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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干謁”，是指那種奔走于名人權貴之門而有所求的行為。古代文人的干謁，更多地表現為以詩文呈請當權者閱覽，以求得他們的青睞，從而顯身揚名，獵取富貴。這種現象，在唐代表現得特別突出。
杜甫雖曾自我標榜“獨恥事干謁”，其實也未能免俗。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杜甫兩次游于京城，除了應試(未能及第)之外，便是以詩文干謁權貴。《杜工部集》中就有該時期的大量投贈公卿的詩作。有的詩句不僅顯得過分謙卑，而且表明作者當時十分熱衷此道，如：“老驥思千里，饑鷹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表現出杜甫性格的另一側面。
李白以狂傲著稱，但他的散文名篇《與韓荊州書》就是用于干謁的。文中說，時人皆稱“生不用封萬戶侯，愿能一識韓荊州”。希望韓朝宗能像戰國趙國公子平原君那樣 “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激昂青云。”同杜甫比較，李白的干謁顯得豪邁而狂放。
李賀曾干謁于韓愈之門，并因其名句“黑云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得到韓愈的賞識，從此名揚天下。
詩文干謁之風所以盛行于唐代，有其特殊的社會原因。唐代科舉名目繁多，但獨重進士一科，及第者被稱為“登龍門”，可以很順利地顯達。進士科考度詩賦，士人必須擅長此道，方有得第的希望。然而，唐代進士科名額很少，每年所取不超過30名，競爭十分激烈。中唐以后，科舉基本上被名公巨卿操縱，每科及第者及其名次，往往事先已有安排。因此，舉子們必須得到公卿和試官的賞識，才有希望中進士。這種人以詩文呈請閱覽，稱為“溫卷”。這種行為，當時并不被認為是舞弊。
其次，唐代龐大的官吏隊伍，除少數科場中的幸運兒外，每年還有不少人是通過吏部“銓選”(唐五品以上官員由皇帝任命，六品以下官員除員外郎、御史及供奉官外，文官由吏部，武官由兵部，按規定審查合格后授官，稱為銓選)，或公卿大吏推薦直接為官的。要想得到推薦，一個比較方便而可行的辦法就是以詩文干謁。
由于上述原因，中唐以下的文人“不問士行文藝，但勤于請謁，號曰“精切”。為了便于干謁，他們一般都準備了大量經過裝裱的詩文卷軸以備不時之需。有的人一進京，連館驛行李都不安排，便以詩卷造請于名公之門。而名公巨卿們一般也能做到熱情接待，一旦發現人才，便大力為之延譽，這樣做，一方面培植黨羽，增強政治勢力；另一方面獎掖后進，使自己獲得“伯樂”的美名。
德宗貞元年間，韓愈、皇甫湜名望特高，號稱“一代之龍門”。文士牛僧孺來到長安，下車伊始，從容皆謁之，立刻得到二公的賞識。為了表明牛僧孺這一奇才是他們二人首先發現的，第二天韓愈和皇甫湜還專門趁牛僧孺外出時，前往他下榻的旅店拜訪，并于其門上大書“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不遇。”立刻引起轟動，觀者如堵。牛僧孺因此名噪天下，不久登進士第，后來成為一代權相。韓愈、皇甫湜發現人才，禮賢下士的名聲也因此倍增。
唐代的文人，常隨身攜帶詩文卷軸，以備與達官貴人不期而遇時便于呈閱。有的幸運兒還因此直接得到皇帝的賞識而飛黃騰達。士人盧沆偶遇宣宗皇帝微服出行，宣宗向他索取詩卷，藏于袖中而去。不久，將盧沆拔為進士及第。
干謁的對象不僅限于京城的名公巨卿，地方藩鎮、刺史都屬于干謁的對象。晚唐詩人杜茍鶴，平生奔走請謁，遍及權豪，然郁郁不得志。最后游于梁汴，以淺近易曉之詩謁大藩鎮朱溫，得到這個粗人的賞識。可惜他入翰林僅五天就一命嗚呼。
雖然干謁之風遍及唐代官場各個角落，但成功的人畢竟是少數。官場中更重視的是門第和權勢。詩人白居易曾寫詩嘆道：“袖里新詩十首余，吟看字字是瓊琚。如何持此將干謁，不及公卿一紙書。”正是對這種風氣的辛辣諷刺。
【本文作者簡介】廖云新，畢業于武漢大學新聞系，曾供職于省級、中央級新聞媒體十余年。現為當代人物網總編揖。2008年至今，用本名和筆名在《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經濟日報》《廣州日報》《光明日報》《法制日報》《南方日報》《解放軍報》《楚天都市報》《湖北日報》《新民晚報》 香港《文匯報》《做人與處世》《演講與口才》《遼寧青年》《經典雜文》《中國青年》《山東青年》《意林》《思維與智慧》《鐘山風雨》《文史博覽》《文史月刊》《華人時刊》《南風窗》等知名報刊發表散文、文化隨筆、時評、雜文1600余篇(次)，近百篇文章被《報刊文摘》《海外文摘》《特別關注》 《讀者》以及人民網 新華網 新浪 網易 搜狐 騰訊 鳳凰網等知名網站轉載。《說謊與測謊》《給善心一個容器》《文化一脈說家訓》等文章被多個省市選入語文中高考模擬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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