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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論語》一書中提出了“君子不黨”的理論?！包h”在古文學中是一個貶義更多的詞匯，“無偏無黨”，《書》中對于朋黨攻擊更加尖銳，認為這是一個互相包庇的利益體?？伤未笪膶W家歐陽修，在《朋黨論》中有如下的說法：“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為何一代儒宗違背孔圣教誨，盡力辯解朋黨之說呢？ 君子有朋，小人無朋
《朋黨論》中，歐陽修解釋到：品德不高尚的小人，是以貪財圖利匯聚一起的，他們沒有共同的信念。有利可圖就一團和氣，無利可圖就一拍兩散。這種人聚集在一起，我們不能稱他們為真正的朋黨，他們不是志同道合的人。 而志趣高尚的君子不同，他們有自己的操守氣節，是以“治國平天下”為目的而展開合作的。為了國富民強的“天下大同”，他們愿意夙興夜寐，奮斗終生。君子的友誼深遠而綿長，舉動于國家百益而無一害。 歐陽修巧妙地避開了“朋黨”的普遍概念，開一家之先言，巧辯才氣展露無疑。以君子、小人聚集在一起，目的根本性的不同，駁斥小人不朋，唯利是圖。勸諫宋仁宗，明辨奸賢，整治朝綱。要更深刻地解讀《朋黨論》，還需要聯系歐陽修書寫時的現實背景。 慶歷新政，名臣遭貶宋仁宗年間，沿襲的府兵制，在冊軍士高達140萬，給5000萬人口的北宋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以富庶著稱的宋王朝，每年一半以上的賦稅變成了軍費。而且宋廷內部，有品級的官吏數量達到兩萬多人，比起宋真宗時期，整整翻了一番。再加上西夏建國、遼國虎視眈眈，宋王朝財政一度入不敷出。 “時勢造英雄”，內憂外患的宋王朝，涌現出了一大批以范仲淹、歐陽修為首的名臣。慶歷三年，宋仁宗重用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王素等人，推行了聲勢浩大的“慶歷新政”。
從內容就可以看出，慶歷新政主張精簡機構，緩解內部壓力，整軍經武，是一場救亡圖存的變革嘗試。但其中“抑僥幸”、“明黜陟”、“精貢舉”、“擇官長”等舉措，直接打擊了眾多頑固派的利益。“均公田”、“厚農?！?、“減徭役”，雖然于平民有利，但打擊了廣大地主階級利益。 因此，“親歷新政”推行之初，就遭到了巨大的阻力。眾多豪族公卿子弟，特權大幅縮減，也要通過考核才能出任朝廷命官。守舊派呂夷簡、夏竦等人，同范仲淹、韓琦、歐陽修為首的“新派”，形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舊派”彈劾“新派”的文書，是以“結黨營私”的罪名起草的。由于慶歷新政觸動的利益集團過于龐大，新派“結黨營私”的言論傳播極快。三人成虎，宋仁宗雖然相信歐陽修、范仲淹、韓琦等人的操守氣節，但還是難免對新政懷遲疑態度。《朋黨論》就是歐陽修為了駁斥“結黨營私”而作，采用以退為進的方式，承認朋黨的同時，創造性論證“君子有朋，小人無朋”的觀點。其中雖有偏頗之嫌，也足為一家之言。 朋黨之論，覆滅新政
歐陽修在極力證明一個觀點：君子們組成的朋黨，于治國安民是有益的。周王朝就是賢者一心而興盛的，試圖以此打消宋仁宗對“慶歷新政”遲疑的態度。 并且歐陽修在文中先后列舉典故：殷商無道，周自代之；漢獻帝（實為漢靈帝，歐陽修筆誤）黨錮之禍，引發黃巾起義；唐末昭宗時殘害名士，唐不久滅亡。以此來強調“君子結朋黨”，是國家振興的祥兆，反駁舊派攻擊新派“結黨亂政”的言論。 《朋黨論》作為歐陽修的墨寶，稱得上文采斐然，有理有據。但由于“朋黨”的現實影響，歐陽修一直在回避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如何辨別什么是“君子結黨”，什么是“小人結黨”？ 不解決這個根本問題，《朋黨論》說服力始終有限，一種無法解讀的論斷怎么會有說服力呢？縱觀全文，歐陽修對此解釋很單薄、很無力。
歐陽修把這個難題推到了君主身上，認為賢明的君主可以辨別“君子”、“小人”。如此論調，問題有二：其一，宋仁宗當然是賢君，那后世之君都很賢明嗎？如果縱容朝臣結為“朋黨”，君主又不能明辨奸賢，于國于民都是大害。其二，“君子”、“小人”沒有明確的標準，就像舊派的呂夷簡，兢兢業業數十年。只是出于保守，才反對“慶歷新政”的，不是他不想富國強兵，而是覺得政令難以推行，這種人我們可以稱之“小人”嗎？ 《朋黨論》雖然不失為千古奇文，但由于寫作初衷是為了維護新派，保護“慶歷新政”，其論點“朋黨”本身就存在極大的不合理之處。縱使歐陽文忠公文采斐然，引經據典，也難掩“朋黨”論點之瑕疵。 宋仁宗在御覽《朋黨論》之后，對范仲淹、韓琦、歐陽修為首的新派，由遲疑態度轉為排斥。次年，隨著主持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人相繼外調，慶歷新政宣告失敗?？梢哉f歐陽修出于好意的《朋黨論》，激化了朋黨與皇權的對立問題，成為了慶歷新政破滅的導火索。 參考資料： 《朋黨論》、《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文正公年譜》、《歐陽修年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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