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漢建立后，開國皇帝劉秀對功臣集團十分優待，依托于功臣集團的地方豪族們實力逐漸壯大。東漢統治者重視儒學，而文教又是官員選拔的唯一標準，因此地方豪族們送子弟讀書，向士族轉變，而士人隊伍也不斷擴大，逐漸形成了一股較強的政治勢力。 東漢中后期，由于外戚、宦官擅權，政治日益混亂，社會危機四伏，兩漢所建立的名教世界趨于崩漬。社會的黑暗使得士人們的仕途之路異常艱難，在反對宦官專權的斗爭中，士人和正直的官僚們走到了一起。兩漢重君子，士子們以輿論為武器，標榜風骨操守，他們在世局危難之時所表現出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對道德信念的堅守，慷慨赴難的勇氣，彰顯了君子人格的道德力量。  尖銳的社會矛盾最終引發了激烈的政治沖突，士大夫階層與宦官的矛盾最終不可調和，導致了黨錮之禍的發生，大量的正直士人在這場浩劫中遇難。“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嚴酷的現實最終導致士人對前途悲觀，內心的信念動搖。在這樣的背景下，士人們的精神開始轉變，它表現為對現實政治的疏離，對自我生命價值的重視，對儒家道德規范的質疑。 一、東漢名教世界的恢復與建立西漢建立后，為了適應中央集權制大帝國的需要，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應該建立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社會秩序。到了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并配合各種制度設計，逐步建立了一個以儒家思想為意識形態、以禮治為特征、以察舉為人才選拔制度的社會秩序。到了西漢末年，儒生的政治熱情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們試圖全面恢復周制，但太過理想化的藍圖終遭失敗。 東漢重建社會秩序的努力最先落實到制度上的是“孝治”，“以孝治天下”成為其統治秩序的鮮明特點。“孝”的觀念在中國由來已久，是中國文化最具影響力的特色之一。在《論語》中，儒家對孝悌極為重視，不但將孝悌之德視作為仁之本，并將作為家庭倫理的孝悌延伸至政治和社會領域，這為孝道的社會意義奠定了基礎。  自漢武帝和董仲舒初建名教世界以后，儒家經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漢代崇獎經學的目的是指導政治，文飾政治，功利性十分明顯，經學內部家派林立，分歧越來越嚴重，需要不斷增設經學博士。但經學作為現實政治的指導思想，不能容許內部的嚴重分化，因為這種分化會導致指導思想的不一致，不利于漢帝國的政治穩定。 劉秀建立東漢政權以后，古文經學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可，盡管未被列為官學，但在民間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三派的激烈競爭使東漢的意識形態無法保持自身的統一性，東漢章帝時重新統一官方經學，形成了《白虎通》一書，標志著名教世界的正式確立。 最后，東漢通過教育制度以及察舉制度，完成了名教世界的建構。東漢時期儒學風氣興盛，光武帝在洛陽重建太學，學者云集，太學生多為各地豪族之后，逐漸成為政治影響力的中心。太學的規模不斷擴大，給兩漢士人指明了一條通過修身明經的方式進入政府的上升通道，使一個擁有相同價值觀和知識背景的士人階層逐漸形成。  二、從游士到儒生：士大夫社會的形成戰國士人被稱作“游士”，因為他們不治產業，而是憑借自己的一技之長游走于列國，具有很強的游動性，其社會角色也處于游移不定的狀態。東漢時期是士人面臨重要轉折的歷史階段，奠定了傳統社會士人階層的基本品格，也確立了傳統中國社會政治的基本格局和發展軌跡，士人由游士發展為儒生，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個士大夫社會。 漢朝立國之初，統治者大都粗鄙少文，看中軍功和權謀，對以文教見長的士人既缺乏尊重，又不能信任，士人們只能另尋出路。漢朝的諸侯王們為了積蓄實力，大多招攬賓客，或借此沾名釣譽，或借養士為自己謀劃。—時間游士縱橫之風日漸熾烈，很多士人的思維方式和立身處世之作風，無不體現著戰國游士的風神。  直到漢武帝時期，仍有不少士人游歷天下，擇主而事，因此封建政府開始嚴厲打擊諸侯王和私人養士，并采取察舉制度和獨尊儒術的政策，誘導和迫使士人們放棄游士生涯，修訂自己的價值取向和學術結構，最終成為融入大一統政權的儒士。漢武帝所確立的文化政策對以后整個中國的士人階層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此后游士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經明行修的儒生。 儒士階層興起的標志是儒士以及具有儒學文化背景的士人大量進入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統，成為帝國的官僚。但是西漢時期儒生大多習于禮儀、疏于政事，在朝堂內未得到重用。東漢可以說是士大夫治國的典型，統治集團以儒學士大夫為主體，其他文武功臣絕大多數都通習經學，清人趙翼說“東漢功臣多近儒。” 東漢王朝以政治的手段強化士人的王朝政治意識與角色意識，改變士人迂闊的政治理念與“君子不器”的行為觀念，促使儒士意識與身份的雙重轉換，最終成為專制政治的組織基礎——士大夫。東漢時期，儒生角色充分官僚化，士人所習“儒術”得到“法治”的充分洗禮后，他們在帝國政府中的地位逐漸穩定。  三、敦勵名節與東漢初期士風的轉變西漢重祿利的士風導致西漢后期的儒者盡管身居高位，但大多是懷祿耽寵之人，不但不能匡扶正義，反而使朝政日益敗壞，社會危機四伏。王莽執政以及禪位稱帝的過程中，士人們爭相依附，頌德獻符，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自西漢建名教世界以后，三綱五常的觀念就成為其中的支柱，其核心在于君臣父子，這是維持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帝國的根本所在。王莽于君臣父子兩端都違背了名教，這么多大臣儒生依附于他，顯然有違于名教大義。在王莽居攝乃至稱帝的過程中，不少士人眼見禮教崩解，選擇了逃離避世，辭官歸隱。  東漢政權后，封建政府大力表彰這些不仕二主、隱居避世的士人，其目的當然是嘉勉他們對漢室的忠誠，以此鼓勵后人繼續效忠漢室。在察舉制度上，東漢政府傾向于德行而非才能，設置了很多新的德行名目以選拔士人。統治者敦勵名節，風氣所及，使得東漢社會逐漸形成了注重名節的社會風尚。 終東漢之世，統治者一直都很尊崇隱士，這使社會上有濃厚的隱逸風氣，形成一道獨特的風景。尊崇隱逸，承認有“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之類的士人，本身就是對士人獨立人格的一種尊重，使他們在專制權力的重壓下獲得了一定的獨立空間。 社會上對儒學的全面崇尚以及對儒者德行的重視，促使儒者自覺按照儒家觀念修身立節，學問和道德成為他們的價值標準，君子人格得到全面落實和定型。《后漢書》中，許多士人被冠以“節操”、“清操”、“清節”的評價，這些評價帶給士人的價值遠超過功名利祿，成了他們真正的立身之本。  東漢前期政治清明，士風淳美，士人對這個以儒術治國的大一統政權真誠擁護。士人們在出處進退之間無不以完成自己的道德人格為最高目標，隱處時安貧樂道、駕信好學，出仕時以身作則、教化萬民，危難時慷慨赴義、大義凜然。自天子乃至庶民，君子人格成為整個社會共同追求、共同踐行的理想人格，正如朱熹所說：“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于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 四、清流集團的形成——士大夫階層的群體自覺清流之“清”，是與“濁”相對而言的，因此說清流集團是在同以外戚、宦官為代表的濁流勢力的斗爭、沖突中發展起來的。東漢前期，光武、明、章三帝尊崇儒學、表彰隱逸、提倡名節，對士人階層大力扶持，一個兼具地主、學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階層正式形成。因東漢前期皇權鞏固，社會安寧，士大夫階層的力量還未真正顯示出來。  和帝即位，竇憲擅權，不少士大夫依附于他，但還有一些正直的士人以國家社稷為重，自覺擔當道義，不計生死利害與外戚勢力奮力抗爭。這時士大夫之間清獨已判，但他們的行為往往還是個人性的，相互之間沒有聲援。但隨著朝政黑暗程度的加深，激發了忠心憂國、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的剛直之氣，他們也以道義相號召，聚集成清流集團。 漢順帝時期，太學生數量增加，作為官員候補的青年學子富有強烈的社會正義感，很快成為清流派的主力。此外，經學士族如汝南袁氏、弘農楊氏開始出現，他們門生故吏遍天下，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是清流派的中堅力量。在東漢中后期代表正義力量、體現浩然之氣的士大夫清流集團，在東漢中期的時候形成，到了桓帝時由涓涓細流最終匯聚成激蕩社會的巨大潮流。  清流集團形成之后，力量有所增強，與外戚、宦官的斗爭也更加堅決和激烈。他們雖歷遭惡濁勢力的迫害乃至殺戮，但在士人階層和社會上卻享有崇高的聲譽。東漢前期受到普遍贊譽的謹慎拘斂、溫柔敦厚的君子人格在嚴峻的政治形勢下受到士人批評，不少士人在進退之間以剛毅進取的精神自覺地擔當社會政治責任，成為黑暗時代的中流破柱。 東漢中期士人階層所崇尚的士人精神與前期相比已經有了明顯的變化，但整體來說士人的政治理想還未破滅，對儒者社會責任的強調還是那個時代的主流。他們還在努力維護大一統政權，維護日益衰微的名教世界，東漢士人的精神追求在黨錮之禍后才發生了根本的轉型。 五、黨錮之禍后士人精神轉變東漢“尚名節”的士風在東漢后期以更為激烈的方式表現出來，尤其在黨錮之禍中表現得更為突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外戚勢力衰退后宦官勢力卻因此甚器塵上，他們把持朝政，結黨營私，兇殘暴虐，更加劇了政治腐敗和社會危機。士人們原就不恥于宦官集團，此時更對這一惡濁勢力深惡痛絕，遂激蕩成為清濁分明、勢不兩立的兩大集團。  另一方面，東漢中期以后在與外戚、宦官的斗爭中，士人的群體自覺意識日益高漲，他們認識到單獨抗爭的勢單力薄，也開始交游結黨，形成頗有規模的社會力量。東漢晚期的清議和朋黨都出自士人們對現實政治的失望和不滿，尤其是數萬太學生的加入形成了影響巨大的社會輿論，清議成為他們抨擊時政、打擊宦官、制造輿論的重要手段，也使清流集團與宦官集團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化。 延熹九年，矛盾第一次激化，宦官唆使張成弟子誣告李膺與太學生朋比為奸，“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桓帝遂詔令郡國逮捕“黨人”，此后又下詔“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此事引發了士大夫們的強烈憤慨，他們相互標榜，激揚名聲，與宦官集團的斗爭也更加激烈。此后漢靈帝建寧二年，宦官再次挑撥專制皇權與士大夫階層的矛盾，第二次“黨錮之禍”爆發，直至黃巾起義之時，黨人才得以解除禁錮。  兩次黨錮之禍，使士人們對東漢政權完全絕望，社會被割裂，名教世界完全崩潰，因為士人們不僅與宦官集團結下了血海深仇，而且對皇權也產生了嚴重的疏離感。李膺免歸鄉里，“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移朝廷”，專制政府失去了士大夫階層的支持，意味著士族離心，其基層統治再難進行下去，王朝覆滅也去日無多。 平心而論，兩次黨錮之禍，對于東漢政權和士人來說，都是悲劇。大一統政權的悲劇，是殺害了它賴以存在的社會中堅力量，而一群宵小之輩卻借此飛黃騰達，最終導致了漢末四百多年的割據。士人的悲劇在于，他們分明知道朝廷已經無可救藥，還要以一片忠心激濁揚清，披瀟灑風流之舉世榮名，而未脫盡儒生之迂腐，最后走向悲劇結局。 漢末黨錮，名士風流交錯著凄涼血淚，令千古為之動容亦為之嘆息。遭遇黨錮之禍的士人們在痛苦、迷茫中對支撐名教世界的儒家思想進行深刻反思，甚至對三綱五常的核心教義也深表懷疑，啟發了他們的個體自覺，所崇尚的士人精神也由君子而轉為名士。 結語東漢時期，通過光武、明、章三代帝王及儒家士大夫們的共同努力，儒家思想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名教世界得以最終確立。但是官辦經學剛剛達到了它的榮華，就急劇地跌落下來，一蹶不振。政治統治剛剛達到繁盛、強大的頂點，就危機四起，險象叢生，搖搖欲墜。章帝之后，形勢急轉直下，外戚、宦官交替把持中央政權，皇帝有名無實，清流士大夫奮力抗爭，以圖挽大廈之將傾，但于事無補，名教世界急劇衰微直至最后崩潰。 伴隨著名教世界的衰微和社會政治的日益黑暗，士人精神也開始發生極大地轉變，他們開始對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產生懷疑，殘酷的社會現實使得他們開始更加關心自身，士人性格走向內斂務實。一些士人拋棄了名教的束縛，開始關切個體生命，成為魏晉名士的先導，士人們所崇尚的理想人格也從德行君子轉向通脫名士。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