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論與新方法專題 | 趙鼎新：論機制解釋在社會學中的地位及其局限

趙鼎新，浙江大學社會學系、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

自默頓提出中層理論概念后（Merton，1967），一種輕視甚至是忽視宏觀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者作用的機制分析方法在美國社會學中逐漸占據主流(如Coleman，1990；Elster，1989，1998；Hedstrom & Swedberg 1998；McAdam et al.，2001；Stinchombe，1991)。我和我的同事阿伯特在不同場合對以機制為中心的方法提出過批評(趙鼎新，2015，2018；Abbott，2007；Zhao，2009，2015)，相似的批評在國內也有呼應（渠敬東，2018）。但是，雖然機制解釋有大量的支持和批評者，人們對機制概念的理解卻有各種偏差。更重要的是，雖然機制分析存在各種弱點，社會機制卻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我們放棄了機制解釋的努力，社會學發展勢必會步入更為嚴重的誤區。為了讓國內的學者能更準確地掌握機制概念，更好地運用機制解釋，更深刻地了解機制解釋的弱點，并能最終建立起基于機制解釋同時又超越機制解釋的“中國學派”，筆者準備以兩篇文章的篇幅就以下六個問題展開討論：（1）什么是機制和機制解釋？（2）機制解釋為什么重要？（3）形塑著人類行為方式的主要社會機制有哪些基本類型和特色？（4）從詮釋學角度來說，機制解釋有什么弱點？（5）西方社會學家在面對機制解釋的弱點時采取了什么補救方式，這些補救方式有什么缺陷？（6）機制解釋的出路何在？本文主要討論前四個問題，把后兩個問題留給下一篇文章。

一、什么是社會機制？

政治學界的領軍人物埃爾斯特對機制的定義如下：機制就是通常由未知條件所引發的、后果不確定的一個因果關系（Elster，1998：43)。這短短的定義竟然出現了兩個錯誤。首先，引發機制的條件一般是已知的。比如，搭便車機制的引發條件要么是只有群體而沒有組織，要么是組織缺乏激勵和懲罰手段。價格規律的引發條件就是商品經濟下的人的需求和心理特征。其次，機制的后果也應該是確定的。就價格規律來說，供應量增加了，價格肯定下跌，反之亦然。如果某物品的供應量上升沒有導致價格下跌，這絕不是價格規律的后果具有不確定性，而是因為其他因素的存在減弱了價格規律的重要性。本文強調，所謂機制，就是一組在控制條件下能被持續觀察到同樣也能通過推理獲得的、因此是可以被解釋的有著固定互動規律的因果關系。

（一）結構和機制

社會結構和機制概念有不少重要差別。一般來說，社會結構可以指某種有形或無形的社會差異的概括（如人的貧富、建筑的空間結構、觀念等方面的差異），也可以指某種國家或機構的行為所造成的結構性的影響（比如上山下鄉運動對于知青的巨大影響），但是社會機制指的只是一組有著固定互動規律的因果關系。

一般來說，機制對于社會結構有一定的從屬性。一個特定的社會結構一般都會引發多種機制。不同的社會結構則會引發相同或不同的機制性因果關系，并使某些機制成為主導，另外一些機制失去重要性。例如，價格規律揭示了供需關系和價格之間的固定因果關系，但它只有在現代市場經濟這一宏觀結構下才成為主導性機制。因為各種有形或無形的社會差異所形成的結構相對于機制來說更偏于宏觀，社會學中關于宏觀結構和機制之間關系的討論也被稱為微宏觀鏈接問題(micro-macro linkage & Alexander et al.，1987)。

“搭便車”理論，也即公共物品悖論，是一個重要的機制。在社會學中，公共物品指的是一種大家都需要、一旦存在就很難被壟斷的物品。比如，和平、秩序、公正等都可以被看作是公共物品，因為它們一旦存在，無論你作為個人是否對它們的產生有過貢獻，你都能享有這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悖論可以作如下表述：公共物品的性質決定了每一個理性的人都想讓他人為公共物品的產生付出代價，自己坐享其成。人數越多，這問題就越大，因為每個個體為某公共物品奮斗的自豪感和成功的可能性會隨著人數的增多而不斷減小。搭便車機制在不同宏觀結構下的重要性很不一樣。比如，它在私人企業中一般不起重要作用，但在干多干少都一樣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就會成為影響相關人群行為的關鍵機制。

也可以換個角度來理解結構和機制的關系。比如當我們說大規模工人運動只會發生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時，我們指的是工業資本主義這一宏觀結構會產生許多作用相似的有利于工人運動發展的機制；或者當我們說某些類型的國家更有利于經濟發展時，我們指這類國家及其相應的一些結構性行為會激發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機制。當我們說兩類社會現象之間有因果關系時，既可以指解析得非常清楚的微觀層面的機制性關系，也可以指包含許多或清楚或不清楚的機制性關系的宏觀結構性因果關系。

（二）機制和法則

在科學領域，另外一個與機制相近的概念是法則（或者說定律）。西方學者都認為機制和法則完全是兩回事。比如，埃爾斯特對法則和機制做了如下不同的定義（Elster,1998:48）。

法則：如果條件C1，C2，…，Cn成立，E總是成立，那么E就是一個法則。

機制：如果條件C1，C2，…，Cn成立，E有時候成立，那么E就是一個機制。

筆者則認為法則和機制描述的其實都是一組固定的結構性因果關系，因此給它們下了同樣的定義。

法則：如果條件C1，C2，…，Cn成立，E總是成立，那么E就是一個法則。

機制：如果條件C1，C2，…，Cn成立，E總是成立，那么E就是一個機制。

既然定義相同，它們的區別在哪兒呢？筆者認為，法則和機制的區別僅僅在于條件C1，C2，…，Cn在非控制的自然狀態下能夠成立的程度。具體來說，法則在非控制的自然狀態下總是能得到體現，而機制則只能在高度控制下（比如在控制實驗中）才能得到充分體現。

牛頓第二定律就是一個法則，因為它所刻畫的因果關系(f=ma)在宏觀（C1）和低速（C2）條件下總是成立。而宏觀低速指的是物體大于基本粒子，速度低于光速。這就是說，牛頓第二定律在人能直接感知的世界中總能得到很好的體現。但價格規律只是一個機制，因為只有在以下條件都滿足的情況下，價格才會完全由供需關系決定：人必須完全理性（C1），信息必須充分通暢(C2)，交易必須完全沒有成本(C3)，等等(…Cn)。但是這里面任何一個條件在現實世界中都很難得到完全滿足，或者說在現實條件下價格規律很難得到完全體現。

總之，法則是廣適性的機制，機制是理想條件下才能成立的法則（趙鼎新，2015：4）。

二、機制解釋的重要性

機制解釋之所以會在社會學中占據關鍵位置，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人類社會確實存在著大量高度影響個體和集體行為方式的機制。這些機制既影響著個體對外界事物的感知、理解、反應以及與他人的交往方式，也影響著人類作為一個集體的組織方式、組織行為以及各種主宰與支配形式。無論一個人對機制解釋持什么態度，都很難完全避免從機制角度來理解各種社會現象。

第二，在機制解釋盛行之前，主導社會學的是宏觀結構解釋。從宏觀結構視角出發的學者并非不講機制，而是認為機制是從屬于宏觀結構的，因此，要想了解什么機制在社會上起主要作用，首先要看主導社會的宏觀結構是什么。比如，從不同國家的生產關系這一宏觀結構出發，摩爾（Moore,1966）分析了英國、日本和中國等國的社會中各個主要階級的利益和矛盾，并以此為基礎分析了這些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走上不同政治道路的原因。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分析也是一個經典例子。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關系構成了形塑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結構條件，并且其重要性會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日益凸顯。

宏觀社會結構分析高屋建瓴。但是，如果我們看問題的視角受到某種意識形態的誤導，或者說過度重視某些社會結構而忽視另外的社會結構，我們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并對社會實踐產生錯誤的指導，其后果常常是災難性的。如果說蘇聯的垮臺是教條的馬克思主義宏觀結構理論所帶來的后果，那么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伴隨著“第三次民主浪潮”發生在許多國家的戰亂、族群沖突和原教旨主義宗教復興等亂象則是教條的自由主義的宏觀結構理論所帶來的后果。相反，機制解釋直接把我們引入微觀領域，它近于瑣碎的結論也許解決不了什么問題，但也避免了我們大規模地誤入歧途。

三、社會機制的主要類型和特點

在社會學中，許多被稱為機制的現象其實與因果機制關系不大。此外，社會機制有很多類型，它們的性質也和自然機制有很多不同。只有對這三點有一定的了解，我們才能清楚地知道人類社會的特點以及機制解釋的關鍵難點。

（一）非明確性因果關系

把一類背后有著多種因果關系的社會現象統稱為機制，是社會學分析中的一個常見的錯誤。比如，有學者把諸如生殖、擴散、協調、媒接(brokerage)、分化(differentiation)、模仿(mimicking)等現象都視為機制(McAdam et al.，2001)。乍聽之下，這似乎有道理，因為我們可以說生殖導致了一個種群的增長，或者說擴散導致了某種形態的推廣，等等。可是，盡管鳥類和哺乳動物都生殖繁育后代，但它們的生殖機制是完全不同的。生殖是需要被解釋的生物現象，而不是解釋其他生物現象的機制(Zhao，2009)。擴散也是如此。時尚、謠言、意識形態、某種產品或者行為方式都需要擴散才能被廣而知之，但是上述現象有許多不同的擴散方式，并且每一種方式的背后都有不同的機制。因為擴散產生的原因及其帶來的結果都不明確，擴散并不能被視為機制。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主流雜志以及中國的《社會學研究》等雜志的文章中出現的許多“機制”都是在解釋學上沒有意義的非明確性因果關系。為避免出現這個錯誤，我們必須辨明非明確性因果關系和因果性十分明確的機制之間的區別。

（二）普適機制和特殊機制

有些建立在機制解釋基礎上的文章一經發表后就得到廣泛重視，但是大多數此類文章卻不受重視。這背后有許多原因，其中最為主要的就是那些被廣泛重視的文章所刻畫的往往是普適性機制，而那些不被重視的文章中所刻畫的往往是只在某一具體案例上才起作用的特殊機制（ad-hoc mechanism）。價格規律和搭便車就是普適機制，因為它們在大量場合下都會有一定的作用。筆者在后文中會專門分析的偏好偽裝（preference falsification)也是一個普適機制。比方說，我們經常會聽到“現在的青年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這樣的言論。我們也會經常聽到對以上觀察給出如下的解釋：“他們都是獨生子女，從小被父母和祖父母寵壞了”。這個回答的背后其實是一個僅在家長子女關系下才有意義的特殊機制：家長越寵子女，子女就越缺乏自理能力。其實，社會學雜志發表的大量建立在機制解釋基礎上的文章所刻畫的都是一些只在某些具體案例中起作用的特殊機制。

二戰以后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一般都會采取進口替代策略來生產原本要從西方發達國家進口的工業產品。為了保護新興產業，這些國家都會對本國產業進行大量補貼，并對國際同類產品加收關稅。其結果是雖然這些國家能生產一些新產品，但是它們的產品質量相對較低，造價高昂，難以與國際上同類產品競爭。我們可以從這個例子中總結出如下機制：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保護壁壘越高，被保護產品的成本就越高，在國際上也就越是缺乏競爭力。這也是一個特殊機制，因為它只針對進口替代產品的競爭力這一問題有效。

這一例子和前面的那個家長子女關系的例子刻畫的都是特殊機制，但它們所揭示的規律卻很相似，并且可以抽象成一個與原有案例無關的更具普適性的機制：任何形式的保護都會降低個人或者組織的自立能力和競爭力，并且形成被保護方對保護方的依賴。以上例子是想告訴讀者，在發現了一個特殊機制后應當怎么通過抽象思維來獲取更具有普適性的機制，從而增強研究的理論意義。

（三）特殊機制的重要性

一般來說，普適性機制適用范圍更大，也會受到更多關注。但這并不絕對。威爾遜是聞名全球的美國黑人社會學家。他的名著《真正的窮人》（Wilson，1987）想解答如下問題：為什么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黑人解放運動后，美國黑人的總體處境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成了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他的解釋是：隨著美國對黑人的歧視減少以及城市的去工業化，原來住在緊鄰市區的黑人社區里的黑人精英大量移居到以白人為主的郊區，使得傳統黑人社區的窮人失去了社區領袖，不但沒有了學習對象，還失去了和主流社會人士接觸的機會。黑人社區的境遇因此變得日益糟糕。威爾遜的分析背后是一個悖論性的關系：美國白人族群平等觀越強，黑人精英就越可能搬離受到貧困和犯罪困擾的黑人社區，黑人社區中處于社會下層的人士的境遇就會變得越差。顯然，威爾遜提出的只是一個和美國黑人社區窮人境遇有關的特殊機制，但是此書一出版就暴得大名，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這個例子說明，如果面對的是一個大家關心的問題，即使答案僅僅是一個特殊機制，也可以獲得很大的關注度。

與做美國研究不同，僅做中國研究的中國籍社會學家在美國較難立足。假設有一個在美國讀書的中國博士生想寫一篇關于中國農民工進城的論文，想講一個與《真正的窮人》類似的故事：隨著大量的農村青年，特別是農村有知識的青年進城，中國農村成了“6199部隊”（兒童和老人）的留守地。這一改變大大減少了中國農村的文化資本，導致農村傳統文化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但是，如果這就是論文想傳遞的信息的話，在美國也許連論文開題報告都通不過。即使開題報告通過了，憑這樣的論文在美國也很難找到理想的工作。個中原因很簡單。對于大多數美國社會學家來說，中國故事只有在能論證或者引出一個具有一定普適性的機制時才有意義，否則誰會在乎一個只是與中國情境相關的特殊機制？對于絕大多數中國籍博士生來說，能通過經驗研究提出有意義的問題并找出一些特殊機制，其實也就很不錯了。但是，這樣的博士論文對于做美國研究來說是可以的，對于在美國做中國研究卻遠遠不夠。這就是為什么大多數中國學者得靠統計方法在美國高校立足，畢竟中國人在這方面是有優勢的。

在極少數場合，一個特殊機制的影響甚至會大大超過它背后蘊藏的普遍機制，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就是這么一個例子（Said，1978）。東方主義給我們講了如下的故事：西方學者在研究“東方”伊斯蘭文明時都帶著一種歐洲優越感和隨之而來的文化偏見。因此他們的著作往往會把“東方”描寫成一個原始、非理性、暴力、專制和落后的地方。他們的研究不但過度強調歐洲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不同，并且長期為歐美帝國主義服務。薩義德的理論表達的是一個特殊機制：西方學者對“東方”的偏見越強，他們的研究和分析就越不靠譜。但是，它的背后卻蘊藏著一個更具普適性的機制：人們在閱讀一個文本或異域文化時都會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頭腦中已有的知識框架與該文本或文化進行比對，并把自己頭腦中的框架作為理解該文本或文化的基礎。一個人大腦中原有的知識框架越強大，對某文本或者異域文化的理解可能就越偏頗。這其實就是一個著名心理學機制——閱讀即猜測（reading is a guessing game，即閱讀是讀者把心中已有的框架與閱讀文本進行比對的過程）——的特殊表達。本文讀者中肯定有許多人聽說過薩義德這個名字和東方主義概念。但是，雖然閱讀即猜測是心理學領域一個廣為人知的常識，我敢斷定本文讀者中知道這一機制的人不會太多。原因很簡單：閱讀即猜測的普適性使它與具體社會情景的鏈接相對松散，而東方主義的特殊性使它能和當時趨于上升的新左派學術和政治產生緊密關聯，從而成為非歐洲中心主義的文學理論、文化批評理論、后殖民文化研究和中東研究的起點。

（四）涌現機制

社會學中有方法論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和方法論整體主義（methodological holism）之間的爭論。方法論個人主義者堅持個體的意識和行動應該是解釋任何社會現象的出發點，而方法論整體主義者則認為解釋社會現象時只需要在該現象出現之前的種種跡象中尋找原因，而沒有必要訴諸個體的意識和行動。筆者想在這兒提出涌現機制（emergent mechanisms)的概念。大家可能對涌現性質（emergent property）的概念更為熟悉。如果一些更低層級的社會現象在疊加后發展出了疊加前所沒有的性質，該性質就是涌現性質。一般來說，涌現性質產生是因為出現了疊加前所沒有的涌現機制。涌現機制概念也許能幫助我們超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之間看似重要其實意義并不大的論爭。

某商品供不應求大家就會搶著買，該商品就會漲價；反之，某商品供過于求就會滯銷和跌價。價格規律機制的確是個體意識和行動的直接結果。與價格規律相同，前文提及的搭便車機制或偏好偽裝機制以及大量其他社會機制刻畫的也都是個體的意識和行動與其直接后果之間的規律性關系。方法論個人主義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是有道理的。

也有許多機制雖然與個體行為有緊密關聯，但是卻與個體行動時的意識沒有直接關系。這些機制描述的是一些很難從一個和數個個體的行為中直接得出的因果關系。因為它們只有在更高的社會層面才會涌現，因此筆者稱之為涌現機制。組織社會學中有這么一個機制：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組織之間的性質越接近，它們之間的競爭就越激烈，而長期競爭會使得同類組織在性質上逐漸趨于不同。這是一個涌現機制，因為無論組織中個體怎么想和怎么做，這一機制都會存在，并且這一機制只有在組織競爭時才會得到呈現。筆者曾指出，部落聯盟（而不是帝國）才是古代草原上穩定的國家形式（Zhao，2015）。這個觀點的背后蘊藏著如下的因果關系：古代的技術條件決定了帝國的稅收和控制只對定居者才有可能，也就是說，游牧者不斷隨著水草生長而長距離遷移給帝國的有效統治造成了巨大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一種能讓各部落在遷徙、草場范圍、抵御共同外敵等問題上協調的部落聯盟就成了較能持續的政體形式。我所闡述的也是一個涌現機制，因為該機制的存在與各個部落成員的意識無關，并且該機制只有在部落和國家層面上才會呈現。

有了涌現機制的概念，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整體主義的爭論意義就不大了。簡言之，我們面對的是兩類社會學機制：第一類刻畫的是個體的意識和行動與它們導致的直接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第二類機制的產生不但與個體的意識和行為無關，并且只有在更高層面上才會涌現。方法論個人主義僅適用于前一類機制，對后一類機制來說，從個體的意識和行動出發來分析世界不但沒有必要，而且會把我們引入各種誤區。

（五）社會機制的正反饋特性

機制可以分為正反饋機制和負反饋機制兩個大類。如果一個系統有信息輸入端（A）和接收端（B），所謂的負反饋機制就是當A值提高后造成B值提高，但是B值提高后信息的反饋將導致A值降低的一類機制。所謂的正反饋機制就是當A值提高造成B值提高，而B值提高后的信息反饋又將導致A值進一步提高的一類機制。負反饋機制具有自穩定效果，由負反饋機制主導的系統因此也被稱為智力系統。正反饋機制則具有不穩定性，由正反饋機制主導的系統因此被稱為無智力系統。在這里，我想與讀者分享一個對于理解人類社會至關重要的社會學原理：主宰生物世界運行的主要是讓生命系統趨于穩定的負反饋機制。但是由于人有通過策略取勝和論證自我行為正確性的能力，主導社會發展的就成了正反饋機制。

體溫升高我們會流汗，體溫降低我們會發抖。這都是恒溫動物為了維持體溫而產生的機制。吃飯會導致血糖濃度提高，血糖濃度提高會讓體內胰島素釋放，胰島素的釋放會使得血糖濃度降低，這樣人就不至于在飯后產生糖尿病癥狀。生命體要存活就必須在多變的環境中達到自穩定，各種負反饋機制起到的都是這個作用。但是人在社會中所追求的不僅是穩定，還有權力和成功。個人的權力和成功欲望越大，他改變周邊環境乃至世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對權力和成功有強烈欲望的人士的追求就成了社會變遷的最大原動力。人的這一特性使得社會發展不再遵從生物世界的原則。具體來說，人類社會中的許多重要機制要么是正反饋機制（例如國際關系中的現實主義觀和相應的理論），要么是那些能在更大范圍內產生正反饋效應的負反饋機制（例如，價格規律是個負反饋機制，但是由之而產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與市場發展的關系則是正反饋的）。人類社會中的一些重要的負反饋機制都來自宗教和各種非自由主義世俗意識形態，以及與它們相應的制度和組織力量。這些意識形態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它們都壓抑人的權力和成功欲望的自然表達。然而，維系這些意識形態的制度雖然可以壓抑大多數人的人性，卻不能阻止人性（特別是有權力人士的人性）以各種扭曲的方式表達出來。這種狀況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理性的政府決策就變得艱難，政治就會變得專制、復雜和丑陋無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哈耶克是有洞見的（Hayek,1944）。

絕大多數社會學家對社會機制的正反饋特性缺乏清晰認識，因而他們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也顯得天真和簡單。社會機制的這一特征要求我們在方法論意義上建立如下的觀點：（1）文化延續必須要由各種制度來維系，文化不是基因，不具有超越制度的穩定性；（2）人類社會完全不具有生物世界的自穩定性，歷史不會有終結；（3）任何社會意義上的“成功”都是相對的，任何當今的問題解決方法都會給今后帶來“麻煩”。

動物是沒有智力的，但其生命系統卻都是有智力的；人是有智力的，但是人類社會卻是沒有智力的。對這一點我們必須時刻牢記。

四、機制解釋的問題

以機制為中心的社會學分析在西方受到了阿伯特的批評(Abbott，2007)，但他的批評卻不得要領。比如，阿伯特認為理性選擇假設是機制解釋的最大弱點。但是前文中已經指出，涌現機制的存在和作用方式與個人的意識并無直接關系。此外，大量的對個體行為乃至人類社會形態有影響的生物學和心理學機制的存在和作用方式也與個人的意識沒有關系。

可是，機制解釋的確存在著許多在詮釋學（hermeneutics）意義上的緊張，也即對案例的局部性觀察與案例本身作為一個客觀整體之間的緊張，以及從局部資料中抽象出來的解釋框架與事物內部真實的因果關系之間的緊張。具體來說，這些緊張主要是機制與宏觀結構之間的緊張、結構／機制與行動者之間的緊張、歸納性機制分析與演繹性機制分析之間的緊張，以及社會學機制解釋不得不面對的過度決定和重要性多變兩個詮釋學難點。

（一）機制和宏觀結構脫節

筆者在前文中指出，計劃經濟體制下工人干多干少都一樣，因此搭便車就成了限制經濟效率的重要機制。這里不但運用了微觀社會機制，即奧爾森的搭便車困境，并且強調了宏觀的計劃經濟體制是讓該機制變得重要的結構性條件。古爾德（Gould，1991）指出巴黎的社區網絡是巴黎公社武裝的一個重要的動員基礎，但是他同時也指出了使巴黎的社區網絡變得重要的宏觀結構條件——塞納省省長奧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的巴黎城市改造計劃。在這兩個例子中，微觀機制分析和宏觀結構分析是互補關系，而不是對立的方法，并且宏觀結構條件和微觀機制在分析中可以互為情景，相互印證，從而加強了解釋的可信度。然而，在當前占主流的中層理論的理念指引下，西方社會學卻存在著微觀機制解釋與宏觀結構理論嚴重脫節的傾向。

例如，在教育社會學領域，大量的美國學者致力于通過精細的實驗設計和復雜的統計來分析中小學教育手段與教育質量之間的機制性關系。但是稍微了解情況的人都知道，美國中小學教育質量低下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教育手段，而在于窮人集中的街區的學校沒錢請好教師，而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不能也不愿出錢解決問題。在實驗社會學和實驗經濟學領域，學者們到非洲和其他經濟欠發達國家做了各種實驗，以證明在這些國家中影響經濟發展的高交易成本問題可以通過一些極其簡單的方法，比如鼓勵經商者加強相互信任，或者讓經商者接觸各種先進理念得到解決。殊不知，對于大量經濟不發達的國家來說，影響其經濟發展最大的問題在外是國際政治的制約，在內則是國家建構和民族建構的滯后（Evans，1995；Zhao & Hall，1994），而不是什么商人的觀念或者商人之間的信任。在社會運動研究領域，學者們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諸如網絡、組織、資源、機會和策略性話語這些似乎能給社會運動帶來直接正面效應的、在邏輯上屬于中間變量的因素（McAdam et al.，1996），從而忽略了“為什么同樣的策略性話語在不同的情景下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效果”，“為什么在有些情景下某類社會運動能獲取社會的廣泛支持，而在另外一些情景下同類社會運動就得不到廣泛支持”這類更具根本性的問題。在宗教社會學領域，西方社會學家往往會從宗教組織所處的社會網絡(Snow et al.，1980)、宗教的組織和制度性特征來分析宗教勢力的消長（Stark & Finke，2000；Finke & Stark，2005）。殊不知解釋任何一個宗教的消長不能僅看其本身的組織和制度，而要看宏觀的政治環境如何讓該宗教的組織和制度特征發揮出來（Sun，2017,2019)。

在中層理論思想的指引下，西方社會學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找到更可靠的具有實證性的機制和變量來解釋社會現象，而不是去分析那些機制和變量在具體情景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們與宏觀結構之間的關系。結果就是似是而非、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長知識不長智慧的學問在社會學中大行其道。但是，微觀機制和宏觀結構的關系又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其難點在于：人類有意無意的行動會改變某一微觀機制甚至宏觀社會結構在給定時空中的重要性，會創造出新的機制和宏觀社會結構，并且會近乎無窮無盡地改變機制和宏觀結構的組合方式。這就使得微觀機制和宏觀結構的結合問題成了一個需要一事一議的經驗問題，而不是靠提出微宏觀鏈接概念就能統一解決的理論問題。

（二）結構／機制和行動者的關系

社會學研究的著力點自然應該在機制或者結構/機制分析上，但人并不是社會機制或結構的奴隸，而是具有能動性的社會行動者。馬克思有過兩個充滿張力的闡述。在1845年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2012a：138）提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但是他又說，“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在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2012b：669）又提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我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這兩段意思相近的話背后想傳遞的信息是很不同的：前文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而后文則更強調社會結構／機制對人的行動的限制。馬克思可以根據文章的目的對人和社會結構／機制之間的關系進行不同的闡述，而我們對在社會結構／機制限制下人的主觀能動性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那么，問題就來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和社會結構／機制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這個問題非常復雜，以下我扼要介紹六種都不盡完美的觀點或方法，希望讀者能理解這個問題的難度所在。

一是傳統結構/機制分析。采取這種方法的社會學家有的也許真的會認為“革命是到來的，不是創造的”（Skocpol，1979），換句話說，他們會認為社會行動者，即便是革命領袖，也只是社會情形或者說結構／機制的產物。但是對于大多數社會學家來說，采取結構／機制分析視角應該只是一種方法論上的妥協，或者說他們在哲學層面上并不否認社會行動者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而只是想從結構／機制視角來分析某一具體社會現象，使我們能看到結構／機制視角在分析某一問題時到底能走多遠。當然問題并不這么簡單。首先，一旦采取這一視角，社會學的敘事應該怎么進行？在敘事中社會行動者是以被某種結構／機制編了碼的機器人出現，還是以結構／機制的囚徒出現（即結構力量太強，行動者的行動后果性不大）？其次，一個學者的邏輯能力越強，他敘事的自洽性也就越強。因此，某個學者之所以被認定為是結構／機制決定論者，也許只是因為他的敘事邏輯太清晰。

二是圍繞人物／事件的時間序列敘事。大多數歷史學家會采用這種敘事，革命者和主要關注大人物的政治學家也喜歡采用這種敘事。這類敘事的故事性強，因此往往能引人入勝。但是，這類敘事由于結構松散，更容易引入研究者的個人因素。因此，如果采用這類敘事的是一位大師的話，即使他的敘事很片面，我們也能從中學到很多東西。但是，這類敘事有一些非常明顯的弱點：其一是作者的個人特色（idiosyncratic）太強，因為材料掌握程度不同、領悟力不同以及個人價值觀不同，不同作者對同一事件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敘事。其二是門檻太低，圍繞著人物／事件的時間序列敘事是不需要任何訓練就可以完成的敘事方式。對于在文本功夫上“家法”較嚴的歷史學來說，這一問題還比較小。但是對于中國社會學和政治學這些相對較新、專業準則尚未建立得很好的學科來說問題就大了。我想點明的是，雖然以事件、關系和過程為核心的時間序列敘事在西方社會學中得到了很大的關注（Abbott，2001，2016；Emirbayer，1997；Sewell,Jr.，2005; Tilly，2002），我們切切不可忘記這是美國的前沿學者對于自己國內高度專業化的、有過度定量和靜態機制分析傾向的社會學的反制。其實，優秀的社會學家在分析中都會考慮到事件、關系和過程，只不過他們最終想揭示的是事件、關系和過程背后的結構／機制邏輯，而不僅僅是故事的事件、關系和過程本身。但是自從西方社會學的一些領軍學者提出了各種新敘事概念后，不少青年社會學家為了發表方便，直接把這些新名目作為“理論”，結果是出現了一批問題意識發散、不講機制、沒有因果、不懂行動者的權力和約束而只有個性化敘事的文章和著作。當前中國社會學專業水平還不能與美國相比，國內不少學者也沒有很好地掌握機制解釋。因此，如果我們在沒有學好走路前就開始跑步，也跟著美國前沿學者對“中層理論”展開批判，中國社會學就可能會發展成為一個邏輯混亂、學術基本功極差的學者狂歡的舞臺。其三是學科合法性的問題。社會學的核心是結構／機制敘事，而不是事件／過程敘事。如果大多數社會學家都熱衷于圍繞著歷史轉折點、歷史性時刻，或者分水嶺事件這些概念去建立各種事件／過程序列敘事，那么社會學不就成了歷史學了嗎？

第三，把歷史分成普通時期和特殊時期（或稱穩定期和動蕩期）是處理結構／機制和行動者關系的一種妥協方式(Swidler，1986)。在普通時期，社會結構和相應的某些機制有主宰性力量，但是在一些特殊時期，比如革命前夕，或者某公司或國家的高層領導之間的關系出現重大裂痕之時，原來占據主導的結構和相應的機制就有可能被打破，社會行動者的行動因而也就變得重要起來。這個想法很符合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問題是，我們應該采用什么準則來判斷什么是普通時期，什么是特殊時期？是否僅僅因為我們喜歡的某些人物或者某類事件成功了，我們就把那個時期定義成特殊時期？普通時期和特殊時期的概念對經驗研究來說有一定啟發意義，但是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結構／機制和行動者之間的緊張關系。由于并沒有一套公認的區別普通時期和特殊時期的準則，個人價值觀難免會以各種方式從后門潛入。

第四，處理結構／機制和行動者關系的另一方式是把歷史分成長時段（longue durée）和短時段（Braudel,2009）。其背后的邏輯是：社會行動者的行動在短時段內會有很大作用，但是在長時段，行動者的作用就會變得有限，而結構/機制的力量就變重要了。這聽上去非常有道理，但是，首先，它不能提供經驗層面的解決方案。比如，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統治了二十多年，時間不算長，但是過來人是絕不會把它看作短時段的。更何況國民黨這一時期的統治對今天的政治，特別是對兩岸關系和中美關系還有重要影響。其次，歷史上也發生過一些具有不可逆轉性的分水嶺事件。秦始皇統一中國、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誕生、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法國革命以及蒸汽機的發明就是這樣的例子。雖然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結構性原因，但是特殊人物在其中的作用也不容被忽視。

第五，非企及結果是社會學的一個重要概念。該思想與馬克思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的說法有相似之處。但是，馬克思更強調社會結構／機制對行動者的思想、行為和歷史作用的限制，而非企及結果強調的是由于受社會結構／機制條件的限制，社會行動的后果一般不會是行動者預想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來說，非企及結果思想平衡了那些強調社會行動者力量的觀點,對那些整天想搞各種系統工程和頂層設計但結果往往是不斷折騰社會的領導和天真的知識分子是一帖清醒劑。但是，非企及結果這一思想也解決不了結構／機制和行動者之間的緊張。以國家的政策意圖和政策的實際效果的關系為例，雖然政策的實際效果對于政策意圖而言總是某種非企及結果，但是兩者之間的關聯度卻可大可小。

第六，對于結構／機制和行動者之間的關系的另一個理解可被稱為廣義結構說。在這一理解下，社會結構／機制是多元的，不同的行動者雖然都以為自己有能動性，但他們其實只能掙脫社會結構／機制的部分制約，同時不得不被另外的社會結構／機制所束縛。某個社會后果的產生與其說是某些行動者能動性的結果，不如說是某些社會結構／機制在某些行動者的推動下占據了上風。因此，我們并不需要在哲學層面來解決其實永遠也解決不了的結構／機制和行動者的關系問題，而只要解釋為什么代表某些社會結構／機制力量的行動者在與其他行動者的沖突和競爭中占了上風，從而確定了某一時期的歷史走向。比如，在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史中，毛澤東顯然代表了注重中國特殊情況和中國傳統社會抗爭經驗的本土派，而王明則代表了注重馬列主義教條和蘇俄經驗的留俄派。從這個理解出發，毛澤東和王明的斗爭不僅是個人之間、兩條路線之間的較量，還是兩個不同結構性/機制性觀念之間的沖突。因此我們在強調毛澤東的歷史功績的同時，也需要分析毛澤東在黨內逐漸占據主導的結構/機制性原因。

以上六個視角都有不同程度的弱點，筆者并不能提出一個最優方案。但是每一個視角都有自己特色，并且背后都有數量不等的優秀著作。我的觀察是：在社會學中，大量的優秀著作集中在第一和第五類觀點上。第六類觀點是我寫本文時的發明，并沒有人專門談過，但是隱含此類觀點的研究并不少。第三、第四類觀點雖然被廣為接受，但是它們往往是一些重要著作中的輔助性觀點。持第二類觀點的優秀著作除了社會科學家的一些理論探索之外（Abbott,2001；Sewell，Jr.2005)，基本上都是由歷史學家完成的。畢竟社會學的特色是結構／機制敘事，而不是歷史學的事件／時間序列敘事。此外，如果一個社會學家在多年訓練后仍然對結構／機制敘事不得要領，他的事件／時間序列敘事能力也不會強到哪兒去。

（三）是歸納還是演繹

人類認知一直受到如下的困擾：通過經驗歸納得來的規律完全可能是錯誤的，而通過推理演繹獲得的規律卻又可能與現實風馬牛不相及。自然科學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是通過嚴格的實驗條件控制來保證演繹和歸納在實驗室條件下的統一，但是社會學做不到這一點。

在常用的社會學方法中，訪談調查時訪談者和被訪談者的性質（包括知識面、性格和價值觀）以及兩者之間的交流方式都得不到有效控制；參與式觀察所能觀察到的往往是研究者能夠和愿意接受的信息；歷史文獻方法面對的都是前人帶著各種目的而留下的材料；網絡方法很難對取樣進行有效控制，而且研究結論往往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問卷調查最多只控制了問卷設計者注意到的和想控制的變量，并且調查結果會顯著地受到提問方式和被訪者理解能力的影響；博弈論方法得出的是給定機制和前提條件下的演繹，完全不能保證任何相關社會現象確實會按照作者的演繹邏輯去發展。行動者計算機模擬法（agent-based simulation）對環境、對機制、對人的行為模式都加以設定，模擬結果基本上只有啟發意義。這些社會學方法有的倚重經驗歸納，有的倚重邏輯演繹，但都不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控制實驗。

演繹和歸納的分離給社會科學帶來了兩個十分常見的邏輯錯誤。第一個是把通過演繹得出的機制當作經驗來總結。這一點在經濟學中尤其明顯，其次是政治學。例如奧爾森（Olson，1965）的搭便車理論明明是一個在多個假設條件下通過演繹得出的社會機制（就像馬爾薩斯方程是一個在多個假設條件下可以通過演繹得出的單種群動態機制一樣），但他卻煞有介事地把它描述成一個似乎是從經驗現象中總結出來的具有普適性的理論。而他的反對者也煞有介事地試圖通過經驗事實來否定他的理論。奧斯特羅姆還因此拿了諾貝爾經濟學獎（Ostrom，1990)。在生物學領域，如果有個學生想寫本科畢業論文，聲稱想通過證據來證明馬爾薩斯方程不能預測任何一個種群的動態，指導教師肯定會否定這想法（因為用通過經驗歸納得出的結論來證明或否定某一通過演繹而得出的機制是毫無意義的）。但是，生物學中連本科論文都不能做的課題在社會科學中卻能拿諾貝爾獎。這類現象比比皆是。當然，我并不是要徹底否定類似奧斯特羅姆的工作的意義，而只是想在方法論層面上指出這類工作的一些嚴重缺陷。第二個錯誤是對局部經驗現象進行演繹。例如，黑格爾根據他非常有限的歷史認識就提出了著名的線性史觀，其實是走入了一個人人都很難避免的誤區：把局部知識當作歷史經驗，把最符合自己價值觀的變量和相應機制當作廣義理論，把自己的眼睛所及當成了世界。

演繹和歸納的分離還使得社會學理論的經驗意義嚴重缺失。在自然科學中，理論指的是數個在邏輯上相互關聯、能用來解釋一類經驗現象的因果關系命題。這些命題的核心既可以是法則也可以是機制。牛頓定律是理論，因為它能用來解釋幾乎所有的經典物理學意義上的物理現象；DNA的雙螺旋結構是理論，因為由這一化學結構產生的化學機制能用來解釋許多生物化學現象；甚至馬爾薩斯方程也可以被視為理論，因為它至少能解釋在實驗室條件下單個種群的增長模式。但是由于演繹和歸納的分離，社會學理論很難對經驗現象給出確切的解釋。

我用庫冉（Kuran，1997）的偽造偏好理論來說明社會學理論所面臨的這一困境。庫冉對機制做了如下表述：在許多情況下，一個組織中的許多成員早已知道其內部的問題，但是無人敢說真話，愿意迎合權威的卻不在少數。這種現象越嚴重，該組織背后隱藏的危機就會越大。到一定程度時，如果有人像皇帝的新裝故事中的那小孩一樣突然站出來指出當前的危機，其他人往往會相機跟上，于是這個在局外人眼里還是一片太平的組織就會突然走向崩潰。庫冉在演繹邏輯上沒有任何錯誤，他的理論對于我們理解經驗現象也有一定啟迪意義。但是，庫冉卻想用偽造偏好機制來解釋蘇聯的突然垮臺，這勢必就會在經驗層面上帶來很大的問題。偽造偏好機制對于蘇聯的垮臺來說并非一點作用也沒有，但是蘇聯的垮臺是非常復雜的歷史過程，其中嚴重的民族問題、僵化的經濟體制、衰退的軍事實力、入侵阿富汗帶來的沉重負擔以及戈爾巴喬夫的失誤都起到了更為關鍵的作用。歷史既不可能重復，也不能通過實驗來論證。因此，通過演繹建立的偽造偏好理論幾乎不能解釋任何具有一定復雜性的經驗現象。

社會學中傳統意義上的理論和經驗事實之間難以愈合的分裂導致了許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理論”這一概念被濫用。既然傳統的以機制為基礎的理論幾乎不能用來解釋經驗現象，特別是一些極其重要的經驗現象，自然科學中對理論的理解在社會學中也就失去了權威。因此，在社會科學領域，任何新概念，無論其性質如何，都可能會被標記為“理論”。其中有些概念，比如他者（the Other)、治理術（governmentality）、慣習（habitus）、閾態（liminality）有一定理論意義，但是絕大多數則并無意義可談。人類學、文化歷史學和定性社會學等專業方向的不少學者以提新概念為己任，空洞的概念層出不窮，而作者只能通過似是而非的復雜語言來掩蓋經驗感與演繹能力的缺乏和想象力的蒼白。

演繹和歸納的分離還導致社會學敘事中出現了解釋派和過程派（此處應理解成筆者為行文方便而構建的理想型，不少學者在這兩派之間），并由此導致社會學中結構／機制敘事和時間／情景敘事的嚴重分離。解釋派（以社會學家為主）認為社會科學研究必須通過解釋不同案例之間的異同來尋找具有普適意義的機制和規律（Mahoney et al.，2003）。較為強硬的解釋派學者甚至認為人的策略和自我價值論證特性是始終存在的“常量”，因而與所解釋的“差異”無關。斯考契波（Skocpol，1979）的著名論斷“革命是到來的，不是造就的”代表的就是這一觀點。過去以解釋為目的的優秀作品雖然不少，但從總體上來說，由于比較案例中有大量的因素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也由于我們馬上就要涉及的機制解釋在邏輯上有一些問題很難克服，許多名著在經驗上甚至邏輯上都是漏洞百出。它們的價值主要在于啟發，而不在于提供準確的解釋。支撐這些名著形成的最為關鍵的因素不是社會科學方法，而是作者的品味。

（四）機制解釋的過度決定和重要性多變難題

我們已經討論了機制解釋三個很難解決的緊張：微觀和宏觀的緊張、結構／機制和行動者的緊張以及歸納和演繹的緊張。但是對于經驗現象的解釋和預測來說，機制解釋還有兩個更為迫切的問題。下面筆者將從社會學與生物學的區別出發，對這兩個問題進行簡要說明。

生物學也是一門以機制解釋為中心的學科，而且機制解釋在生物學中獲得了巨大成功。但機制解釋在社會學中卻遇到了困難。這個困難來源于人與生物的根本區別：生物依靠本能生存，而人卻是一種講策略并且會論證自己行為正確性的動物。生物的本能決定了生物學是一門科層科學（bureaucratic science)。這里采用科層科學的概念，指的是絕大多數生物機制都有特定的作用和作用方式。比如，出汗降低體溫這一機制只有在發燒時或劇烈體育運動后才會啟動，而且人的體溫在此時降低也肯定是由出汗導致的。生命現象雖然復雜，其機制的運作規律卻十分機械。某個機制在什么時候起作用，怎么起作用，以及起多大的作用都按部就班，好像一個運行嚴密的科層組織。在這種情況下，只要能設計一個很好的控制實驗，在理論上我們就能找到未被控制的因子之間的關聯及其背后確切的機制性規律。

社會現象就復雜了。人類講策略的傾向和自我論證的能力使得社會機制獲得了許多生物機制所沒有的特性，其中過度決定和重要性多變兩個特征給社會學的機制解釋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1.過度決定難題

社會機制本身就多如牛毛。此外，來自國家、公司或者組織的一些法律、政策和規定都會無意中附帶產生大量機制，人類為了達到某種目的還可以設計機制，甚至通過改變策略和組織形態把許多作用相近的機制動員起來為自己服務。其結果就是社會上存在著大量的方向相近的機制，致使社會機制和經驗現象之間產生了廣泛的多對一關系，即對于任何一個社會現象，我們都能找到多個——有些甚至是和經驗現象毫無關系的——解釋機制（equifinality）。因此，從詮釋學的角度來講，社會現象都是過度決定的（over-determined）。過度決定這一事實給社會學家自身的價值觀和秉性的發揮提供了廣闊天地。面對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遲緩這一現象，文化論者看到的是落后的文化（Rostow，1960），左派學者強調的是發達國家的控制和剝削（Cardoso，1979），國家中心理論者看到的是微弱的國家能力（Evans，1995)，制度主義者認為該國市場的交易成本太大（de Soto，2003; North，1981），重視教育的人士眼里則是該國落后的教育導致的勞動力素質低下。只要一個人有邏輯能力，他的故事就會有自洽性。因此，在社會學中，從機制出發的解釋所反映的經常是作者的眼睛和機制本身的邏輯，而不是經驗現象背后真正的規律。

從根本上講，一個學者對哪些機制比較敏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個性和價值觀。自由主義的真誠信徒往往會對價格規律以及各種相應機制的優點比較敏感，而對其他機制的存在以及價格規律可能帶來的各種負面效應則比較麻木。一個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往往會對價格規律的負面性、各種生產方式所對應的社會矛盾和機制比較敏感，而對其他機制則有所忽視。

過度決定現象給我們帶來了以下事實：對于任何性質的社會學文章或者書籍，只要該文章是從機制角度來回答問題的，我們總是能找到另外一個機制以及相應的證據對該問題作出不同的回答。試以古德文的著作《別無他途》（No Other Way Out）(Goodwin，2001）為例，該書想解釋拉丁美洲和東南亞地區的革命運動在結果上的差異，就東南亞來說，古德文指出，東南亞各國的革命運動呈現如下差異：越南革命成功了；菲律賓和馬來西亞雖然共產主義運動波瀾壯闊，革命卻沒成功；印尼的共產主義運動則從來都比其他三個國家來得弱。對此，古德文的解釋如下：造成東南亞不同國家革命勢頭強弱和成敗的第一個因素是“二戰”期間日本的殖民統治方式。印尼在日本入侵前已經有了較強的反西方的民族主義運動，因此日本人能以解放者自居，支持當地的民族主義運動，使得反日的共產黨民族主義運動在印尼的發展較弱。但是越南、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三國在日本入侵前沒有強大的反西方的民族主義運動，日本人不但很難以解放者自居，他們的入侵還引發了聲勢浩大的反日共產黨民族主義運動。第二個因素是西方殖民者的統治方式。法國在越南實行直接統治，對當地民族主義運動進行嚴厲鎮壓，并在政治上排斥地方精英，因而促進了反法統一戰線的形成。而英國和美國在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間接統治（在殖民地辦學校、建立法制、培育當地中下級官僚、推行自治）籠絡了當地的精英，阻止了反西方殖民主義統一戰線的形成和共產主義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古德文的論點背后的機制和邏輯都很清晰，無可挑剔。但是要批判他卻非常容易。比如，我們可以說古德文在解釋中小國家革命運動的成敗時忘記了地緣政治。看地圖就能一目了然：越南背靠中國，有中蘇兩國的直接支持，因而革命取得了勝利；而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遠離中國，且在“二戰”后始終處于美國的勢力范圍之下，革命自然就沒有成功的可能。

2.重要性多變難題

機制在生物學中的重要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例如，不管我們是否懂得跑步出汗這一現象背后的機制，跑步時我們都會出汗。社會學就復雜了，人不但能設計機制，還能夠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改變某些機制的重要性。市場機制在現代社會變得如此重要，是早期現代歐洲的國家精英與中產階級共同推動的結果（Polanyi，1957)。計劃經濟下干多干少一個樣，因此搭便車就成了制約生產效率的重要機制。此外，一旦當人們認識到某機制的作用后，該機制在社會上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就會產生變化。馬克思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產生機制及其后果，并且強調經濟危機將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愈演愈烈，但事實上經濟危機的規模并沒有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不斷擴大。這并不是馬克思的理論在機制層面上錯了，而是因為20世紀初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使得西方的統治精英和經濟學家都看到了經濟危機的可怕，于是就出現了國家對經濟的調控，使得經濟危機的產生機制不再具有20世紀初的巨大破壞力。

走筆至此，筆者愿意援引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這句名言。這句話可以從多方面來理解，就本文來說，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任何我們能夠總結出來的結構／機制性規律都是可道的道，因此它們都不可能是不隨時空而變的常道。總的來說，筆者對以機制解釋為中心的社會學方法深表同情。社會生活中存在著大量的規律性機制，這一點不容否認。此外，社會學的敘事一旦不以機制為依托，它與一般性的故事就沒什么根本性的區別。社會學這門學科也就不復存在。但是，由于人類的某些特點，社會學的機制解釋的確不得不面對非常難以解決的問題。

五、總結

本文試圖達成三個目的：一是強調機制解釋是社會學最為關鍵的分析方法；二是指出社會學家對機制概念和機制解釋的一些常見的誤解，討論社會機制的一些主要性質和基本類型；三是討論機制解釋在詮釋學意義上的一些主要缺陷。當然，面對機制解釋的這些缺陷，社會科學家并不是完全無能為力。優秀的社會科學家不但會對機制解釋的某些缺陷有所認識，并且一直在努力彌補這些缺陷。在下一篇文章中，筆者將專門介紹社會科學家在這方面的努力。

責任編輯：楊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