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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國家新聞出版改革發(fā)展項目、財政部文化產業(yè)發(fā)展專項資金重點資助項目、天一閣藏古籍珍本數字出版工程的重要成果——由龔延明先生主編的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的整理橫排繁體本，2016年5月由寧波出版社出版。這套《選刊》對此前寧波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明代41科《登科錄》及另外4種進士名錄、38科《會試錄》和277種《鄉(xiāng)試錄》進行了全面校勘和部分標點，使往日稀少難見的珍貴科舉文獻，從深藏于閣中的鎮(zhèn)館之寶，變得普及易得，既嘉惠學林，便于科舉研究者的使用，又推向社會，滿足廣大讀者的檢閱。這是傳統(tǒng)文獻整理出版和科舉史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普及科舉文獻的一件大事。 《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圖為《鄉(xiāng)試錄》，10冊），龔延明主編，寧波出版社2016年5月第一版科舉被國外學者譽為中國對世界文明貢獻的第五大發(fā)明，而明代就處于中國科舉發(fā)展的鼎盛時代，同時也是《登科錄》《會試錄》《鄉(xiāng)試錄》等科舉名錄流傳下來最多的朝代。其中，《登科錄》發(fā)軔于唐代，《會試錄》和《鄉(xiāng)試錄》則都是明代出現的。《登科錄》《會試錄》《鄉(xiāng)試錄》分別是每科殿試、會試和各直省鄉(xiāng)試按規(guī)定程序舉行考試的第一手官方記錄，是研究科舉最為可信、權威的核心文獻，但可惜流傳至今的并不多。據統(tǒng)計，海內外現存自宋至清歷代《登科錄》僅為64科，其中明朝就有58科，占了總數的90.63%；而在其中，天一閣獨家收藏的有40科，占了現存明代《登科錄》的68.97%。現存明清《會試錄》《鄉(xiāng)試錄》分別有53種和300余種，其中，天一閣分別藏有明代《會試錄》38種、《鄉(xiāng)試錄》277種，也同樣構成了現存《會試錄》和《鄉(xiāng)試錄》的主體。 明代《登科錄》包含“玉音”、“讀卷及各類執(zhí)事官名單、官職與出身”，“恩榮次第”也即殿試程序，“第一、二、三甲進士名單及其家狀”，“皇帝策問一道”，“一甲三名對策（程文）”等六個部分；《會試錄》包含“前序”，“知貢舉官、考試官、同考試官及各類執(zhí)事官的名單、官職與出身”，“三場考題”，“中式舉人名單、身份及本經”，“三場程文”，“后序”等六個部分；《鄉(xiāng)試錄》結構則與《會試錄》相仿。三《錄》各部分都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如每科《登科錄》的家狀，記載了該科每位進士的甲次、姓名、籍貫、身份、本經、字、中式年齡、出生月日、上三代名及其身份、母親姓氏及其封號、上三代存歿情況、自身婚姻狀況、鄉(xiāng)試及會試名次等信息，從而為人們研究進士的地域分布、平均中式年齡、社會流動等情況提供了可靠依據。又如，三《錄》所載考題和程文，也為后人提供了評價科舉考試內容以及進士、舉人知識結構與文化素養(yǎng)的第一手資料，從中可知時下廣為流傳的科舉考試脫離實際、中式者知識面狹窄的說法并不完全符實。再如，在《會試錄》和《鄉(xiāng)試錄》的序文中，一般會有對該科考試程序、考試官和各類考務官的職掌、應試人數和錄取人數的記載，這就為后人研究當時的考試制度以及統(tǒng)計當時鄉(xiāng)、會試的錄取率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 浙江寧波天一閣 2006至2010年，寧波出版社曾分三批把經天一閣博物館整理的天一閣藏《登科錄》《會試錄》《鄉(xiāng)試錄》，以《明代科舉錄選刊》為總名影印出版。然影印本，沒有標點，閱讀困難；漫漶訛誤較多，未經校勘，不便使用。此次由龔延明帶領的團隊，對天一閣藏明代三級科舉錄，進行了點校和整理，由寧波出版社推出了橫排本15冊（1237萬字）的新版本。相比于影印本，此次整理橫排繁體本具有以下幾個突出優(yōu)點： 一是對影印的天一閣所藏明代41科《登科錄》和《嘉靖十一年進士同年序齒錄》《崇禎十三年庚辰科進士三代履歷》《國朝河南進士名錄》《皇明進士登科錄》以及38科《會試錄》和277種《鄉(xiāng)試錄》進行了全面校勘。影印本中有大量的異體字甚至訛字，如“徳”、“靣”、“貟”、“竒”、“畧”、“脩”、“呉”等字，在橫排繁體本中，都相應改作“德”、“面”、“員”、“奇”、“略”、“修”、“吳”等標準字，從而顯著提高了該書文本用字的規(guī)范性，也大大便利了讀者對文本的閱讀、理解和征引。 二是對《登科錄》《會試錄》不僅進行了校勘，而且進行了分段標點，這無疑對提高讀者閱讀速度、減少誤讀和準確理解文本原意具有重要意義。《登科錄》對進士的中式年齡和出生月日是連在一起記載的，如某某進士“年三十九月十五日生”，在沒有標點的情況下，讀者很容易把該進士的中式年齡誤讀作“年三十九”，而有了標點，呈現為：“年三十，九月十五日生。”就可有效避免這種誤讀。又如，《登科錄》和《會試錄》中的程文以及《會試錄》中的序文都是不分段的，這就給今人的閱讀造成很大障礙，而《登科錄》和《會試錄》橫排繁體本的分段標點就排除了這一障礙。另，《登科錄》對進士“家狀”有嚴格的書寫格式，故凡遇進士上三代有多項官號需要寫入時，因書寫空間有限，就會造成字小擠壓的情況。如萬歷二年二甲進士孫鑛，其上三代“曾祖新贈禮部尚書加贈榮祿大夫祖燧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加贈榮祿大夫父升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恪”等55個字被擠壓在不到一豎行的空間內，自然難以辨認；而橫排繁體本經重排標點后變?yōu)椋骸霸嫘拢浂Y部尚書，加贈榮祿大夫。祖燧，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加贈榮祿大夫。父升，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就清晰可辨且文意明白了。 三是主編龔延明先生在該書《總序》中迭出新見，對科舉制、明代科舉及其科舉文獻的歷史作用和價值都給予了中肯的評價。如他指出“中國科舉制具有塑造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立身治國形象、打造中國大一統(tǒng)和合文化形態(tài)、建構東亞儒家文化圈與催生現代西方文官制度產生的價值”。“科舉與國運相聯(lián)系，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皇帝權力的象征之一，是國家機器正常運行的的重要標志，是調節(jié)國家政策的杠桿，是士大夫夢想所寄，是凝聚民心的紐帶”。又指出：“研究中國古代社會，離不開科舉研究，否則絕不可能完整認識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與文化。”認為相比于宋代《登科錄》，明代《登科錄》的“家狀信息量增加了”，但削去了進士參加會試的次數，“這說明在明代進士登第更為艱難，舉數多，在家狀中列出，沒有積極意義”。以上觀點，無疑對于促進科舉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者為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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