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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約 5612字
閱 讀 需 要 15 min 這陣子，印在日本支援我國抗擊疫情物資上的詩句，一直回蕩在許多人的心中。事實上，正如那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歷史上，博大精深的漢語著實幫助了日語文化的形成；而如今，我們常說的“佛系”“小確幸”，又是從日本傳過來的新興詞。近代考古研究發現，日本列島原本與亞洲大陸緊緊相連，僅在大約一萬年前才逐漸形成如今一衣帶水的狀態。據史料記載，中日兩國交流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兩千年以前，其范圍包括了語言、文字、風俗習慣、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等各個方面。中國最早記載日本（書中稱為“倭”）的歷史典籍，是南朝劉宋時期范曄（398年-445年）編撰的《后漢書》，而“日本”一詞，則最早出現在公元10世紀的《舊唐書》中。三國時期，中國南方地區流行的吳音傳入日本。根據日本最古老的史書《古事記》記載，漢字大約在公元3世紀傳入日本，到了5世紀左右，鐘銘、碑文等金石文中已經有日本人撰寫的漢文。公元7-8世紀，日本人學習漢字典籍、撰寫漢詩已不鮮見，《日本書記》《古事記》等典籍中有大量漢字即為明證。唐朝時期，普遍存在于中國北方的漢音傳入日本。日本鐮倉時代，杭州地區的唐音也傳入日本。
《東征傳繪卷》局部，圖源網絡 漢字剛進入日本時，書寫非常復雜，且所有詞匯都由漢字組成。直至萬葉假名出現，漢字在日語中的書寫才變得簡單。這些簡化了的漢字不再和中國的漢字同義，只是作為一種注音符號。如今，日本很多地名、人名依然使用萬葉假名，所使用的也是古代日本語表記漢字的音與訓時所借用的文字，比如：“魚群”，讀作“なぶら”(nabura)或“なぐれ”(nagure)日語的假名起源于真假名，也就是全為漢字字形的萬葉假名。后來，日本人為了更方便地使用文字，便對文字進行拆分，把漢字的草書體和偏旁部首拿出來，簡化和整理之后，形成了今天的片假名和平假名。由于漢語的影響，日語音節在訓讀和音韻方面也發生了變化。日本的漢字部分，按漢語的發音讀出來，叫音讀；只取漢字義，讀日語音，叫訓讀。在漢語影響下，日語的音韻開始出現了音變、拗音、濁音，也出現了“ラ”行的音（“ラ”是日語的片假名，讀音類似漢語的“拉”ra）。目前，日語中采用訓讀方式的字非常多。有的與漢字擁有同樣的意思，如“川”“山”；“稼”，漢語表示“種植谷物”，日語則代表“掙錢”；日本在吸收漢字的過程中，常常會遇到一些漢字表達起來比較難或者日本特有的概念。為了解決語言的落地問題，日本人創造了“國字”，國字的構成基礎依然是漢字，一般以會意的方式出現。例如：與此同時，日本在引入漢字的過程中，也吸納了不少漢字的特色文化，保留了漢語成語及習語的部分表達方式，使得一部分漢語成語仍然在日語中廣泛使用，如：自由自在、馬馬虎虎、雞鳴狗盜、臥薪嘗膽…… 與此同時，日本人也充分借鑒這樣的文化表達方式，根據漢語創造了一部分成語或習語，如：“情人眼里出西施”，日語表達為“面タの楊貴妃”。 中國文化中含蓄的表達方式也影響了日本語言結構，使其具有了含蓄表意和淡化邏輯的特點。例如：“不吃了嗎?”，在日語中表達為“食べませんか”。（ません表否定，か是疑問助詞，同樣是“不了嗎？”的意思） 這句話原本的意圖是想要對方再吃點，形式上卻用疑問和否定的語氣，反襯出說話者的真實含義及禮貌的態度。此外，日本在佛學、儒學文化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具有日本國特色的文化，日本國內流行的俳句則是在中國詩歌的影響下逐漸形成。日本對中國文化的借鑒，史書中不乏記載，書中許多內容似在自表：“你反正也是學我，根系還是在我這?！?/span>唐宋時期，大量日本使節來中國學習先進文化，史書中開始出現對日語的記載。《隋書》《東夷列傳》“倭國傳”中指明了日本文字的起源：“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于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宋史》“日本傳”則指出日文漢字起源于中國這一歷史事實：景德元年，其國僧寂照等八人來朝。寂照不曉華言而識文字。繕寫，甚妙。凡問答并以筆札詔號。這說明，當時的日本僧人盡管不會說漢語，不能直接用漢語與當地的中國人進行交談，但是由于他們通曉漢字，可以使用這種兩國通用的文字（漢字）進行“筆談”。南宋時期，在羅大經所著的《鶴林玉露》中空前的出現十幾個日語單詞的記錄：僧言，其國稱其國主曰天人國王。安撫曰牧隊。通判曰在國司。秀才曰殿羅罷。僧曰黃榜。硯曰松蘇利必。筆曰分直。墨曰蘇彌。頭曰加是羅。手曰提。眼曰媚。口曰窟底。耳曰弭弭。面曰皮部。心曰母児。腳曰叉児。雨曰下米。風曰客安之。鹽曰洗和。酒曰沙嬉。真正有關日本特有的語言文字（假名）的詳細記載則出現在元代的史書資料《書史會要》中，書中提到漢語在當時的日本社會占有優勢地位，與此同時，除漢語外，日本也有特有的文字（假名）的存在，且已經具備了相當高的系統性和完成度。明朝時期，倭寇擾邊，朝廷的統治受到威脅，抗倭斗爭的需要促使中國出現了第一次日本研究高潮。明亡清興，邊患消除，天下太平，關于日本的研究復趨平靜。1868年以后，隨著日本明治維新的日益深入，日本社會產生巨大變革。中國第一任駐日公使何如璋的赴任日記《使東述略》（附《使東雜詠》，1877年）中寫到：近趨歐俗、上自官府，下及學校、凡制度器物語言文字，靡然以泰西為式。 說明在明治維新后的日本社會，漢語對日語的影響力已逐漸式微，甚至大有被“泰西文字”取而代之的趨勢。與此同時，文中也使用了一些日語漢字詞：今天的我們看到這些詞，幾乎一點也不陌生，因為它們被部分借鑒到漢語中，成為了所謂的“日制漢語”。這些新詞匯，是明治維新后，日本對西方詞匯的翻譯。日本人對這些西方詞匯進行新的理解，利用漢字表意的特性翻譯出一系列意譯詞，這類新的詞匯就被稱為“日制漢語”（也稱“和制漢語”）。例如，“revolution”被譯為“革命”，是借鑒了《周易》：此外，還有一些詞也來自我國古代文學作品，比如，“physics”被譯為“物理”，是借鑒了杜甫的《曲江二首》：此外，日本有些詞語含義，雖是借鑒中國，但詞語意思完全不同，例如“故意”，在日語中指舊情，借鑒了杜甫的《贈衛八處士》：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 這些漢字詞已不是中國古代詞語的本來面貌，在近代文明進程中被賦予了新的含義，成為了新的現代詞語。而在中國與日本的交流中，日制漢語則反哺回中國。與思想、觀念、科學、藝術等近代文明相關的詞語如“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干部”“藝術”“交流”“否定”“肯定”“假設”“供給”“健康”“政策”“政治”“化學”“物理”“警察”“人格”等正是在此時傳入我國。而“~化”“~性”“反~”“超~”等表達，也都是日本在西方造詞法基礎上的翻譯創造。與此同時，也有少量“純日產”的日語傳入我國。例如：直到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政府對化學物質、度量衡等進行重新命名時，才將當年日本傳入的水素、酸素、吋、粁等詞逐漸淘汰。此外，還有一些日式外來語現在仍然使用，例如瓦斯（煤氣）、淋巴、俱樂部等。講到這里會有人問，難道當年中國人就沒有對西方詞匯的翻譯嗎？當然有，中國人對西方詞匯的翻譯主要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以章士釗為代表的音譯。比如：這種方法并未成功，因為每一個漢字有特殊含義，只按照發音組成的詞語一方面不利于理解，另一方面很難記憶。對此，日本的意譯法對應翻譯出的“電話”“民主”“科學”，在今天仍被廣泛使用。 第二種是以嚴復、林紓為代表的的意譯，翻譯比較古雅。比如：由于當時社會日語翻譯的普及更廣泛，因此，以上兩種翻譯方法都沒有成功。
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他將原書名中的'evolution'譯為“天演”，現在我們使用的“進化”其實是日譯如今，當年由我們翻譯的“新漢語”主要見于《幾何原本》《萬國公法》《海國圖志》《英華字典》以及其他西學書籍的漢譯本中，今天大多已經廢止不用，但是《海國圖志》和《萬國公法》的名詞則大多數流傳下來，還被翻譯到日本，成為日后和制漢語創作的重要基礎。我們為什么棄用了本國人的翻譯，而選擇了日譯版本呢？還要從這兩個人說起。中日交流歷史上，黃遵憲對日語的認知在中國產生了較大影響。黃遵憲是清末著名外交家、革新家，是初代駐日公使的隨員（參事官），在日本生活了五年，因熟悉兩國文化，頗有個人見解。
黃遵憲在對日語獨特的“漢字假名混雜文”特點作分析的同時，也對日語的假名文字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一度認為：“茍使日本無假名，則識字者無幾”。因此，他認為漢語也應在日語的啟發下，改進為書寫方便、“言文一致”的新型文字。與此同時，對日語論述最全面、評價最高的當為梁啟超。他在《清議報》第十期上發表的《論學習日本文之益》（1899年）一文，疾呼“我國人之有志新學者，蓋亦學日本文哉”。在對學習日本語言文化方面，梁啟超一度還有相對“偏激”的論斷：而學日本文者，數日而小成，數月而大成。日本之學，已盡為我有矣。 有學日本語之法；有作日本文之法；有學日本文之法；三者當分別言之。學日本語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學日本文者數日小成，數月而大成。余之所言者，學日本文以讀日本書也。 作為其倡導的身體力行者，梁啟超在撰寫文章時使用了大量的日語借詞，在中日兩國近代漢字詞匯交流過程中發揮了重要影響。但在當時的社會，民眾并非都對日語，特別是對新出現的日語借詞表示歡迎。如彭文祖就在《盲人瞎馬之新名詞》（1915年）中對社會廣泛使用的“取締、取扱、取消、手續、場合、打消、切手”等近60個日語借詞（詞組）進行了詳細分析，認為對這些新名詞：此外，《新定學務綱要》中也正式提出禁令，規定“戒襲用外國無謂名詞，以存國文、端士風”。劉師培（1884-1919 ）也在《論新名詞輸入與民德墮落之關系》一文中，將新名詞的輸入與社會風氣聯系到一起，稱盡管如此，面對中日文化交流的滾滾大潮，大量的日語借詞通過留學生或在日學者、政治人物、外交人員的使用而融入到近代中國，豐富和發展了漢語詞匯，成為漢語外來詞的一個重要來源。在網絡文化盛行的今天，我們依然沒有停止使用日本詞匯。曾經的記“筆記”，如今變成了寫“手賬”，而“手賬”一詞就是日本對“note”的漢字翻譯。說法一換，瞬間變成眾多文藝青年的心頭好。此外，今天常見的網絡用語，如“宅”“萌”“~族”，以及由此創造的新詞“萌文化”“宅男宅女”“干物女”“敗犬女”“二次元”等，均是由日本引進而來。 “~~控”一詞，來自日語的“コン”，它是指很喜歡某事物或某類人的人，借用到漢語后，表現出極強的造詞能力，派生出例如：“表情控”“顏控”“正太控”“御姐控”等詞。“給力”一詞，來自日本動漫作品的日語臺詞「すごい地味ですね」的翻譯，為“不給力?。 薄：髞怼敖o力”一詞傳入中國，普及程度如何不言自明。前兩年，田馥甄一首《小幸運》火遍全國，而這種“小~~”的說法，是從“小確幸”而來，這個詞源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隨筆集《蘭格漢斯島的午后》：想要在日常生活當中找到自己的小確幸，多少需要一些必須遵守的個人規范存在。 據統計，如今為我們常用的漢語詞匯中，至少3000以上是借用的日本說法。同時，中國的專用詞匯，如“功夫”“武林”“小籠包”等也從未停止過向日本輸出。中國與日本，無論是歷史上的恩怨情仇，還是今天的風月同天，都印證著兩國始終是一衣帶水的鄰居。李運博：《古典文獻對日本語言文字的記述——從古代到清朝末期》，《日語學習與研究》，2012年第2期，第78-85頁。屈文生：《和制漢語法律新名詞在近代中國的翻譯與傳播——以清末民初若干法律辭書收錄的詞條為例》，《學術研究》，2012年第11期，第122-129頁。胡杰，劉曉飛：《漢語與日語的相互影響研究》，《長春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37卷第5期，第76-79頁。 王麗：《日語與漢語的相互影響》，《科技展望》，2016年第26卷第30期，第195-196頁。呂文濤：《語言接觸視閾下漢語中的日語借詞研究》，2019年華中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王婷：《21世紀以來現代漢語新詞中日語借詞的研究》，載《山西能源學院學報》，2019年第5期。袁佳瑩：《日語漢字詞對現代漢語的影響》，載《世界家苑》，2018年第7期。陳金娜：《試論漢語對日語的影響及意義》，載《神州·下旬刊》，2018年第1期。鄧圓：《漢語對日語語言文化的影響研究》，載《語文建設·下半月》，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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