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靜安：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

今靜安區所轄地區，大約是在兩千年前的漢代成陸的。隨著上海地區成陸過程的不斷推進，這里逐漸得到耕墾開發。到宋代，因水利建設、人口增加以及圩田興起，這里成為人煙繁盛之地，歸屬華亭縣高昌鄉管轄。

松江府歷代建置圖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以華亭縣的東部五鄉置上海縣，高昌鄉屬之。明清時期，上海縣境雖屢有變動，但這一區域始終地屬松江府上海縣高昌鄉，未有任何變動。

從歷史文獻記載得知，昔日高昌鄉內有一法華寺，大概在明嘉靖時因寺成鎮，名之為法華鎮。到了清乾隆、嘉慶年間該鎮商貿繁盛，據嘉慶《法華鄉志》卷一《沿革》中稱，該鎮“去邑(上海縣城)西十二里，陸路可通，為往來孔道，桑麻接壤，煙戶萬家，兒縣之附郭者，宜以此為首”。因此在上海諸區域中脫穎而出。交通的便捷及區域經濟的發展，使法華鎮日益興隆，乾隆九年(一說雍正十一年)吳淞江巡檢司因此由吳淞江北的減水渡遷來，改置于此。

1843年，上海正式宣布開埠。兩年后的，1845年11月29日，英國駐上海第一任領事巴富爾利用《虎門條約》第七款中有關通商口岸的規定，獲準在上海縣城北郊的黃浦灘設置英人居留地。三年后的1848年，基于同樣的訴求，法租界與美租界也分別在縣城北面和蘇州河北面的虹口地區建立。

北外灘”上海開埠第一門“

租界的建立開啟上海發展的新時代。不過，此時的法華鎮因地處租界之外。故尚未受到影響。這種平靜安寧的局面直到十年后的小刀會起義始被打破。成豐三年(1853年)三月，太平天國攻占南京，形成與清政府南北對抗的局面。同年，太平軍從西路進攻上海，八月初進占法華鎮。法華鎮受戰事的影響發展遲滯。咸豐十年，李秀成率領的太平軍東征，再次進占，法華鎮逐漸為其北部的靜安寺取而代之。

靜安寺本為法華鎮北高昌鄉的一座古寺，原名為重圓寺，年久失修，圮廢不用。清乾隆四十三年(1707年)，由安徽歙縣旅滬商人孫思望捐資重修，恢復舊觀。開埠之前，這里因香火較旺而成為四鄉農夫交換農畜、置辦農具的場所。

為抵御戰亂，工部局于1860年修建了連接租界與靜安寺的Bubbling Well Rd．(靜安寺路)。這條道路的開辟，直接改善了租界以西直到靜安寺一帶的交通條件，同時也帶動了沿路地區房地產業的發展，使該區片商貿活動逐漸興盛。而靜安寺取代法華鎮應該很大程度上受此事影響，這在民國《法華鄉志》中有明確的記載：“靜安寺，在法華東北四里許，本一大叢林，無所謂市也。粵匪時，英商開辟馬路，漸成市集。惟水道不通，貿易不甚暢旺，不過春郊走馬，暑夜納涼，為游娛樂之一境耳。”

與此同時，自咸豐十年(1860年)上海地區開始普遍操辦團練，在法華鎮設立團練局，名法華團練局。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再設學區時，將局改為區，名之法華區。宣統三年(1911年)，城鎮鄉自治興起，由于法華地區丁口不滿萬，故設為鄉，整個區域改稱法華鄉。

1899年公共租界西擴，將法華鄉北部鄰近租界的區域劃歸租界，成為公共租界兩區，簡稱為租界西區，或徑稱為西區。靜安寺一帶就在其中。進入20世紀后，借著近代公共交通的興起以及上海中產階級的興起，住宅、商業樓、各種娛樂場所等漸次在租界西區出現。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大量中外難民涌入租界，一些原設在江灣、閘北和南市等華界地區的學校、機構相繼遷入租界西區，西區呈現出畸形繁榮的景象。

1936年境內陸圖

《參謀本部陸地測量局》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制版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國民黨政府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美、法與中國簽訂的《放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及其他有關特權》的新約，接管上海市后即刻廢除租界。并將原公共租界西區劃分為靜安區、新成區以及江寧區和普陀區的一部分，其中靜安區東以泰興路、茂名北路與新成區分界，南以延安中路、陜西南路與盧灣區分界，以長樂路、華山路與常熟區分界，西以江蘇路與長寧區分界，北以新閘路、梵皇渡路(今萬航渡路)、開原路與江寧區分界；新成區則東以西藏中路與黃浦區分界，南至延安東路、中路，北至吳淞江邊；江寧區東以泰興路、淮安路(今泰興路北段)與新城區為界，西至江蘇路、長寧路，南界是新閘路經梵皇渡路到開納路(今武定西路)。1949年中國共產黨接管上海，基本維持了當時的政區設置。1956年，上海市行政區劃改革，靜安區建制撤銷，將其常德路、富民路以東地段劃歸新成區，以西地段劃歸長寧區。1960年，恢復靜安區建制：撤銷新成區和江寧區，將新成區成都北路以西地區、長寧區鎮寧路以東地區以及江寧區全部合并，更名為靜安區。至此，靜安區終于形成。

靜安區域內的道路形成，大致可以劃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傳統農業社會的村落間小路。宋代開始，今上海地區的水田農業，逐漸得到發展，圩出技術的進步，推動了江南水鄉的形成，人口逐漸開始增多，相應作為定居人口的生活場所，聚落也開始增加。到上海開埠之前，傳統村落已經比較密集，村落間一定有相應的連接道路。第二階段，上海開埠至公共租界第三次擴界。這個時期，因戰事需要，外國軍隊開始越界修筑“軍路”。靜安區域正位于上海租界至蘇州的前沿，“軍路”中有五條通過今靜安區，如1862年修筑的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極司菲而路(今萬航渡路)、徐家匯路(今華山路)、麥根路(今西段為淮安路)和新閘路。由于現代道路的筑成，以及北部臨近吳淞江大宗貨物運輸的通道，區域發展開始表現出新的特征，如19世紀末在麥根路兩段已經形成了工廠的聚集區，也形成了又袋角區片地名。第三階段，公共租界第三次擴界至20世紀40年代。這個時期是靜安區地名和地名文化快速形成和發展的時期。城市建成區快速地南東向西推進，普通的里坊弄和一批花園洋房建成，同時各種工廠也在同時發展著，與居住空間相配合的各類文化機構和場所也伴隨而生。除了上述五條道路外，1900年公共租界又修筑了戈登路(今江寧路)。這六條道路構成了靜安區在這階段早期地名空間發展的骨架，可以說，以后形成的道路大多數與這骨干道路相關，以插補交通空間為特征。1902年靜安區域道路空間布局，顯示了這個時期道路空間與建成區的空間關系。

在上述地名文化形成的三個階段中，第三階段公共租界第三次擴界至20世紀40年代最為重要，因為其是靜安區域地名文化形成的最重要時期，無論從地名的數量，還是地名文化的內涵，均大大超越前面兩個時期。

從圖中可見，到了靜安區域城市建成區發展成熟時期，工廠主要分布在新閘路一線以北，而花園洋房主要出現在新閘路一線以南，尤其是延安西路一線以南最為集中。普通里坊弄住宅則顯現東兩分異的特征，成都路至江寧路之間最為密集，而公共租界界線以兩也初顯一定的密集程度。上述分布特征顯然受構成靜安區域內陸名形成歷史的因素有關。在第二階段中，軍路開拓僅僅完成了應付戰爭的需要，而留下的現實交通基礎為區域內的開發提供了條件，又則靜安區北部臨近蘇州河．便利的通航大宗貨物的運輸條件，為工廠區的形成提供了發展的基本交通要素，工廠在這樣的條件下，結合上海港的進出口的條件，集中發展成了必然的進程。

普通里坊弄的建設與公共租界的發展繁榮相關。一般而言，城市建成區的推進大多由近及遠，以已經開拓的道路為先導，循序開發。靜安區內普通住宅仍然遵循這個特征，在成都路一線，已經臨近開發比較成熟的跑馬廳周邊地區，成都路以西當然成了開發商的覬覦之地。至于靜安寺以西的住宅集中地的出現則受另一個因素的主導。19世紀末，公共租界第三次擴界后，界線就在靜安寺一線。由于租界內外土地管理制度有很大差異，租界外土地的買賣相關的申報規章約束少，相應費用也少，因此這一地區原有舊村莊的土地，在需求的刺激下，很快轉變為住宅，尤其以棚戶簡屋為主。如區片地名中，太平里、田雞浜、永源浜等處均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