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化源自陰陽五行，后化生易，醫，道，儒，墨五家文化，易家循天道不違，醫家尊陰陽化六氣，道家則言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儒家則里仁為美，墨家行君子四義；及至春秋戰國出現第一次文化高潮，私學盛行，天下之士不歸儒，既歸墨，始則文化為二分，儒家孔子后有孟子錘煉成體系，講究“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墨家墨子傳禽滑厘言“置立天之，以為儀法“，君子之士，標準即成。 此后中國社會進入封建帝制，漢代提升儒家為國家管理”大一統“，誕生經學，儒家文化典籍得到進一步整理和修撰，自周朝以來”六藝“公學遭到廢除，儒學由私學提升為公學，六藝教育下放到私學地位，在歷史發展中，在以后封建王朝打壓私學的風潮下，漸漸隕沒，但此際六藝之學同其他私學一樣在社會中得到弘揚，中國社會開始宗法體系運行。南北朝時期，經學顏之推研習儒家經典《儀禮》、《左傳》，博覽群書，始悟君子修養之重要，在前代圣賢的論述君子修為之重之法上，結合自己的理解著手著《顏氏家訓》，以規范本家子弟之言行操守，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論述家訓內容的書籍，開“家訓”之先河，也是儒家文化進一步細分的具體化，家族化的應用。南北朝時期因為夷族入主中原，形成對漢族的沖擊，加上佛教，道教的誕生，影響社會上諸多失意者，造成社會認知的偏差，和思想上的沉淪，《顏氏家訓》的出現，是再現先秦圣賢思想中對”君子““士”的修為和規范，“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自芳；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這對于家族文化建設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是古代宗族家庭教育的珍貴遺產，對于宗族社會的家族文化有積極推動作用，影響后世許多著名家族的誕生。 南朝時期宋文帝的“元嘉之治”，發展教育，弘揚文化，廣收圖籍和書籍，開設公學玄學，史學，文學，儒學之四學，四館并列，各專業招生進行教學、研究，開創了玄、儒、史、文四科教育并立的局面，沖破了自漢代經學教育獨霸公學的局面，體現了教育的公平性和多樣性，讓更多的人接受文化教育，對社會，文化都起到積極的促進意義，給后世隋唐私學的繁榮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隋文帝健全封建帝制的國家管理體系，從此中國社會真正進入有意義的封建社會體系，這是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隋文帝開創科舉制度，將全國的學校分為國子學、太學、庶，以志行修謹（德）、清平干濟（才）二科選舉，唐代杜佑《通典》卷十五《選舉》“太平君子惟門調戶選，征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這足以看出科舉制度在廣泛的文化教育上有積極的推動價值，促使不同宗族間對于文化教育的重視，家學教育開始興盛。如劉焯，學識精博“專以教授著述為務，孜孜不倦”，“天下名儒后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馬光“圖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其門下學生即有“千數”；唐人王恭“博涉六經”，尤擅三禮，為諸儒所推重，興學授徒，“弟子自遠方至數百人”，王質“專以講學為事，門人受業者大集其門”，韓愈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為事，《進學解》、《師說》、《原道》、《原性》并傳誦當世，誘勵后進士人，“館之者十六七”；柳宗元，聞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為名士；馬嘉運，以儒學見長，隱居于白鹿山，廣筑學舍，“諸方來授業至千人”；盧鴻一，博學善書籀，“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由此亦可見自科舉制度以來在隋唐私學，在城市，坊里，鄉村中，普遍設置私塾、鄉校，而白居易在《與元稹書》中“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鄉校俚儒，成為當時社會下層的文化傳播者，是教育普及的情況下的領跑者，私學之功不可沒，鄉校俚儒功不可沒，所有才誕生隋唐社會之繁榮昌盛。隋唐社會各階層人物士庶、僧道、婦女、優伶、吏胥、醫卜等，無不以讀書、識字，提高文化素質為緊要事情，雖是針對選舉制度的后果而言，但亦反映出社會上對教育的重視，對文化的傳播和推廣。 等到宋朝時期，第二次文化高潮到來，理學在經學之路上又向教育學邁進了一步，理學實際是從事教育學，取得教育學的勝利，則無錯誤，然而理學之宗，以偏帶全，把教育學的理論放到整個文化范疇，則誤人誤國誤社會。北宋后期的教育學興盛，導致蒙學產生，蒙學也叫啟蒙學，是對兒童進行簡單的識字教育，注重對兒童多方面的發展，擴大兒童的知識領域，知識的教育、詩文教育及倫理道德的教育，是傳統“六藝”教育的小學教育的初級階段；在北宋蒙學發展形式，公辦小學、私學、族學、義學、家學多種教育形式，為普及文化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三字經》，《百家姓》，《訓蒙詩》，《千家詩》，《童蒙須知》等作品，于是產生，并且促進私學下的書院誕生，形成公學在上，私學在下的良好局面。第二次文化高潮，是中國古代教育學的高潮，非百家爭鳴的文化風潮，而理學片面地把教育學的認知推廣到整個文化，社會和國家，則犯本末倒置的錯誤，后世中國于此條道路下，只能夠畸形發展，明代八股文出現，從文章寫作技巧擴大到整個文化，以及在科舉上的一科取士，則如邯鄲學步，亡文化大道之本。后世學人，每每論及整個文化，皆以局部之大煙槍，姨太太，太監等景象，否定文化，屢屢犯理學之以偏帶全的錯誤，實則跳不出理學范疇，無整個文化發展全貌，更不察中國文化大道，徒羨慕西學之長，不看其短。 文化教育，君子修為，后世者不學道家，儒家，墨家之本，而學所謂名人，大人之一家之觀，是名利之心作祟，最容易誤入理學之途，文化教育之本原，總跳不出道家老子，儒家孔子和孟子，墨家墨子的論述，而整個文化大道是陰陽五行，基礎一定，大道已明，只有在繼承整個文化大道本原基礎上，在文化細分領域進行再發展，再創造，才是文化知識實用之目的。墨子論君子之為 “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行，行者必先近而后遠。遠近脩也，先后久也。民行脩必以久也。久有窮無窮；墨子論君子之行“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孟子論“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如是，則文化當興，君子出，小人沒，修為之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