖入腑、入臟同是直中，治法終不同。蓋入腑寒輕，治入腑之寒，烏可重于治臟哉。惟腑有七，中腑藥似宜別。然陰寒中人，必乘三焦之寒而先入，溫三焦，七腑之寒盡散。然三焦所以寒，又由胃氣虛。徒溫三焦而不急補胃氣，則氣虛不能接續，烏能回陽于頃刻。用救腑回陽湯：人參五錢，附子、肉桂一錢，巴戟一兩。方用參扶胃，桂、附回陽，更借巴戟補心腎火，心腎火旺，三焦火更旺，且生胃氣回陽，故用為君，尤統三位健將掃蕩祛除，所以一劑奏功，陽回陰邪立散。” 又《洞天奧旨?臟毒痔漏瘡》中說：“痔瘡生谷道肛門之邊，乃五臟七腑受濕熱之毒而生者也。故瘡亦甚多，形亦不一。”

陳士鐸特別提出六臟七腑說，不但豐富了《黃帝內經》藏象理論的內容，也賦予了胞胎和包絡新的概念。其實，他之所以重視胞胎、包絡的作用，正是他重視人身之水火的一種理論依據。

３．重視命門

陳氏十分重視命門在生命活動中的作用，提出命門為十二經之主。命門一詞，見于《黃帝內經》有六處，都是指兩目。《難經》始有“左為腎，右為命門” 的說法。陳士鐸宗趙獻可命門真水真火之說，對命門做了更為詳細的論述。《外經微言》一書中有“命門經主篇”、“小心真主篇”、“命門真火篇”、“命根養生篇”四篇專門論述這個問題。如《命門經主篇》：“雷公問于岐伯曰：十二經各有一主，主在何經？岐伯曰：腎中之命門，為十二經之主也。???十二經非命門不生，正不可以生克而拘視之也。故心得命門而神明應物也，肝得命門而謀慮也，膽得命門而決斷也，胃得命門而受納也，脾得命門而轉輸也，肺得命門而治節也，大腸得命門而傳導也，小腸得命門而布化也，腎得命門而作強也，三焦得命門而決瀆也，膀胱得命門而畜泄也。是十二經為主之官，而命門為十二官之主，有此主則十二官治，無此主則十二官亡矣。”

《命門真火篇》又說：“命門，火也。無形之氣，居兩腎之間，能生水而亦藏于水也。???命門為十二經之主，不止腎恃之為根，各臟腑無不相合也。少師曰：十二經皆有火也，何藉命門之生乎？岐伯曰：十二經之火皆后天之火也，后天之火非先天之火不化。十二經之火得命門先天之火則生生不息，而后可轉輸運動變化于無窮，此十二經所以皆仰望于命門，各倚之為根也。???命門為主，前人未言何也？岐伯曰：廣成子云：窈窈冥冥，其中有神，恍恍惚惚，其中有氣。亦指命門也，誰謂前人勿道哉。且命門居于腎，通于任督，更與丹田神室相接，存神于丹田，所以溫命門也，守氣于神室，所以養命門也。修仙之道，無非溫養命門耳。命門旺而十二經皆旺，命門衰而十二經皆衰也。命門生而氣生，命門絕而氣絕矣。”

陳氏認為命門為十二經之主，六臟七腑十二經脈無不稟命門之火氣而生生不息。故命門之火，宜補而不宜瀉。既然重視命門的作用，臨證也就特別注重對命門的辨證。所以，溫補命門，是他特別關注和常用的治療方法。如《辨證奇聞?中寒》：“一嚴冬忽感陰寒，唇青身冷，手足筋脈拘急，吐泄，心腹痛，囊縮，指甲青，腰艱俯仰，此陰寒中臟。中臟重于中腑，寒入五藏，似宜分治，然不必分，直溫命門火，諸臟寒盡散。蓋命門為十二經主，主不亡，心君無下殿，肝木無游魂，肺金不為魄散，脾土不崩解。惟命門既寒，陽為陰逼，越出腎外，五藏不能獨安，各隨陽而俱遁。故中臟不必治五臟，溫命門寒邪可解。雖然，五臟茍虛，大兵到處，掃蕩群妖，茍無糧草，何以供命？此命門宜溫，五臟之氣亦當補。用蕩陰救命湯：人參一兩，白術、熟地、附子、伏神三錢，肉桂一錢，棗皮二錢。水煎服。一劑陽回，再劑全愈。何神速？蓋寒入五臟，由命門陽外出，一回其陽，寒氣不留于臟。方用參、術為君，似救心、脾，附、桂、棗皮，腎亦救之，肺肝獨缺，何以斬關直入，回陽頃刻？不知五臟為寒邪所犯，大約犯腎之后即犯脾、犯心，至犯肝、肺者無多。故專固心腎脾，肝肺寓。況參、附并用，無經不達，有肺肝不入乎？況補肝、補肺皆收斂藥，祛邪使出，易烏可留邪使入？倘用收斂補肝肺，反制人參、附之手，不迅蕩陰。此用藥不雜，有秘義也。或曰：收斂既不可以補肝肺，豈熟地、棗皮又可補腎？嗟呼! 此又不通之論也。腎中水火原不相離，附、桂大熱回陽，未免腎中干燥，與其回陽后補腎水以濟陽，何如用火之時防微之為得。所以少用熟地、棗皮于附、桂中，以制火橫。且火得水歸源，水招火入宅。”陳士鐸溫補命門，最常用的藥物是附子、人參和肉桂。此數藥在他的《本草新編》中論之特詳。

（二）、辨證論治思想

陳士鐸強調在臨證時應注意辨證，他的幾部書均是以“辨證” 二字來命名。他的辨證論治的方法，仍是以五行生克理論為指導，即前所謂“陰陽顛倒”之術。如《辨證錄?凡例》中說：“各門辨證，專講五行生克之理，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經權常變，顛倒紛紜，貴人善讀之耳。”這是陳氏講求辨證的精髓。為什麼要重視辨證，他在《辨證錄?自序》中說：“夫醫道之難也，不辨脈罔識脈之微，不辨證罔識證之變。今世人習醫者亦甚多矣，言人人殊，究不得其指歸。似宜辨脈，不必辨證也。雖然辨脈難知，不若辨證易知也。古以雖有從脈不從證之文，畢竟從脈者少，從證者眾，且證亦不易辨也。”陳士鐸的著作中，較少有論及脈的。但他并非不重視脈。如他在《辨證錄?凡例) 又說：“辨證不辨脈者，以證之易識也。茍能知癥，何必辨脈哉。雖然辨證更能辨脈，則治病益精，又在人善用之耳。”

分析陳氏辨證的內容，不外陰陽、氣血、水火、虛實、寒熱。這些都是通常人們辨證的要點。但他在具體實踐中卻是有所偏重，并且使用的語言平實無華，通俗易懂。如他在《辨證錄?自序》中說：“今人所共知者，不必辨也，古人所已言者，不必辨也。必取今人之所不敢言，與古人之所未及言者，而暢辨之。論其證之所必有，非詭其理之所或無，乍聞之而奇，徐思之而實未奇也。”

辨證施治，這是每一個醫生都熟悉和應該掌握的治病原則，但陳士鐸對于疾病的辨證，其論說往往出人意表。茲援引數例，以說明他在辨證方面的特點。

如《石室秘錄?正醫法) 說：“治肺之法，正治甚難，當轉治以脾。脾氣有養，則土自生金，咳嗽自已。故五臟之中，除肺一經之外，俱可正治，獨肺經不可正治。然則肺經生癰瘍，何以治之耶。用元參一兩，生甘草一兩，金銀花八兩，當歸二兩，水煎服。加麥冬一兩。數品中，惟麥冬乃清肺火之品，余俱入脾、入肝、入心之藥，而用之者何也？蓋入肝則平木，而不必肺金用力以制之，則肺金得養矣；入脾則脾土能生肺金，而肺金又得養矣；入心經則心火不凌肺金，而肺經又得養矣。雖前藥乃治心、治脾、治肝之藥，似乎隔一、隔二、隔三治法，其實乃正治肺金也。”

《辨證奇聞?傷寒》：“一冬月傷寒，發熱口苦，頭痛，不欲飲食，腹中時痛，人以為太陽癥，誰知是少陽癥乎。傷寒未有不從太陽入者。由太陽入陽明，由陽明入少陽者，傳經次第也。何以初入太陽，即越陽明而入少陽？人謂隔經之傳，孰知不然。蓋少陽乃膽經，膽屬木，木最惡金，肺屬金，主皮毛，風邪之來，肺金先受，肺欺膽木之虛，即移邪于少陽。故太陽往往多兼少陽同病者，此耳。然此癥乃二經同感，非傳經之癥。治法似亦宜兼二經同治，而又不然，單治少陽，太陽之病自愈。方用：柴胡二錢，白芍五錢，甘草、陳皮一錢，黃芩、神曲一錢，白術、伏苓能三錢。一劑熱止，二劑腹不痛，頭不疼，口亦不苦。此即逍遙散之變方，何治傷寒如此之神？不知病在半表里，逍遙解散實邪，表里之邪既解，太陽膀胱之邪何能獨留。況方中原有白術、伏苓三錢，以利腰臍，通膀胱之氣乎。余所以止加神曲、黃芩，少解胃火、和脾氣，諸癥所以盡除。”

又《洞天奧旨?瘰癘瘡》中論瘰癘的治法說：“瘰鬁之病甚多，名狀不一。大約得病有九：一因怒而得；一因郁而得；一因食鼠食之物而得；一因食螻蛄、蜴、蝎所傷之物而得；一因食蜂蜜之物而得；一因食蜈蚣所游之物而得；一因大喜，飽餐果品而得；一因縱欲傷腎，飽飧血物而得；一因驚恐失枕，氣不順而得。然病雖有九，而治法止有三也。其一，治在肝膽；其二，治在脾胃；其三，治在心腎。治肝膽者，其左關之脈必澀，而右關所之脈必滑者也。蓋肝膽之郁不開，必下克脾胃之土，土氣受制，難化水谷，必至生痰以助結，而瘰鬁不化矣，治其肝膽，而消化其痰涎，則瘰癘易化矣。治脾胃者，其右關之脈必浮而無力，或滑而有力也。明是脾胃之中，無非痰氣之升騰，土氣之蕭索。不健脾則痰不能消，不健胃則涎不去；痰涎日盛，瘰癘難開，何能治乎？故必大補脾胃以消化痰涎，然后佐之敗毒之味，則病去如掃矣。治心腎者，切其左寸之脈必滑，右尺之脈必澀者也。明是心腎兩開，不能既濟，而肝膽脾胃各不相應，故痰塊不消，瘰串更甚。補其心腎則陰陽和合，而少佐之去毒破堅之味，則取之效益速矣。倘不明三治之法，而妄用刀針，愈虧其根本，安得濟事乎？必至與死為鄰，不重可惜哉。”

陳氏對于不育不孕證的辨證尤為詳明。他在《外經微言?回天生育篇) 中把男、女不能生育分得很詳細。指出男子不能生子者病有九，即精寒、精薄、氣餒、痰盛、精澀、相火過旺、精不能射、氣郁、天厭；女子不能生子者病有十，即胞胎寒、脾胃冷、帶脈急、肝氣郁、痰氣盛、相火旺、腎水衰、任督病、膀胱氣化不行、氣血虛而不能攝。在治療上提出了溫補元氣、強陽益精、溫補肝脾腎之陽氣、補肝氣治陽物細小等等。組方如助氣仙丹、火龍丹、生髓育麟丹、奪天丹等。尤其是對男性不育的治療，主張從腎論治，提出“氣旺則精始生，氣旺精旺，精旺則火既有根，自能生生不已”。這也是他倡言命門元氣說的具體體現。諸書中立方五十余首，最常用的藥物有人參、白術、黃芪、熟地、肉桂、當歸等。

可以看出，陳士鐸辨證論治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運用五行生克理論來分析臟腑、經絡、疾病以及組方用藥的關系。他所說的“隔治法”，也就是《難經》中的“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之思想的具體運用。這種方法，用之臨床，往往能獲得奇效。我的老師張燦玾先生曾對我說過：當你臨證束手時，若能用陳士鐸的方法辨證用藥，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目前有人視五行學說為糟粕，必欲去之而后快，當三思之。

（三）、治法重視溫補

陳士鐸重視溫補的思想，一是基于在他對人的生命發生之本源的認識。認為天地萬物乃是無形生有形。他說：“至道無形而有形，有形而實無形，無形藏于有形之中，有形化于無形之內，始能形與神全，精與神合。”（《外經微言?陰陽顛倒篇》)在人則是“氣無形，血有形，無形化有形，有形不能化無形。精雖有形，而精中之氣正無形也。無形隱于有形，故能靜能動，動則化耳。"（《外經微言?構精受妊篇》）所以，他特別重視人身命門真元之氣。并提出要使無形之氣不衰，唯用溫補而已。二是受薛已、趙獻可、張介賓命門、元氣說的影響，在學術上他們是一脈相承的。最能體現他這種思想的，就是對命門和腎、肝、脾三臟的調理。

陳士鐸認為命門為十二經之主，有此火，而后十二經始得生化之機。命門，即先天之火，此火無形，而居于水之中。有形之火，水之所克；無形之火，水之所生。火之克水，乃有形之水；火之生水，乃無形之水。然而無形之火，能生無形之水，故火不藏于火，而轉藏于水。命門之火為陽火，是一陽陷于二陰之間。人之所生，先生命門，而后生心。心得命門而神明有主，始可以應物；肝得命門而謀慮；膽得命門而決斷；胃得命門而能受納；脾得命門而能轉輸；肺得命門而治節；大腸得命門而傳導；小腸得命門而布化；腎得命門而作強；三焦得命門而決瀆；膀胱得命門而收藏；無不借命門之火以溫養之。此火宜補而不宜瀉，宜于水中以補火，尤其宜于火中以補水，使火生于水，而還藏于水。倘若日用寒涼以伐之，則命門之火微，又如何能生養十二經。所以，必用溫補以養先天無形之氣，能使此氣不衰，則生機不絕。

他對于腎、肝、脾三臟在生命活動中的作用，也有獨特的認識。如《外經微言?肝木篇》中說：“肝屬木，木非水不養，故腎為肝之母也，腎衰則木不旺矣。是肝木之虛，皆腎水之涸也。”如果肝氣自郁，則“必下克脾土，制土有力，則木氣自傷，勢必求濟腎水，水生木而郁氣未解，甚反助克土之橫。土怒水助，轉來克水，肝不受腎之益，腎且得土之損，未有不受病者也。”《腎水篇》中又說：“腎屬水，先天真水也。???腎交肺而肺益生腎，則腎有生化之源，山下出泉捐捐，正不竭也。腎既優渥，乃分其水以生肝，肝木之中，本自藏火，有水則木且生心，無水則火且焚木，木得水之濟，則木能自養矣。木養于水，木有和平之氣，自不克土，而脾胃得遂其升發之性，則心火何至躁動乎，自然水不畏火之炎，乃上潤而濟心矣。???五臟有臟火，七腑有腑火，火到之所，同氣相親，故其勢易旺，所異者，水以濟之也。而水止腎臟之獨有，且水中又有火也，水之不足，安敵火之有余，此腎臟所以有補無瀉也。”《脾土篇》又說：“脾土之父母，不止一火也。心經之君火，包絡三焦命門之相火皆生之。然而君火之生脾土甚疏，相火之生脾土甚切，而相火之中，命門之火尤為最親。少師曰：其故何歟？岐伯曰：命門盛衰即脾土盛衰，命門生絕即脾土生絕也。蓋命門為脾土之父母，實關死生，非若他火之可旺可微、可有可無也。”

陳士鐸對于六臟的認識，仍是以五行生克的理論來說明其相互關系，其中尤其注重肝、脾、腎三臟在生命活動中的作用。強調肝之虛實，與腎的關系最為密切；脾土的生化，賴于命門之火；腎且有補無瀉，補腎必于火中補水等。所以幾用藥須以溫補為先，臨證也每每體現了這種思想。如他在《本草新編?凡例》中明確提出：“氣運日遷，人多柔弱，古方不可治今病者，非言補劑也，乃言攻劑耳。故所登諸品，補多于攻。”這正是他好用溫補的思想基礎。

如《石室秘錄?急治法》：凡人有氣喘不得臥，吐痰如涌泉者，舌不燥而喘不甚，一臥則喘加，此非外感之風邪，乃腎中之寒氣也。蓋腎中無火，則水無所養，乃上泛而為痰，將胃中之水，盡助其洶涌之勢，而不可止遏矣。法當用六味丸湯，加附子，肉桂大劑飲之，則腎宮火熱，而水有所歸。水既歸宮，喘逆之氣亦下安而可臥。凡人之臥，必得腎氣與肺氣相交，而且河車之路平安無奔逆也。方中補其腎火，何以安然能臥？不知腎為肺之子，子安則母亦寧，肺金之氣可歸于腎宮，以養其耗散之氣矣。此所以補腎火，正所以養肺金也，況六味丸全是補腎水之神劑乎，水火同補，而肺金更安，肺腎相安，有不臥之而甚適者乎。”

《辨證奇聞?痹證》：“一下元虛寒，復感寒濕，腰腎重痛，兩足無力，人謂腎痹。腎雖寒臟，中原有火，有火則水不寒，風寒濕無從而入。人過作強，先天之水日日奔泄，火亦隨流而去，使生氣之原恐竟成藏冰之窟，火不敢敵寒，寒邪侵之。寒既入，以邪招邪；風濕又至，則痹癥生。法不必去邪，惟在補正。補正，補腎火也。火非水不長，補火必須補水。但補水恐增濕，風寒有黨，未能逮去。然腎火乃真火也，邪真不兩立，故補真火實制邪火也。況水中有火，何濕不去。最難治者，水邪即去，風寒不治自散。用腎痹湯：白術一兩，棗皮、伏苓、苡仁、骨皮五錢，杜仲三錢，肉桂一錢，附子、防己五分，石斛二錢。二十劑全愈。妙在補水少，去濕多，況并未補水，于水中補火，火無太炎；于水中祛寒，寒無太利。寒濕既去，風又安能獨留？ 又有防己祛邪，故風寒濕盡去。

《辨證奇聞?調經》說：“一經后期來甚多，人謂血虛，不知非也。蓋后期來少，血寒不足；后期來多，血寒有余。經之水雖本于腎，其流則臟腑之血皆歸。故經來諸血盡來附益，以徑開門啟，不遑迅合，血乘而出也。血既出，則成不足。宜于補中溫之，非后期俱不足也。用溫經攝血湯：白芍、熟地一兩，川芎、白術五錢，肉桂、柴胡五分，續斷一錢，北味三分。二十劑調。此大補腎、肝、脾之精血，加肉桂去寒，柴胡解郁。補中有散，散不耗氣；補中有泄，泄不損陰。故受補益，收溫功。凡經后來俱效，誠調經攝血妙劑。倘元氣虛，加參一二錢。”

陳士鐸的這種思想也受到了后世一些醫家的非議。如清?王三尊《醫權初編》(書成于康熙辛丑1721年) 評價《石室秘錄》說：“《石室秘錄》一書，乃從《醫貫》中化出。觀其專于補腎、補脾、補肝，即《醫貫) 之好用地黃湯、補中益氣湯、織術丸、逍遙散之意也。彼則補脾腎而不雜，此又好脾腎兼補者。雖然，此乃讀書多而臨癥少，所謂文字之醫是也。惟恐世人不信，托以神道設教，吾懼其十中必殺人二三也。何則，病之虛者十之七八，而實者豈無二三，彼只有補無瀉，虛者自可取效，實者即可立斃，豈非十中殺人二三乎。夫產后屬虛，誰不知之，至復感外邪，則火多于寒，胎前諸癥亦然，彼皆用附桂參術。類中之癥，陰虛多于陽虛，彼動用三生飲，感寒人參難于輕投，彼則咨用無忌。舌苔黃黑非下不退，甚有屢下之者，彼惟以甘寒養陰。痘癥實火多于虛寒，彼多用溫補，何皆異于余之所驗乎。醫貴切中癥情，最忌迂遠牽扯，凡病畢竟直取者多，隔治者少，彼皆用隔治而棄直取，是以伐衛致楚為奇策，而仗義直言為無謀也，何舍近而求遠，尚奇而棄正哉。予業醫之初，亦執補正則邪去之理，與隔治之玄妙之法，每多不應，后改為直治病本。但使無虛虛實實之誤，標本緩急之差，則效如桴鼓矣。即作文之直接了當法也。夫醫人治病，須斟酌再四，使萬無一錯，十中而殺二三可乎。是書論理甚微，辨癥辨脈則甚疏，是又不及《醫貫》矣。且《醫貫》若不經呂晚村先生批評，則亦不可用，而況不及《醫貫》者可善用乎。至于用藥則大膽無忌，蓋治病不難于用藥，而難于辨癥辨脈。脈癥既明，用藥者不遠矣。若脈癥不明，罔識所從，雖有妙理，安能為用，用藥稍差，立見殺人，況大膽無忌乎。總之，治久病及大虛之癥則可，治新病及實多虛少者則不可。治直中陰寒則可，治傳經外感則不可。治內傷勞倦則可，治內傷飲食則不可。種種治法，不過一補而已，何醫道之易易哉。可知是書終為紙上談兵，觀之者，明其理而緩其用可也。”

此評說陳氏好用溫補，這是事實，但也并非一味用之，而稱其為文字之醫，則不免過激。陳士鐸上承家學，三世業醫，其所記者，多是臨證經驗，只不過其立論獨特，不能被某些醫者所能理解而已。

《醫貫》明趙獻可撰。獻可，字養葵，號醫無閭子，鄞縣人（今浙江寧波）。此書發明《薛立齋醫案) 之說，以命門真水真火為主，以八味丸、六味丸二方通治各病。書中分玄元膚論、主客辨疑、絳雪丹書、先天要論、后天要論五門，每門又各分子目。書中認為養生莫先于養火。重視先天之火，指出此火乃人之所以立命，仙煉之為丹，釋傳之為燈，儒明之為德，皆是此火。一以貫之，故名《醫貫》。

張景岳，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別號通一子。著《景岳全書》、《類經》等。重先天元氣，認為人之血氣臟腑寒熱等，乃后天有形之物，非先天無形者。病者多是以后天而伐先天，世人治病，但知有形之邪氣，不顧無形之元氣。因此崇尚李東垣脾胃學說，推重溫補。倡“陽非有余，真陰不足”論，治療著重于補益真陰、元陽。制大補元煎、左歸飲、右歸飲等新方。亦好標新立異，所著書中以傳忠錄、傷寒典、雜證謨等名篇。其著作對后世影響較大。

陳士鐸亦為山陰人，其受趙獻可、張景岳等影響，亦重命門先天水火，用藥偏于溫補。正如張景岳所倡導的“善補陰者，宜于陽中補陰，無伐陽以散陰。善補陽者，宜于陰中補陽，無伐陰以救陽”。

（四）、組方用藥的特點

陳士鐸組方用藥的特點，后人評論說他善用大方，而且用量偏大。這確實是陳氏組方的主要特點。他的這種特點，源于他對“七方”、“十劑”的理解。七方，即大小緩急奇偶復。七方的概念，來源于《黃帝內經》，并成為后世醫家指導組方的理論。《本草新編》中專論七方與十劑。他認為七方是醫家用藥的方略，不可不講。但他對七方內容的理解，頗有獨到之處。如對大方的解釋說：“大方者，非論多寡，論強大耳。方中味重者為大，味厚者為大，味補者為大，味攻者為大，豈用藥之多為大乎。雖大方之中亦有用多者，而終不可謂多者即是大方也。”論十劑則提出：“有方必有劑，劑因方而制也。劑不同，有宣劑、有通劑、補劑、瀉劑、輕劑、重劑、滑劑、澀劑、燥劑、濕劑，劑各有義，知其義可以用藥。”又說：“或疑大方不多用藥，終難稱為大方，不知大方之義，在用意之大，不盡在用藥之多也。”陳士鐸對七方十劑的認識，是陳士鐸組方用藥的指導思想。他指出，如用補法，大意在用參之多以為君，而不在用白術、伏苓之多以為臣使。如用攻，大意在用大黃之多以為君，而不在用厚樸、織實之多以為臣使。推之寒熱表散之藥，都遵循這一原則。

如《石室秘錄?反醫法》治病發狂如見鬼之“祛狂至神丹方”。方用人參一兩、白術一兩、半夏三錢、天南星三錢、附子一錢，大劑灌之。

如中風不語者，以人參一兩、天南星三錢、生半夏三錢、生附子一個，名為三生飲，急灌之。并解釋說：“方中妙在用人參至一兩，始有力量。否則，少用反為痰邪所使，又安能助制附子以直蕩群妖哉。. . .三生飲妙在用人參一兩，同生附、半夏、南星祛邪蕩滌之藥，駕馭而攻之。譬如大將登壇，用虎賁之士，以掃蕩群妖，必能活生人于殺人之中。”此皆大方之類。他對七方作如此理解，所以，七方之中皆有大方。

可以看出，陳氏對《內經》七方的理解，不是以通常所理解的數的多少來分，而是根據組方之立意來分，更趨合理。后人多評論陳士鐸用藥量偏大，是不知陳氏所說的大方之義。今存有清末廣陵溫熱派名醫閔純夫《石室秘錄》節改本，作者慮其用藥量重，均一一減其分兩，已大失陳氏原意。相反，陳氏治病，乃因證設方，大小緩急，各得其宜而已。如《辨證錄?凡例》中說：“二師傳鐸之言與鄙人自采之方，分兩有太多過重之處，雖因病立方，各合機宜，然而氣稟有厚薄之分，生產有南北之異，宜臨癥加減，不可拘定方之中，疑畏而不敢用也。是編方法，親試者十之五，友朋親友傳誦者十之三，罔不立取奇驗，故敢付梓告世。然猶恐藥有多寡輕重，方有大小奇偶，又將生平異傳諸方，備載于后，便世臨病酌用也。”

事實上，陳士鐸不僅善用大方，也擅于用小方。他常用單味藥或對藥來治病，而且用量也是根據病情可大可小。如他對奇方的解釋說：“蓋奇方者，單方也。用一味以出奇，而不必多味以取勝。藥味多，未免牽制，反不能單刀直入。凡臟腑之中，止有一經專病者，獨取一味而多其分兩，用之直達于所病之處，自能攻堅而奏功如神也。. . . 白術一味以利腰臍之濕也，用當歸一味以治血虛頭暈也，用川芎一味以治頭風也，用人參一味以救脫救絕也，用伏苓一味以止瀉也，用菟絲子一味以止夢遺也，用杜仲一味以除腰疼也，用山梔子一味以定脅痛也，用甘草一味以解毒也，用大黃一味以攻堅也，用黃連一味以止嘔也，用山茱萸一味以益精止腎泄也，用生地一味以止血也，用甘菊花一味以降胃火也，用薏仁一味以治腳氣也，用山藥一味以益精也，用肉蓯蓉一味以通大便. . .。以上皆以一味取勝，擴而充之，又在人意見耳。”又對偶方的解釋說：“偶方者，重味也，乃二味相合而名之也。. . . 二味合而成方者甚多，吾不能悉數，示以成方，不若商以新方也。人參與當歸并用，可以治氣血之虛。黃芪與白術同施，可以治脾胃之弱。人參與肉桂同投，可以治心腎之寒。人參與黃連合劑，可以治心胃。人參與川芎并下，則頭痛頓除。人參與菟絲并煎，則遺精頓止。黃芪與川芎齊服，則氣旺而血驟生。黃芪與伏苓相兼，則利水而不走氣。黃芪與防風相制，則去風而不助脹。是皆新創之方，實可作偶之證。至于舊方，若參附之偶也，姜附之偶也，桂附之偶，術苓之偶，芪歸之偶，歸芎之偶，甘芍之偶，何莫非二味之合乎。臨癥裁用，存乎其人。”這些是陳士鐸新創之方，其他如白術與車前相伍，名“分水神丹”；牽牛與甘遂相伍，名為“消水神方”；銀花與當歸相伍，療口舌生瘡等。

陳士鐸除了在組方理論上敢于提出自己的觀點以外，在用藥方面，亦充滿創新性。他不拘成法，不墨守陳規，組方用藥可以用“新”、“奇”二字概括。即觀點新，方法奇。但他的這種新奇，又無不以辨證為指導。如他在《洞天奧旨?自序》中說：“病已成而后藥之，必非輕小之劑可藥也；亂已成而后治之，必非因循常法可治也。”這里僅舉他對人參和金銀花二藥的應用，即可以看出他在用藥方面的特點。

在陳士鐸的諸書中，用人參的次數多而且敢用大量。用的次數多，是因為他崇尚溫補；量大，也是根據病情的需要而定。他對人參作用，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人參少用則泛上，多用則下行，沉下而入肝腎。臨證可以用人參至兩許，使其功能下達病源，補氣以生腎水。人參不僅用于補虛，而且廣泛應用于痰癥、陽明火熱、顛狂、難產以及某些外科惡癥等。經統計，《辨證奇聞》中有391方，用人參的方占百分之二十一；《石室秘錄》中有227方，用人參的方占百分之四十；《洞天奧旨》中有93方，用人參的方占百分之二十。三書中共630首方用到人參，占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在這些方中，人參用量在一兩以上的接近半數，最多的用到四兩，如治背癰的“定變回生湯”，最少的用一錢，如治陽癥癰疽的“敗毒圣神丹”等。

《本草新編》中對人參的論述最為詳細。其中說：“世人止知人參為脾、肺、心經之藥，而不知其能入肝、入腎。. . .人參氣味陽多于陰，少用則泛上，多用則沉而下”。并強調入肝腎須與歸、芍、熟地、山萸等同用。“欲其一味自入于肝腎之中，勢亦不能。以人參入于補血補精之藥品內，使陰中有陽，精血易生”。如《石室秘錄?逆醫法》中治腎虛喘逆的“安喘至圣丹"，人參用至一兩，并配牛膝、熟地、山茱萸等。并解釋此方“妙在用人參至兩許，使能下達病源，補氣以生腎水”。

對陽明熱盛之證，亦可多用人參。張仲景的“白虎加人參湯”，用來治療服桂枝湯后，陽明熱盛，氣陰兩傷之證。他指出：陽明之火勢，最盛最急，過用寒涼，必轉傷胃氣，胃氣既傷，則胃火益盛，因此，須多用人參以救胃氣。原方石膏與人參的用量比為四比一，他則主張人參與石膏應并重。他說：“石膏用一兩者，人參必須亦用一兩，或石膏用至二三兩，則人參斷不可止用一兩，必須多加為妙。”又如《石室秘錄?火治法》治陽明熱盛的“火齊湯”，其中石膏用一兩，人參用至二兩。并解釋說：“予治陽明火盛，往往奏功如響者，人參同石膏兼用，而無偏重之勢故耳”。又治陽明病譫語而發潮熱，用承氣不大便，脈反變為微澀而弱。用人參一兩、大黃一錢同煎，得大便而氣不脫者即生。

《辨證奇聞?中風》一節中的25首方中，有20首方中用人參，用量多在一兩以上。陳氏認為：“中風之癥，純是氣虛，而氣虛未有不生痰者”，因此，他對中風癥的治療，常常用人參。并強調“中風等癥，非大加人參以祛駕其邪，則痰不能開，而邪不能散。方中妙在用人參至一兩，始有力量，否則，少用反為痰邪所使，又安能助制附子以直蕩群妖哉。”治療肥人多痰者，亦常重用人參，配附子、肉桂。

陳士鐸用人參，主要立意在于補氣。以氣無形，無形可以生有形，所以他又稱人參為氣分之神劑。

金銀花也是陳氏喜用的一種藥，他視此藥為治療外科瘡瘍病的奪命之丹。因此，在對外科疾病的治療中用的特別多。如《洞天奧旨》 中有124方用到金銀花，《石室秘錄》中有47方用到金銀花，而且用量比較大。

陳士鐸對金銀花作用的認識有自己的見解。歷代本草書記載金銀花的主要功用是清熱解毒，而陳氏明確提出此藥“能補能攻"，而且“少用則補多于攻，多用則攻勝于補”（《本草新編》）。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其用金銀花的量就特別大。如治療癰疽未潰的“英花湯”，金銀花用至一斤。治腦癰生于頭頂的“五圣湯”，金銀花用至八兩。凡瘡瘍初起而病勢較重者，特別重用金銀花。他在《洞天奧旨》一書中說：“無奈世人以其消毒去火，而不肯多用，遂至無功，而且輕變為重，而重變死也。若能多用，何不奪命于須臾，起死于頃刻哉。誠以金銀花少用則力單，多則力厚而功巨也。故瘡瘍一門，舍此味無第二品也。”在論瘡瘍如何調護一篇中又說：“犯色欲之禁者，必用大補，乃用金銀花，獨非瀉毒之物乎？何所取而用之？不知金銀花雖曰化毒，實亦補氣血之品也，誠恐余毒猶存，故爾用之，取其補而能斂，非取其瀉而去火也，倘真信其無毒，而單用補劑，尤治療之神，鐸又何敢議哉。”他認為，金銀花最善消火熱之毒，而又不耗氣血，故消火毒之藥，必用金銀花。他說：“攻奪之藥，未有不散氣者也，而金銀花非惟不散氣，且能補氣，更善補陰。”如治療大小腸癰的“救腸敗毒至圣丹”。方中用金銀花八兩，煎水二碗，當歸三兩，地榆一兩，薏仁五錢，水十余碗，煎二碗，同金銀花分作二服，上午一服，臨睡一服，二劑愈。他認為：“腸癰必須內消，而火邪甚急而甚大，非杯水可救，必須大劑始效。然而大劑敗毒，恐傷元氣，惟有金銀花敗毒而又補陰，故可以重用，若少少用之，反而無效。”金銀花世人認法，為是攻奪之藥，而陳氏用之，則不論陰陽虛實，皆可酌情用之。

陳士鐸在用藥方面的特點，集中體現在《本草新編》中，其中發明藥物的功用甚多。比較突出的還有“白術”、“白芥子”、“黃芪” 等。這些都是陳氏的臨證經驗所得，大都立論新穎，確實值得研究。

（五）、道家思想的濃厚色彩

在陳士鐸的全部著作中，有著濃厚的道家色彩。陳士鐸既受傅山之傳，在思想上也受其影響。傅山曾師事還陽真人，道名真山，又號朱衣道人。陳士鐸又號朱華子，也是道家的名號。道家崇尚養氣，這在陳士鐸的全部著作中，都有所反映，如重視命門真火，倡導命根養性等。另外，從他著作命名、行文、組方等方面看，也都帶有道家的色彩。

如他的佚著《梅花易數》，取名即來自道家。《外經微言》中許多篇名的命名，亦充滿這種色彩。如“順逆探原”、“回天生育”、“救母篇”、“紅鉛損益篇”等。在內容上，則是用黃帝、岐伯天師、廣成子、容成、天老等問答形式來論述。全書從形式到內容，充滿了道家色彩。另外，陳士鐸的組方，其命名多稱“丹”或“仙丹”、“神丹”等。如治怔忡不寐的“安寐丹”，治肝氣郁結的“氣爽丹”，治狂癥的“祛狂至神丹方”，治肺癰的“救肺敗毒至圣丹”等等。在臨證辨證論治方面也多所反映。如《辨證錄?婦人門》中說：“婦人有數月一行經者，每以為常，且無或先或后之異，又無或多或少之殊。人以為異，而不知非異，此乃無病之人，氣血兩不虧損耳。婦人之中，有天生仙骨者，經水必四季一行，蓋以季為數，不以月為盈虛也。婦人經水不泄，則黃河便可逆流。真氣內藏，則坎中之陽不損。倘加以煉形之法，一年之內便易飛升。無如世人不知煉形之法，見經水之不來，誤認作病，妄用藥餌，往往無病而成病。余聞異人之教，特為闡揚，使世人見此等行經，在不必治之列，萬勿疑為氣血之不足，而輕施醫療也。雖然天生仙骨之婦，世正不少，而嗜欲深者，天分損也，又不可不立一救療之方，名助仙丹。”

以上所討論的，僅是陳士鐸學術思想的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內容。作為一個有影響的醫家，其在學術上的特點尚不止這些。如他對男女不育、不孕的治療，臟腑辨證的理論方法，組方用藥的規律以及行文的特點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陳士鐸在學術上勇于創新，這一點是非常突出的。后世學者們對陳士鐸的著作雖然褒貶不一，但作為一代醫家，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他在醫學理論和辨證論治等方面的思想，得到了大多數醫家的稱道。金以謀稱其“立方固奇，而立論甚正”，正說明了陳氏善師古人之意，而不泥古人之法的創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