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和吏的較量：官印丟失案與古代官場文化

官印是官員的身份證明，更是官員權力的象征。古代對官印的保管、使用有一套嚴格的規定，但是丟失官印的事情也不時發生。

我們來看幾則古代官員丟失官印及如何處理的記載，從中我們能窺見古代的官場文化。

宰相裴度、呂夷簡、蔡京都曾丟失過相印

司馬光《資治通鑒》記載，唐敬宗時期，著名宰相裴度丟失相印的事情。

“（寶歷二年）二月，丁未，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

唐敬宗寶歷二年（826年）正月，在黨爭中被外放的名臣被唐敬宗重新啟用，回到朝廷再度為相。

裴度回朝前，曾被李逢吉及其黨羽編造“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的圖讖進行阻撓。好在唐敬宗“雖年少，悉察其誣謗”，沒有聽信奸臣的讒言，重新啟用了裴度。

但是剛拜相不久，裴度正“張宴舉樂”，就發生了丟失中書省大印的事情，這無疑會給政敵把柄，難怪“聞者失色”。

名臣裴度是如何處理這件事的呢？裴度“飲酒自如”，不急不慢，毫不在意，還告誡大家不要泄露此事，“戒勿言”。

結果如何呢？“頃之，左右白復于故處得印”。“夜半宴酣”之際，左右下屬來報告說找到了大印，裴度仍舊不理不睬。

中書省大印丟失了，身為宰相的裴度為何不急呢？

“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原來是裴度深知當時的官場道理，知道相印丟失是中書省的官吏偷偷拿出去蓋章去了，若是急著搜捕，偷拿官印的人可能會毀掉官印，官印就再也找不到了。給點時間，他們就會還回官印。

聽完裴度的話，大家皆“服其識量”。

類似的事情還發生在北宋名相呂夷簡身上。宋人高晦叟《珍席放談》曾記載呂夷簡失印一事。

“一日歸自中書，欲發奏牘，令子弟開堂，印莫知所在，家人駭顧，公默然，但命緘扃如故而已。翌日至政事堂用印，印在如故，蓋主吏時或竊用，自是防察謹嚴，奸勿能措。若即暴揚窮治，則非惟貽中外訊笑，而牽連抵罪者亦多矣。”

呂夷簡失印這事和裴度極為相似，處理的方式也是類似。不聲張，不搜捕，等著盜印的主動還回去。結果呂夷簡也受到時人的贊譽，“世皆服公之識度絕人遠甚也。”

這樣的事宋徽宗時宰相蔡京也遇到過。

南宋王明清的《揮麈錄》記載道：

“蔡元長秉政，一日秤匣頗輕，疑之，搖撼無聲。吏以白元長，元長曰：“不須啟封。今日不用印。”復攜以歸私第。翌日入省，秤之如常日，開匣則印在焉。或以詢元長，元長曰：‘是必省吏有私用者，偶倉猝不能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皇耳。’”

蔡京遇到的情況幾乎就是前輩裴度和呂夷簡的翻版，他處理方式和所說的道理也如同一轍。

不過《揮麈錄》提到蔡京“驗印”的方式倒是給后人留下一段寶貴的記載。

“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后開”，蔡京驗印的方法是是“秤匣”，拿秤秤裝印的匣子看輕重如何。這一次蔡京秤匣發現印匣輕了便起了疑心，搖晃匣沒有聽到晃動的聲音便知道官印不在里面。蔡京當即決定不“啟封”印匣。

名相們為何如此處理呢？

裴度、呂夷簡、蔡京都是宰相，堂堂一朝宰相都常丟失相印，那一般官員丟失官印的現象也就可想而知了。

裴度等處理相印丟失的方式，透露出一種官場生態環境，那就是有吏員私用相印，如“印書券”，公器私用。

這樣的時期也多發生在吏治不良時期。

官印丟失除了可見吏員私用官印的官場生態環境外，還透露出另一種官場生態環境。

我們不妨看《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的一起北宋官員失印和處理方式的事跡。

“司勛員外郎何洵直特展二年磨勘，以亡失司勛印及告身故也。初，議重責洵直，呂公著曰：‘洵直失本部印誠有罪，若加重責，則自今猾吏皆有以制主司矣。’乃因赦宥，量展敘遷歲月而已。”

郎官何洵直丟失了本部官印，宋哲宗“欲重其罪”，執政的呂公著為他開脫，說了一句話。

“若加重責，則自今猾吏皆有以制主司矣。”

這說明有“猾吏”私自盜拿官印來報復要挾主官。

這說明官場的另一種文化：某下屬可能悄悄把官印藏起來或毀掉，來報復主官。

呂公著是前面提到的名相呂夷簡的兒子，他自然也是深諳官場之道的。何洵直丟失官印被處罰，是因為他的官印沒有找到，不像裴度等宰相那樣失而復得。這說明他的官印不是被吏員私用的，而是真的丟了。

在呂公著建議下，何洵直最終被“薄其罪”，只是把考核提拔的時間延長而已。

丟失官印無疑大重大過失，何洵直被從輕處罰無疑是幸運的。

但是要論幸運，明代的胡濙絕對是古今第一了。

胡濙曾奉明成祖命令秘密察訪建文帝蹤跡多年，可見深受皇帝的信任，他歷仕六朝，任禮部尚書三十余年，“其榮遇古今所少”。

但是胡濙在此期間，曾“失去本部印者凡三度”，他三次丟失禮部大印。

若是旁人早就被擼職議罪了。但是他畢竟是前朝老臣，明英宗并沒有怪罪他，“詔弗問，命改鑄”。胡濙第三次丟失官印的時候，明英宗有些生氣了，“又失，被劾下獄”，把他投進大牢，好在“未幾，印獲，復職。”

胡濙三次丟失官印，這里面就能說明一些問題。第三次丟印案告破是“而印偶獲，則部吏所盜也”，仍是被手下吏員盜取的，是拿去私用還是故意報復很難說清楚。

明代內閣失印，始終沒有找到

與裴度、呂夷簡等宰相失印很快就失而復得相比，明代的內閣首輔申時行就悲催很多了。

據明代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記載，萬歷年間，內閣曾丟失了大印。

“文淵閣印一顆，用銀鑄，玉箸篆文，乃宣宗所賜，止許閣臣用以進奏，不得施于外廷，歷世相傳珍護，至萬歷十四年四月廿六夜，忽為何人連篋盜去。大學士申時行等上疏請罪，上命窮追嚴治，竟杳無蹤跡，上不得已重鑄以賜，今所用者是也。”

明成祖時，特派解縉、胡廣、楊榮等入午門值文淵閣，參預機務，文淵閣遂被稱為內閣，內閣制度正式建立。現在“閣臣用以進奏”的文淵閣大印丟失，這事情鬧大發了。

內閣首輔申時行率領一眾內閣成員“上疏請罪”，萬歷皇帝也下令“窮追嚴治”，然而“杳無蹤跡”，毫無線索，最后不得已重新鑄造一枚。

估計這枚大印被人毀掉了。

“當失印時，典籍吳果司其事，僅奪俸兩月而已，識者以為罰太輕。”

萬歷皇帝對這事的處理也有爭議，他處罰的太輕了，保管閣印的官員吳果僅僅是被奪俸兩個月。

此外，申時行丟失文淵閣印一事，是很值得玩味的。

一般來說，官衙重地，尋常盜賊是很難進入的。官印丟失官印，多是官吏們監守自盜，很少有被盜賊有意盜竊的。

萬歷十四年文淵閣印丟失，最大的可能仍是閣中書吏所為，可能是萬歷皇帝“窮追嚴治”，使得偷印的人索性銷毀大印。

從裴度、呂夷簡等一系列的丟失相印官印的事情中，我們能看到古代的官場文化或官場生態環境。

這其實也就是官和吏的關系角力。

官是長官主官，有身份。吏是衙門里做事的在服役人員，身份上仍舊是百姓。

“鐵打衙門流水的官”，官是流動的，而吏則是長期扎根一地，專司一職。

吏熟悉風土人情世故，可以上下其手，營私舞弊，甚至蒙蔽操控主官。

正是深諳這樣的官場文化，當裴度、呂夷簡、蔡京知道相印丟失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下面的吏員私自拿走相印謀私去了，而不是大肆搜索。

也正是深知這樣的官場文化，呂公著為丟失官印的何洵直說情，以防那些猾吏效仿偷藏官印來掣肘、刁難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