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進士登科錄及相關問題研究

錢茂偉

（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歷史系）

　　問題的提出

中國是一個考試大國，因科舉考試的發達而留下了豐富的科舉文獻。在各朝中，明代科舉名錄資料最豐富，保存得最完整；明以前各代已屬寥寥，清代雖比明代晚，開科也多，而所存也不及明代的五分之一。這種情況的出現，與天一閣主人范欽有意識地收藏明代科舉錄有關。明代科舉錄的大量存世，是天一閣的一大功勞。范欽為什么喜歡收集科舉錄？應該是一種收藏愛好，一種眼光。同時，天一閣主人范欽有意識地收藏明代科舉錄，折射出當時浙東科舉發展的鼎盛局面。

明代科舉名錄的編纂，可分為官方與民間兩大系列。官方有一套按考試成績編纂的文獻，分別稱鄉試錄、會試錄、登科錄、進士題名記。民間也有一套科舉名錄，稱同年齒錄、同年便覽。現存明代科舉錄457種，其中天一閣370種，是國內收藏明代科舉錄資料最多的藏書樓。在414冊、4萬余頁中，90%為世上孤本。隨著時間的不斷往后推移，使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的價值不斷升值，成了國寶級文物，歷來為天一閣的鎮閣之寶。幾百年來，由于天一閣的封閉，這些資料沒有被充分利用過。2006年開始，在歷經10年修復基礎上，《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登科錄》作為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點規劃項目，陸續出版。至2010年底，鄉試錄將全部出齊。《選刊》的出版，等于向公眾開放了明代科舉的大部分歷史，這為明代科舉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

明代科舉名錄，實際是當時國家精英名錄，是研究明代人物和科舉制度的第一手資料，是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留下的實物例證，當然是一座亟待開發的寶藏。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史料價值的挖掘，可以大大提升明代科舉研究的深度。然而，登科錄、會試錄、鄉試錄出版以后，社會反映并沒有預期的那樣大。目前，僅有做明代科舉錄的幾位相關專家使用這套叢書。

這有印刷版本、發行機制上的問題，有宣傳上的問題，更有引導、如何發掘上的問題。可能是天一閣方面仿古的需要，這套書用的是線裝版式，定價高，只有圖書館能購買，限制了個人的購買力。從發行渠道來說，也不是太暢，宣傳更是不足。由于經費全部由寧波市政府資助，出版社已經收回成本，沒有經銷的動力，結果，相當多地方不知道這個信息。最后，自然是如何引導、發掘明代科舉文獻的價值問題。科舉錄資料，可以從教育、文學角度開發，也可以從歷史學角度來發掘。從歷史學研究來看，登科錄價值較高，而會試錄、武舉錄、鄉舉錄則稍為遜色，可能教育史研究價值更高一些。本文擬重點對歷史學視野下的明朝登科錄的文獻價值做一點思考。

一、由《洪武四年進士登科錄》看明朝登科錄早期編纂體制

關于標準的登科錄格式，明人陸容有詳細說明：

今進士登科錄，首錄禮部官奏殿試日期，合請讀卷及執事官員數，進士出身等第，圣旨俞允，謂之玉音。次錄讀卷、提調、監試、受卷、彌封、掌卷、巡綽、印卷、供給各官職名。又次錄三月一日，諸貢士赴內府殿試，上御奉天殿親試策問，三日早，文武百官朝服錦衣衛設鹵簿于丹陛、丹墀內，上御奉天殿，鴻臚寺官傳制唱名，禮部官捧黃榜鼓樂，導出長安左門外，張掛畢，順天府官用傘蓋儀從，送狀元歸第。四日，賜宴于禮部，宴畢，赴鴻臚寺習儀。五日，賜狀元朝服冠帶，及進士寶鈔。六日，狀元率諸進士上表謝恩。七日，狀元諸進士詣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禮部奏請，命工部于國子監立石題名。朝廷或有事，則殿試移它日，謂之恩榮次第。又次錄進士甲第，第一甲三人，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每人名下，各具家狀。最后錄第一甲三人所對策。其家狀式，姓名下云貫某府某州某縣某籍，某生治某經，字某，行幾，年幾歲，某月某日生。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慶下。父母俱存，曰具慶下。父存母故，曰嚴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永感下。兄某，弟某，娶某氏，某處鄉試第幾名，會試第幾名。[①]

這是明朝比較規范的格式。然而，事物總有一個發展過程，登科錄編纂也如此。明朝二百多年中的登科錄編纂體系，有一個完善過程。天一閣保存了明朝第一科《洪武四年進士登科錄》，與后來的登科錄仔細比較一下，會發現許多不同：

首先，“玉音”格式不同。《洪武四年進士登科錄》直接就是總提調官、讀卷官、監試官、掌卷官、受卷官、彌封官、對讀官、搜檢官、監門官、巡綽官、提調官，共十一類考試官員。而后來的明代進士登科錄“玉音”部分，多一段考試說明文字。如《宣德五年進士登科錄》作“宣德五年二月某十九日早，行在禮部尚書胡等官于奉天門奏為科舉事，會試天下舉人，選中一百名。本年三月十五日，請讀卷官及執事等官，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奇等四十一員，其進士出身等第，恭依太祖高皇帝欽定資格：第一甲例取三名，第一名從六品，第二、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從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奉圣旨，是，欽此。”[②]接著，列名讀卷官、提調官、監試官、受卷官、彌封官、掌卷官、巡綽官、印卷官、供給官，共九類官員。由此可知，洪武四年考試官與后來考試不同，少說明一段文字。而且，考試官員名稱與數量也不同。洪武四年有對讀官、搜檢官、監門官，而后來少此三項目，多供給官。這樣的不同，表示考試官員種類的不同。

其二，《洪武四年進士登科錄》與后來科錄最大的不同是，多授職記載。第一甲賜進士及第共3名。吳伯宗，授禮部員外郎。郭翀，授吏部主事。吳公達，授戶部主事。第二甲賜進士出身，共17名，皆主事一級官員。 其中，楊自立、趙友能、熊誼、王誼、趙旅6人為吏部主事。黃載、杜浚、盧貺、周子諒4人為工部主事。王諫，戶部主事。吳鏞，戶部司計。毛煜，戶部主計。丁輔、王敬中2人為刑部主事。仇敬、劉寅2人為兵部主事。陳信之，禮部主事。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共100名，全部授縣丞。由此說明，一甲與二甲，沒有大的區別。除了第一名吳伯宗授禮部員外郎，余皆為主事一級官員。其中，吏部主事最多，其次是工部、戶部。至于三甲，則全為縣丞。這與永樂以后，一甲入翰林院、二甲多庶吉士不同。為何會不同？這是由明朝初期與后來的官場情況不同決定的。開國之初，官員缺額較大，考中好可做官，所以，登科錄直接有授官記載。到了后來，除了翰林院、庶吉士外，登進士以后不可能做官，必須到各部實習，然后等待吏部來分配崗位，于是，登科錄一律不記載。此時的登科錄，是由禮部操作的。

其三，進士家狀格式不同，只有祖先記載，沒有兄弟記錄。這與后來既有祖先又有兄弟記載不同。何以后來的登科錄要增加兄弟一類？可能反映出要求越來越高的背景。

其四，一甲、二甲進士有進士家狀，三甲大部分沒有，只有黃德潤、丁時敏、劉長輔、楊文、伍洪、何文信、葉砥、康縉8人有家狀。字、年信息記載不規范，有的記載，有的不記錄。只有9人有年齡記載，姚宗敬年五十。賈敏年三十八，九月十六日生。康縉年五十二。葉砥，年三十，三月初六日生。何文信，年四十四。伍洪，年四十四，三月十四日生。黃德潤，年五十七。丁時敏，年五十七。劉長輔，年四十四。信息如此不全，只能說明當時禮部刊刻登科錄時，時間相當匆忙。從僅有的9例年齡來看，當時錄取的進士，年齡相當大。

其五，沒有學校來源記載一項。后來的科錄，多有國子生、府學生、州學生、縣學生、儒士四類。此外有民生、軍生等。這正是明朝科舉必由學校的表現。而在國初，尚沒有實行這套制度，所以，第一科沒有學校來源記載，只有戶籍出身記載。

對學術研究來說，“異”總比“同”更讓人感興趣。

二、由寧波楊氏家族科舉史看明朝一經傳家的科舉神話

登科錄的核心是“進士家狀”，詳細記錄了進士的三代祖先及兄弟名字及身份。這樣詳細的家族資料，近于詩文集中的墓志銘。登科錄提供的詳細家庭資料，輔以其他傳記資料，可以對進士群體作進一步的研究。臺灣學者于志嘉利用《萬歷三十八年庚戌科序齒錄》，對77位軍籍進士祖孫五代的社會身份做了比較詳細的統計分析，為進士家族研究提供了一個范例。[③]登科錄也讓我們對明代寧波楊氏及相關的陸氏、李氏家族研究有了新的發現。

啟楊氏文獻之傳的是陳守陳祖父楊范（1375－1452），是地方上的教書者。走向家族復興之路的是陳守陳父親楊自懲（1395－1451），最終只謀得泉州府倉副使一職。一直兒子陳守陳（1425－1489），終于考中景泰二年進士。三代的不懈努力，終得成功。楊守陳的成功，帶動了家族其他成員成為進士。第三代出了4位進士，楊自懲長子楊守陳進士后官禮部尚書，次子楊守阯（1435－1519）官吏部尚書，楊自悆子陳守隨（1436-1512）官工部尚書，楊自忞子楊守隅（1447－1525）官廣西布政使。第四代中2位進士，楊守陳二子，楊茂元（1450-1446）官刑部右侍郎，楊茂仁（1460－1509）官四川按察使。這幾位進士，除楊守隅所在的《成化二十年進士登科錄》失傳外，其余圴傳世。

《景泰二年進士登科錄》“楊守陳，貫浙江寧波府鄞縣，民籍，縣學增廣生，治《易》經，字維新，行十一，年二十七，閏七月十七日生。曾祖浩卿，祖九疇，父自懲（泉州府倉副使），母張氏，重慶下。弟守防、守隨、守阯，守□（造字：左耳右為），守隰，守陘，守□（造字：左耳右或），守隅。娶丁氏。浙江鄉試第一名，會試第十三名。”[④]

《成化二年進士登科錄》“陳守隨，貫浙江寧波府鄞縣，官籍，府學生，治《易》經。字惟貞，行五，年三十二，八月十八日生。曾祖浩卿，祖九疇，父自悆，母張氏。具慶下，兄守陳（編修）、守防，弟守阯（舉人），守□（造字：左耳右為），守隰，守陘，守□（造字：左耳右或），守隅，娶陳氏。浙江鄉試第三十八名，會試第六十八名。”[⑤]

《成化十一年進士登科錄》“楊茂元，貫浙江寧波府鄞縣民籍，國子生，治易經，字志仁，行一，年二十六，十月二十二日生，曾祖九疇，祖自懲（副使，贈編修），父守陳（待講學士），母丁氏，具慶下，弟茂貞、茂義、茂智、茂忠、娶錢氏，浙江鄉試第五名，會試第四名。”[⑥]

《成化十四年進士登科錄》“楊守阯，貫浙江寧波府鄞縣，官籍。國子生。治《易》經，字惟立，行八，年四十三，七月初七日生。曾祖浩卿，祖九疇，父自懲（倉副使，贈編修），母張氏（封太孺人），永感下。兄守陳（侍講學士），弟守隰。娶全氏。浙江鄉試第一名，會試第四名。”[⑦]

《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登科錄》“楊茂仁，貫浙江寧波府鄞縣，民籍，國子生，治《易》4經，字志道，行三，年二十八，十月十七日生。曾祖九疇，祖自懲（贈侍講學士），父守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母丁氏（封宜人），具慶下。兄茂元（按察司副使），茂貞，弟茂禮，茂行，茂清。娶陳氏。浙江鄉試第五十名，會試第二百八十三名。”[⑧]

據統計，楊氏五世之中，有“四開府、三翰林、兩臺諫、四監司，而守牧以下無論也”[⑨]。

總結楊氏成功經驗，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一是進士的生產，是需要一定家族文化積累的。二是母親的聰明能干也是相當重要的。 楊自懲夫人張素綸（1400－1474）相當能干。從遺傳學來說，兒子像娘多。于是，有了聰明的兒子楊守陳。楊守陳成功以后，為其他弟兄樹立了一個典范，他繼續教育幾位弟弟，于是，堂弟陳守隨、弟弟楊守阯、堂弟楊守隅（大家族不分家，故同屬一個家）也先后成為進士。第四代中，楊守陳的兩個兒子也中進士。這五個人是楊氏家族中最為成功的人物。

楊氏的發達，也帶動了相關的女婿家族陸氏與李氏。

楊守阯大女婿陸偁（1457－1540），字君美，是陸瑜的從孫。《弘治六年進士登科錄》，“陸偁，貫浙江寧波府鄞縣，軍籍，府學生，治《易》經，字君美，行五，年三十七，十二月初二日生。曾祖應祥，祖琦，父垸，母錢氏，永感下。兄偕、儀、儦、佾，娶楊氏。浙江鄉試第二十名，會試第二百六十六名。”[⑩]則陸偁生于天順元年（1457）。

楊守阯二女壻李堂（1462－1524），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據《成化二十三進士登科錄》，“李堂，貫浙江寧波府鄞縣，民籍，國子生，治易經，字時升，行十一，年二十六，六月十一日生。曾祖泰亨，祖伯儒，父鼎，前母何氏，母沈氏。具慶下。兄益、杰、麒、麟（貢士）弟常。娶楊氏，繼聘林氏。浙江鄉試第四十名，會試第十八名。”[11]則李堂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有關李堂的家庭背景，后人了解不多。藉此，可以對李堂的家族背景有一個全面了解。從這個記載來看，李堂出身于一個三代皆白板的平民之家，只有一個兄弟是貢士。

考李堂成化十二年（十五歲）治易經，就傅外宿。成化十六年應鄉試，失敗。成化十七年（1481）娶楊氏的。成化十九年，取得浙江鄉試。成化二十年，參加會試，“館于楊文懿公，贈唐韓、柳、宋文鑒、各子集，以資博洽”。落第。成化二十二年，楊氏卒。成化二十三年，中進士。依親，繼娶林氏為妻。[12]由此可知，李堂與楊氏生活時間不長，才五年。從李堂專攻《易》經來看，顯然是接受過楊氏影響的。

在外公家及父親成功影響下，陸偁三個兒子均成進士。

陸偁長子陸鈳（1488－1554）是正德九年進士，可惜此科登科錄沒有傳世。據《四明月湖陸氏宗譜》，生于弘治元年（1488），卒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享年55歲。

次子陸銓（1492－1543），字選之，嘉靖二年（1523）進士。《嘉靖二年進士登科錄》，“陸銓，貫浙江寧波府鄞縣，軍籍，國子生，治《易》經，字選之，行五十七，年三十二，十月二十七日生。曾祖琦，祖垸（贈監察御史），父偁（按察司副使，封中順大夫），母楊氏（封恭人）。具慶下。兄鎬、鉞、登（監生）、鉌、鋐、鈳（南京兵部郎中）、璜，弟釴（翰林院編修）。娶陳氏。浙江鄉試第十四名，會試第三名。”[13]則陸銓生于弘治五年（1492）。

三子陸釴（1495－1534），字舉之。“甫能言，母楊氏命之以字，百試不爽。稍長，慧智開發，一目輒數行。”《正德十六年進士登科錄》“陸釴，貫浙江寧波府鄞縣，軍籍，府學生，治易經，字舉之，行六十一，年二十七，七月二十五日生。曾祖琦，祖垸（贈監察御史），父偁（按察司副使，封中順大夫），母楊氏（封恭人）。具慶下。兄鎬、鉞、登（監生）、鉌、鋐、鈳（南京兵部郎中）、璜、銓（貢士）。娶王氏。浙江鄉試第六名，會試第五十五名。”[14]則陸釴生于弘治八年（1495）。

三個外孫皆成為進士，除了父親的智商因素外，母親楊氏的遺傳基因也不可忽。外公家的成功經驗，鼓勵了外孫努力成才。

值得注意的是，從楊范開始，這個家族專經《易》經。上面可查的13位進士，均治《易》經。顯然，他們掌握了《易》學竅門，從而得以靠《易》經傳家。這有點類似東漢以來的門閥，靠一經起家，也靠一經傳家。由于掌握了一經的竅門，家族氛圍又比較濃，優秀的進士家族是容易出人才的，在科舉考試中占一定優勢。

進士名字不是一個符號，背后有著一個家庭的支撐。區域、家族文化的積累，是造就進士的直接因素。

三、可以不斷發現人物生年資料的登科錄

明代進士登科錄最為直接的歷史學參考價值，無疑是提供了進士的生年資料。近代學人治史，十分強調歷史人物生卒年的確定，以便知世論人。中國史傳不書生卒年資料，二千多年一慣制，這就坑苦了廣大的治史者，他們經常得花時間去考訂某個歷史人物的生卒年。有了進士登科錄，相當多的進士生卒年就可以搞清了。這可以改變學術界考訂歷史人物生卒年多據文集、宗譜、方志等資料局面。筆者上世紀80年代治明代史學開始，就一直重視利用登科錄資料，補充進士的生卒年資料。[15]需要說明的是，登科錄的生年資料，主要是補，而不是正。

譬如，嘉靖二十九年，俞憲（1508－？）在紹興重刻《皇明進士登科錄》，幸而得寧波友人章貞叔幫忙，借到寧波天一閣藏書樓樓主范欽所藏明登科錄，補上所缺洪武三榜登科錄。此章貞叔何許人也？有關資料均不詳。檢索百度“字貞叔”，知為章粟，嘉靖十四年進士。再檢“章粟”，無此人。復檢《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知為“章檗”之誤。再查《嘉靖十四年進士登科錄》，知“章檗，貫浙江寧波府鄞縣，民籍，縣學生，治易經，字貞叔，行三十四，年三十四，六月十九日生”，可知生于弘治十五年（1502）。再檢百度，“章檗，字郭正，浙江省鄞縣人。嘉靖十四年進士，興化府推官。《汲冢周書注》十卷，晉孔晁注。明嘉靖二十四年，浙江省鄞縣章檗刊本。”由此可知，章氏熱衷圖書刊刻。考慮到他是范欽后一科進士，當與天一閣主人范欽有著較多聯系，這正是他得以幫助俞憲借到洪武朝三科進士錄的因素所在。這里也透露出信息，天一閣曾有洪武朝三科進士登科錄，可惜今天只剩下洪武四年一科了。

史家過庭訓，筆者曾據《萬歷三十二年甲辰科進士履歷便覽》“甲戌年九月初五日生”，知過氏生于萬歷二年（1574），但未及卒年。近讀趙維寰《雪廬焚余稿》卷一《祭亡友過爾韜文》“余年六十有五”[16]，考趙維寰65歲是崇禎元年（1628），則可知過庭訓卒于崇禎元年。復檢浙江通志網介紹，卒年與此相同，而缺生年。

近注意到一位嘉興黃洪憲，知為隆慶五年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有《碧山學士集》等，曾培養出陶望齡、董其昌、朱國祚諸名學生，然缺乏有關生卒年資料。于是，檢《隆慶五年進士登科錄》，很快在第二甲十三名找到黃洪憲有關資料。“黃洪憲，貫浙江嘉興府守御千戶所軍籍，嘉興府嘉興縣人，府學生，治書經，字懋忠，行二，年二十八，九月十四日生。”則系嘉靖二十三年（1544）生。

近檢索《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其《纂輯書籍》有管琪《國朝登科錄》。檢索有關《四庫全書》，知管琪是成化十四年進士。查《成化十四年進士登科錄》“管琪，貫直隸蘇州府昆山縣，民籍，國子生，治詩經，字儒珍，行一，年三十，正月初五日生。曾祖盛，祖信，父昌，母王氏，繼母沈氏，重慶下。弟珣、瑄、瑢、珩、玢，娶吳氏，應天府鄉試二十五名，會試第二十名。”由此可知，管琪生于正統十四年（1449）。復檢有關資料，知管琪曾官廣東左參議、廣西右參政、湖廣右布政使司。關于管琪《國朝登科錄》，此前稀聞。考明人編纂登科總錄，始于景泰年間的《國初以來歷科進士總錄》[17]。近檢得明人晁瑮(1507-1560)《寶文堂書目》，有《國朝登科錄》，刊于景泰五年（1454）。從時間上判斷，此《國朝登科錄》當即《國初以來歷科進士總錄》。楊慎稱“予觀近日刻《國朝登科錄》”，黃溥稱“今有刊本《國朝登科錄》行世者”[18]，從時間上判斷，應是嘉靖年間的事[19]。李濂說，《國初以來歷科進士總錄》有福建建陽書坊翻刻本，“以洪武丁丑科韓克忠榜誤為辛未科，而丁丑科則闕之不書”[20]。而黃溥也說“今有刊本《國朝登科錄》行世者，去許觀名，及此科進士姓名俱不刊，乃別錄第一甲一名韓克忠，二名王忠，三名焦勝，第二甲蔡彧等二十九名，第三甲蘇文等二十九名” [21]。從兩人記載來看，此《國朝登科錄》，應即所謂管琪編纂者。因為，它有一個共同的錯誤，將洪武丁丑科韓克忠榜誤為辛未科許觀榜。這樣的差錯，不應是政治原因，而應是校勘不精所致，這正是坊刻本質量低的表現。由此可知，所謂管琪，可能是書坊托名。

近注意到趙鶴《金華文統》13卷、戚雄《婺賢文軌》四卷。趙鶴為弘治九年進士，官至山東提學副使。據《弘治九年進士登科錄》“趙鶴，貫直隸揚州府江都縣民籍，國子生，治易經，字叔鳴，行四，年二十九，五月初二日生。”[22]可見，生于成化四年（1458）。《金華文統》是趙鶴任金華知府期間，根據元人吳師道《敬鄉錄》為藍本，重新編纂而成的。戚雄，正德六年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據《正德六年進士登科錄》“戚雄，貫浙江金華府金華縣，民籍，國子生。治詩經，字世英，行三，年三十四，七月初一日生。”則生于成化十四年（1478）。戚雄認為趙鶴《金華文統》去取未當，于是重新編纂，成《婺賢文軌》。

又如晚明寧波人李康先官至禮部尚書[23]，但一直不知生卒年，近從國家圖書館所藏《萬歷三十五年進士登科錄》檢索到詳細資料，“李康先，浙江寧波府鄞縣民籍，縣學生，治書經，字嵇仲，行四，年二十六，八月二十一日生。曾祖堂（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祖維孝（通判），父承寀（教諭），前母黃氏，母楊氏，慈侍下，兄慶先，應先，來先，娶范氏，浙江鄉試第三十九名，會試第四十二名。”由此可知，原來他是李堂（1462－1524）的后裔。由李維孝到李承寀，官位越來越小，說明李氏家族的科舉競爭力在下降。不過，到了萬歷三十五年，李康先中進士，且在崇禎初年官至尚書，再次將李氏家族競爭力推到高峰。據此當生于萬歷十年（1582），只可惜卒年不詳。

相關的科錄資料價值更大，如《萬歷三十二年甲辰科進士履歷便覽》，可讓我們考訂出楊守勤的生平時間。“楊守勤，琨阜，詩一，丁卯十二月初十一日生，慈溪縣人。……丁巳卒。壬戌，贈少詹事。”由此可知，生于隆慶元年十二月，公歷當為次年（1568）。復據楊守勤中進士時為38歲，倒推正好是隆慶元年。而丁巳年則是萬歷四十五年（1617），說明享年50年，這個年份可能有誤。據其子楊一琛所用《請恩疏稿》，楊守勤卒于萬歷四十八年（1620）四月十四日。[24]網絡上所謂楊氏生卒年1570-1630、1566-1625，均是猜測。

隨著歷史研究的需要，登科錄這樣的生年資料價值會不斷有新發現。不過，在目前研究視野下，相當多人物資料可能會沉睡。因為，登科錄所收多為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由于數量過大，往往只有大人物受人注意，其他人物難以入研究者法眼。當然，如果能與地方文化研究，情況可能會有所改變，特別是地方志人物編纂。

武漢大學陳文新等主編的《明代科舉與文學編年》（2009）已經收錄了臺灣、天一閣明代進士登科錄有關的傳記資料。實際上，其登科錄進士名錄部分可以單獨出版。龔延明的《明代進士登科總錄》也在編纂之中，只是工程量太大，一時難以完工。由于注意力集中于傳統的文本出版，所以，其資料價值不能得到及時的體現。如果能轉換思維，將這部分資料做成電子信息庫，甚至上網，可以供人自由查閱，當更能發揮登科錄的公共資源價值。

四、由儒戶看明代進士的戶籍研究

筆者較早地對明代進士登科錄中的戶籍資料做了綜合分析[25]，后來又指導研究生對官籍做了專題的研究[26]，也有學者對明代宗籍進士做了專題研究[27]。其實，明代進士的戶籍研究，尚有深入的空間。譬如，儒籍，就值得深入研究。

據筆者的統計，明代儒籍進士總數155人[28]。從洪武四年至天啟二年（1371－1622），均有儒籍進士。其中，最顯眼的是洪武四年科，進士來自儒籍家庭的有65人[29]，竟超過該屆進士總和120人的一半，也占有明一代今天尚可考證的儒籍進士總數155人的41%[30]，儒籍比例明顯高。由于洪武朝其他科的登科錄資料缺乏，所以，無法判斷儒籍在其他幾科中所占比例。至少，建文后，儒戶后裔在科舉競爭中的優勢不復存在。

何以出現儒籍進士占優勢現象？儒籍是什么？儒戶是元朝初年在原來金、宋地盤實行的特殊的儒生保護政策，比對宗教戶待遇而設。儒戶的確認，須經過一定的考試選拔。至元二十七年(1290)定籍后，東南的儒戶數量相對固定，變動不大。江浙一帶的儒戶有13，000余戶。元中后期，一些新興的儒生家庭的戶籍仍為民、軍、匠等籍。由于儒戶是職業讀書家族，所以，在科舉考試中占有一定的優勢。經過長期的元末戰爭，社會上讀書人越來越少。明初開科后，沒有放棄讀書的儒戶就搶占了先機，這正是洪武四年科進士儒戶數量超多的因素所在。

一甲之中有2位儒戶，占三分之二。二甲進士中有11位，占17位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三甲之中的儒戶，有葉孝友、尹宗伊、岑鵬、李升、梁臨、聶鉉、鄭廷實、趙鑄、包莘、危孝先、劉光先、魏云、林器之、趙實中、俞友仁、王誠、康縉、聞伯異、林信孚、林文壽、王夏、劉杰、陳玄、陳章應、彭泰、嚴植、李初、陳彝、管貞、吳權、葉砥、劉鑄、何文信、何德舉、林德亨、蔡士實、楊文、胡澄、柳汝舟、喻文龍、丁時敏、董時亮、陳韶、余集、周潼、劉中、薛大昉、鐘霆、劉長輔、黃鉞、張必泰、趙松，共52人，占100人中的一半多。由此可見，儒戶所占比重之重，說明儒戶科舉優勢相當明顯。

合一二三甲儒戶進士，浙江20人，江西20人，福建13人，陜西3人（趙鑄、王夏、趙松），北平2人（劉杰、薛大昉），廣東2人（梁臨、陳玄），河南2人（王誼、劉中），山西2人（劉寅、尹宗伊），廣西1人（盧貺），共65人。在幾個大省中，浙江分別是紹興9人（趙友能、王誠、葉砥、楊文、胡澄、柳汝舟、喻文龍、董時亮、鐘霆）、臺州4人（危孝先、趙實中、聞伯異、余集）、明州3人（岑鵬、包莘、陳韶）、杭州（俞友仁）、溫州（陳彝）、嚴州（周潼）、處州（吳公達）各1人。江西吉安9人（楊自立、丁輔、杜浚、周子諒、劉光先、康縉、彭泰、李初、劉長輔），南昌4人（黃載、劉鑄、吳權、丁時敏）、撫州2人（吳伯宗、黃鉞），其余廣信、臨江、建昌、贑州、饒州5府各1人（葉孝友、聶鉉、嚴植、管貞、吳鏞）。福建集中于福州11人（陳信之、李升、鄭廷實、魏云、林器之、林信孚、林文壽、何文信、林德亨、蔡士實、張必泰），泉州2人（陳章應、何德舉）。

洪武四年科進士的地理分布的歸納，讓我非常感興趣。除了劉寅、尹宗伊、王誼、劉中、趙鑄、王夏、趙松、劉杰、薛大昉9人是北方人，其余皆為南方人。這說明，儒戶主要分布于浙江、江西、福建三省。這一分布，大體可以理解元朝儒籍的分布位置，就是在江南地區。這三個省正是南宋時期文化最發達的三個省。其次，在三個省中，浙江以紹興、臺州為主，江西以吉安、南昌為主，福建以福州為主。儒籍進士分布如此之集中，說明宋元文化集中于幾個府，呈點的發展狀態。其三，浙江以紹興、臺州為盛，為什么會是如此的？這應與首都的接壤有關。紹興離杭州近，自然文風也特盛。其實，有明一代，紹興是浙江出進士人才最多的府。

由于時代過早，留下的資料過少，特別是缺乏墓志銘之類傳記資料，這50個儒戶的家族背景已經難以了解了。不過，從一甲、二甲13位儒戶情況來看，大體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至少有一位讀書人，狀元吳伯宗的曾祖吳可是宋朝的漕貢進士，父親是吳儀是元鄉貢進士。探花吳公達曾祖是宋迪功郎，父親是元鄉貢進士。楊自立曾祖是元贈朝列大夫富州尹、輕車都尉弘農郡伯。趙友能曾祖是宋隆與府通判。陳信之曾祖是宋進士、文林郎，父親是元鄉貢進士。其共同特點是，曾祖是宋朝的讀書人，祖父一代皆無功名，三位父親是元朝鄉貢進士。這種變化，正反映出元朝前期科舉中斷、中后期恢復的現象。也有一部分儒戶，三代均沒有入仕，如丁輔、吳鏞、黃載、劉寅、杜浚、盧貺、周子諒、王誼8個家族。這表明，這部分家族，在宋朝尚處于積累之中，元朝因科舉的中斷，也無法發展，他們是較為弱勢的科舉競爭家族。只是到了玄孫一代，借助明初科舉競爭率低的機會，得以出頭露面。由此，元朝的科第之家構成了聯系宋明兩代江南精英階層的橋梁。[31]

幾點建議

最后，為了進一步推動明代進士登科錄的研究，在此提出幾點建議，供學界參考。

1、繼續影印未刊登科錄及相關資料。筆者曾建議出版全套的明代進士登科錄資料。考慮到天一閣的科舉錄已經單獨影印出版，則可以將全國其他圖書館所藏未刊明代進士登科錄資料匯編成冊，影印或整理出版。據有關目錄，至少可以考慮將以下24種與登科錄相關的科錄匯編成冊。

1．永樂九年進士登科錄一卷，上海圖書館

2．正統元年進士登科錄一卷，上海圖書館

3．弘治十二年進士登科錄一卷，上海圖書館

4．正德三年進士登科錄一卷，國家圖書館 安徽省圖書館

5．正德十二年丁丑同年增注會錄一卷，國家圖書館

6．嘉靖已丑科進士同年便覽錄，上海圖書館

7．嘉靖丁未科進士序齒錄一卷，上海圖書館

8．嘉靖癸丑科進士同年便覽錄一卷，國家圖書館

9．嘉靖三十八年己未科會試同年齒錄一卷，吉林大學圖書館

10．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進士履歷便覽一卷，國家圖書館

11．嘉靖乙丑科進士同年鄉籍一卷，國家圖書館

12．隆慶五年辛未科進士履歷便覽一卷，上海圖書館

13．萬歷八年庚辰科進士履歷便覽一卷，上海圖書館

14．萬歷十一年癸未科進士同年序齒便覽一卷，上海圖書館

15．萬歷乙未科進士同年序齒錄一卷，上海圖書館

16．萬歷二十六年進士登科錄一卷，上海圖書館

17．萬歷戊戌科進士同年序齒錄一卷，山東省博物館

18．萬歷二十九年進士登科錄一卷，浙江圖書館

19．萬歷三十二年進士登科錄一卷，上海圖書館

20．萬歷三十五年進士登科錄一卷，國家圖書館

21．萬歷三十五年丁未科進士履歷便覽一卷，上海圖書館

22．天啟二年壬戌科進士履歷一卷，國家圖書館

23．天啟壬戌科進士同年序齒錄一卷，上海圖書館 河南省圖書館

24.《（崇禎壬午科）序齒錄》，國家圖書館

25．崇禎十六年癸未科進士三代履歷一卷，上海圖書館

這些書的出版涉及版權（嚴格說來是收藏權），所以，如能由上海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出面，加聯合其他幾家圖書館，當然做成影印出版。

2、加強洪武時期進士登科的研究。由于登科錄的失傳，洪武時期的進士錄取情況，一直是研究的難點。嘉靖年間學人楊慎提出：“《國朝登科錄》，自洪武四年始，蓋開科之首也，大魁吳伯宗。然考《蘇州錢氏世譜》云‘庚戌安大全榜’，《姑蘇志》云‘金璹榜’，蓋一歲而三開科，三榜取士也。如乙丑之歲，春榜狀元花綸，秋榜狀元丁顯。辛未，春榜盡取南士，狀元許觀；夏榜（六月一日殿試）盡取北士，狀元韓克忠，是一歲二開科也。又有狀元張顯、陳?，不知為何科，相去未二百年，已不得其詳。”[32]“予觀近日刻《國朝登科錄》，洪武庚戌至甲子，不知取士之科幾開，張顯、花綸、金璹不知為何科大魁，況考論洪荒之世乎？”[33]楊慎提出的這些問題與今天的認知不同。一是有否有安大全榜、金璹榜、張顯榜、陳?榜？二是洪武十八年是否分春夏兩榜？三是洪武二十四年是否分春夏兩榜？庚戌是洪武三年，則安大全恐是舉人。何以舉人稱進士？鄭真于“洪武六年夏五月，忝以浙江進士典教于中都畿邑”[34]，由此可知，洪武初期，習慣將舉人稱為進士，可能是沿襲宋元鄉貢進士一說，實與明以后通過會試、殿試而產生的正規進士不同。花綸，據雍正《浙江通志》，是洪武十八年榜的探花，但俞憲《登科考》作此榜探花是黃子澄。據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三十《選舉八》，金璹榜是洪武六年。據李堂的說法，陳?是洪武二十九年癸酉榜。[35]實際上，是洪武三十年科。張顯，恐是“張顯宗”，或系丁顯改名。[36]韓克忠是洪武三十年夏榜，非洪武二十四年，這應是因襲《國朝登科錄》錯誤所致。[37]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洪武二十四年沒有春夏兩榜說法。洪武十八年分春夏兩榜，僅見于此。由此可見，洪武朝科舉史事，傳說多多，疑云重重。今天也很難有一個滿意的答案，只能提出來供大家繼續思考而已。

3、可以做一個《明朝歷科進士登科文獻編年考》。用編年手法來研究明代科舉史，始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科試考》。其后，查繼佐《罪惟錄·科舉志》繼承之。20世紀以來被人忽略了，其實這種研究方式有必要加以繼承與發揚，幸近年有了郭培貴《明代科舉史事編年考證》、陳文新《明代科舉與文學編年》，略可彌補這一不足。兩者共同特點是重視科舉史事的編年考訂，而于登科錄本身的編年考訂忽視。現存大部分登科錄資料詳細而清晰，但也有相當多科錄資料存在殘缺、模糊諸問題，有必要加以整理，才可以充分發揮登科錄的資料價值。

4、可以考慮按時間流程來寫明代科舉史。至今的明代科舉研究，只有橫向的邏輯分析，未見以時間為經的斷代科舉史。劉海峰《中國科舉史》一類中國科舉通史，于明代科舉史的介紹又過于簡略。如能在編年基礎上進一步編纂一部大型的明代科舉史，倒是一個可以考慮的主意。它可以展示明代科舉演變的歷史過程，讓人們對明代科舉有一個更為詳盡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