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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萬物，本是客觀存在，然而詩家常常帶著自己的情感來觀照萬物，借自然意象來抒發情懷，因而萬物帶有濃厚的主觀色彩，正所謂“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這種滲透了人的主觀情感的物象在古典詩學中叫做“意象”。古典詩詞中的意象，常見的有月、花、鳥、流水、芳草、梧桐等，其中“月”這一意象更受文人青睞。 早在《詩經》中就有“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情兮”的詩句。在我國幾千年的文學長河發展過程中，月亮在詩詞歌賦中被文人拿來反復吟唱，而李白與蘇軾，是其中優秀的兩個代表。他們雖然處于不同的時空下，卻都對“月”的創作情有獨鐘。 從外在表現上看：李白的月，是飄逸壯大的；蘇軾的月，是清空灑脫的。 李白的詩歌，充滿想象，境界闊大，即便寫月亦是如此，詩中的月經常就是李白自我性格的寫照。物我合一，月亮被賦予“李白式”色彩。 在《月下獨酌》中，詩人由“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嬉戲中產生與月“永結無情游，相期邈云漢”的想法，雖是獨酌，李白卻能產生無限的想象與詩意。李白在詩中喜以“弄月”來表現自己的灑脫風采，如《鳴皋歌奉餞從翁清歸五崖山居》云：“憶昨鳴皋夢里還，手弄素月清潭間。”《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云:“一振高名滿帝都，歸時還弄峨眉月。”“賒月”更能表現李白與物相游的風采，如《送楊山人歸嵩山》：“暫就東山賒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二云：“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云邊。” 月與水在一起搭配很是常見，李白用江水襯托月色，氣勢壯大：“人疑天上坐樓船，水凈霞明兩重綺。相約相期何太深，棹歌搖艇月中尋。”（《江上贈竇長史》）；“月隨碧山轉，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覺云林幽。”（《月夜江行寄崔員外宗之》） 即便是邊塞的月，同樣很有氣勢，試看《關山月》：“明月出天山，蒼茫云海間”勾勒出了一幅尤為壯闊的邊塞圖景。以廣闊的空間和時間作為背景揭示了戰爭給人們帶來的痛苦，而在這萬般痛苦之中又飽含著強烈的思想之情。 作為宋代文人，蘇軾有典型的宋人的特色，他雅致，內斂，因此對月光映落酒杯的清冷境界尤為喜愛：“先生獨飲勿嘆息，幸有落月窺清樽。”“山城薄酒不堪飲，勸君且吸杯中月。”在月色中飲酒，更讓人陶醉，別有一種雅趣。 而半生的坎坷遭際，宋代“儒釋道”三教合一，因此蘇軾既有用世之心，又有禪悟的“空境”，一種入禪之境。試體會：《點絳唇》（閑倚胡床）“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 蘇軾對現實有不一樣的思考，如《行香子·述懷》云：
同樣是月下獨酌，東坡從“浮名浮利”而“虛苦勞神”的經歷中徹悟“作個閑人”的好處。 從內在意蘊上看：李白的月，是浪漫的自我；蘇軾的月，是現實的鏡子。 王國維說：“一切景語皆情語。”尤其是古典詩詞中的寫景，大多不是純碎的寫景，一般都是將寫景與抒情言志融為一體。 若是借月抒懷，李白就更有一種“李白式”的豪氣，《行路難三首》之三說：“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云月？”李白以“無名”為貴，“無名”就是獲得與天地齊驅的“大名”，這種灑脫不羈竟超過了古人以及云月。這三首《行路難》寫與李白被“賜金放還”之后，詩人一邊發著牢騷，不斷吟詠著“行路難！行路難！”，但也不忘保持著風度，堅信“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明月。”，寫這首詩的時候，李白已經50多歲了，但依舊碌碌無為，那又怎樣呢？李白從不避諱自己的志向，即便遭受生活與命運的諸多打擊。 蘇軾的詩歌，則多充滿對命運多舛的自我開解，富有人生哲理，甚至浸潤了禪味。東坡在借月傳達志向的同時展現對人生價值的思考。《次韻吳傳正枯木歌》：“天公水墨自奇絕，瘦竹枯松寫殘月。”豈非正是對自己一身傲骨的刻畫？“殘月”與“瘦竹”“枯松”一樣，堅守著自己認為正確的。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豈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艷排冬溫。松風亭下荊棘里，兩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云嬌墮砌，月下縞衣來扣門。”表面上寫的是梅花生長環境的荒僻與其外形的瑩潔，實則有自述固窮守潔之意。 又如《東坡》詩云：“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確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在缺憾的人生道路上，蘇軾卻選擇笑傲崎嶇路，樂得自在。他的詩詞中，有現實的折射，是他真實心境的展現，蘇東坡是個天生的樂天派。這種灑脫，在后世圈了無數粉。每一個在現實中遇挫的人，都能跨越千年，從蘇軾那里汲取力量。 《前赤壁賦》中，蘇軾徜徉在赤壁古戰場中，在“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的月景中，同行游客們“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當有人悵然悲觀地“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嘆不能“挾飛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之時，東坡卻給出了思考的結果：“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明月亙古不變地懸照在詩人眼前，詩人也主動融進了無邊的月色中，盡情享受江上的清風，山間的明月，俯仰天地，忘懷得失。東坡以如仙的風骨，達觀積極、順其自然的心態面對人生，在與清風的交流、明月的融合中實現了對自身的超越。 葉嘉瑩先生說得有趣，李白是個天才，東坡也是天才。只是，李白是不幸落到人間的，所以他這個人做事寫詩都是在像一張網里抗爭；而東坡，他是個凡人，卻沾染了幾分仙氣兒，他用這“仙氣兒”來解脫人生的不幸。（此段參考了《葉嘉瑩說初唐詩》） 要之，李白筆下的月意象主要體現出壯大自我情懷，“月”與“我”渾然莫辨，其形態又隨物賦形，從而形成了一種人與物自由來往于天地之間的飄逸之感；蘇軾筆下的月意象則更多地體現一種領悟人生的通透，填充了人格特征，有一種清雅自適與自我完善，充滿了一種由自然而禪悟的哲理意蘊。 不妨將兩人比較相近的兩篇作品做一比較。李白的《把酒問月》：
蘇軾的《水調歌頭》：
李白欲“問月”，對月有所深思，但在作品中，我們看到作者所問的只是何以月常在而人卻不能隨這一古老的問題，灌注在其中的連接古今的濃濃愁緒，由此生出及時行樂的感喟。 蘇軾的創作是李白作品的繼續，蘇軾則在前兩句中就概括了李白的思索內容，卻又增加了“高處不勝寒”的感遇之思和“此事古難全”的通達之悟，尤其是“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可謂道盡了人生的真相，有著濃厚的哲學意味。 簡言之，李白的月，寄托著詩人滾燙的感情；蘇軾的月，承載著詩人理性的思考。 榮格認為：“每一個意象都凝聚著一些人類心理和命運的因素，滲透著我們祖先歷史中大致按照同樣的方式無數次重復產生的歡樂與悲傷的殘留物。”中國古代詩詞中這種對“月”的澄澈、靜謐、柔和的審美傾向，正是體現了中國人天生含蓄、內斂的氣質。華夏民族大抵是有一種內剛外柔的民族性格的，內在澄澈晶瑩，外象柔美靜謐的“月”恰恰暗合了這種特性，因此許多中國古代詩人不約而同地選擇“月”這一意象。 李白與蘇軾，這兩位不同時空下的優秀詩人，以他們詩人特有的敏銳與精妙的審美，帶我們走近古典詩詞中“月”的豐富的意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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