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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大明滅亡的直接原因，那必然是流寇泛濫。流寇以李自成為代表，就是他攻破北京城，導致了大明的滅亡。 李自成雖然最終成了氣候，但他并非首倡義兵之人。早在天啟末年，流寇就已經在西北出現了，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天災。 明末農民戰爭，自明天啟七年（1627年）陜西澄城農民王二首殺知縣張山耀算起，到崇禎十七年（1664年），前后經歷了十八個年頭。——薛正昌·《崇禎元年固原兵變與明末農民起義》  崇禎繼位之后，自然也會想辦法解決流寇問題。可應該如何解決呢？放任自流是不行的，那就只有兩種方法，一個是剿滅，一個是招安。 無論是剿滅還是招安，都不是空口白牙就能實現的。 剿滅流寇需要大規模調動軍隊，大規模調動軍隊需要大筆軍費。比如說，遼東需要大規模調動軍隊，于是遼餉應運而生；如果西北也需要大規模調動軍隊，那么新名目的賦稅自然也會應運而生。 招安流寇不需要大規模調動軍隊，但政府必然要擴大征兵規模，因為必須把流寇改編成一支新軍。流寇之所以會出現，無非是因為農民吃不飽飯，如果有機會當兵吃軍糧，大多數人也不會愿意繼續當流寇。但招安流寇也需要花錢，而大明中央政府最缺的就是錢。 退一步說，大明中央政府沒錢招安流寇，那么有錢賑災嗎？答案同樣是否定的。整個大明已經被錢這個字給弄怕了，張嘴說話的時候，第一個字肯定都是錢。 面對愈演愈烈的流寇，官僚集團除了打官腔還是打官腔，給出的解決辦法，永遠是高大上偉光正的：解決流寇問題并不困難嘛，只要讓他們吃飽飯，自然什么問題都解決了。 廢話，這還用你說？我也知道讓他們吃飽飯，他們就不會鬧事了。可問題是：怎么讓他們吃飽飯？  從皇帝的角度出發，自然是希望官僚發揚風格，讓流寇吃飽飯。據可靠消息稱，官僚的家里有許多銀子，根本用不完。 從官僚的角度出發，自然是希望皇帝發揚風格，讓流寇吃飽飯。據可靠消息稱，皇帝的家里有許多銀子，根本用不完。 從百姓的角度出發，不管是皇帝還是官僚，你們家里的錢多到根本用不完，可就是不愿意拿出來，讓老百姓吃飽飯，那就別怪我們造反了。 崇禎二年，西北流寇群起，總督武之望在重壓下自殺，整個大明上下一片嘩然。 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澄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州、耀、靜寧、潼關、陽平關、金鎖關等處，流賦恣掠。——談遷·《國榷》 現在的問題是：誰來接任西北總督呢？官僚集團內斗一流，吃相也不好看，但他們都不是傻子。西北流寇愈演愈烈，誰當總督都有可能干砸鍋。盡管是總督這樣的美差，大家還是推三阻四。平時打官腔的時候全部慷慨激昂，遇到麻煩事了就開始裝聾作啞。 在這種背景下，楊鶴被大家推選出來，成為了新一任西北總督。 明年，總督武之望死。久之，廷臣莫肯往者，群推鶴。——《明史》·楊鶴傳 為什么是楊鶴？因為楊鶴說了一些得罪人的話，所以在這個節骨眼上被人報復，最終只得前往西北任職。 楊鶴所說的培養小民元氣、封疆元氣、士大夫元氣，并非泛泛之談，而是針對某些高官胸腑間一片殺機，逞一時之快而發的。朱由檢領悟到這層用意，在奏疏上批示“培養元氣，今日要務”，表示贊許。但是掌權的閣部大僚卻以為：“這學問用不得。”培養元氣還不是時候，決意把不隨潮流、獨抒己見的楊鶴排擠出中央政府。這就是吏部會推楊鶴出任陜西三邊總督的背景。——樊樹志·《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楊鶴走馬上任之后，立刻面臨了之前所說的兩個困境：無論是剿滅還是招安，都需要不少錢，而在楊鶴出發之前，大明中央政府顯然沒為他準備錢，甚至連賑災的錢，也要他自己想辦法。 在客觀條件不允許的前提下，楊鶴對西北流寇的態度只有一個字：撫。 所謂的撫，就是放縱流寇的行為，只要他們愿意投降，立刻赦免所有罪過。 社會經驗不豐富的人，大概會覺得楊鶴的做法非常好，符合圣人之道。可實際上，流寇的數量絕不會因為楊鶴的寬容而有所減少，反而會因為這種寬容而變多。 只要表示一下悔過，就可以既往不咎。這種寬仁的做法，直接把叛亂的代價降到了最低。 地方叛亂的主要基礎是饑民、難民、逃卒和潰卒。因為這種基礎存在，各種不安份的人才能如魚得水、興風作浪。失去這種基礎，誰敢公然挑戰政府呢？ 楊鶴的撫，并沒有任何錯誤。事實上我們翻翻歷史書，歷史書就是這樣諄諄教導后人的。因為叛亂的原因非常簡單，就是天災人禍把老百姓逼得走投無路才造成的。政府應該理解他們，更有義務救他們于水火之中。 政治表面上是空洞的說教和規則，實際上永遠都是寫滿了“利益”兩個字。 如果是天災，主管官員應籌集各種社會力量共同應對它；如果是人禍，主管官員需要清除它。 所謂的天災，需要政府組織社會力量共渡難關，楊鶴作為一個空降的大員，有能力做好這件事嗎？顯然是沒有的。 所謂的人禍，無非就是當地官僚貪污腐敗，無非就是士紳集團野蠻擴張。楊鶴作為一個空降的大員，有能力管好這件事嗎？顯然是沒有的。 想要改變西北亂象，就必然要損害西北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楊鶴做不到這一點，他只能給流寇一些優待，爭取讓他們放下武器。  這種政策，實際上就是明著欺負不敢造反的老百姓。官僚貪污、士紳欺壓、流寇造反，政府都報以寬容，絕不追究，這對守法良民公平嗎？ 當壞人干惡事，就這樣有理？當一個安份守法的百姓，他們的利益和權利誰來保證呢？政府除了說幾句空洞的安慰話之外，什么也做不到。 楊鶴的所作所為，就是用官僚的方式應對危機：你不是要我招降流寇嗎？我像模像樣地招降幾股給你看看。雖然這些流寇被招降，對西北危機而言于事無補，他們安分守己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我至少把表面工作做到位了。 崇禎皇帝也不是傻子，楊鶴的奏報寫得很出彩，但西北的局勢還是日益糜爛。崇禎皇帝一再下令，要求楊鶴繼續努力，把工作干得再好一點。 面對得寸進尺的崇禎皇帝，楊鶴最終也只能使出官僚集團的老辦法：要錢。 如果崇禎皇帝拿出錢來，楊鶴或許還能做個計劃，花錢辦事；如果崇禎皇帝拿不出錢，那責任就怪不到楊鶴頭上了。 這件事最終不了了之。 楊鶴到了西北之后，到底什么值得稱道的事呢？從史書上看，他除了安撫流寇和找皇帝要錢之外，什么事都沒干。 要區分責任其實很簡單：皇帝沒給你錢，的確是皇帝的不對。可沒錢也有沒錢的做法，你什么事都不做，只知道一味地安撫流寇，這不是打官腔敷衍了事，又是什么呢？ 楊鶴在西北的所作所為，其實就是打定主意混日子，就是不得罪任何人，也不會想辦法搞點錢來建設大西北。 在明末，這種庸官遍地都是，一點都不奇怪。具體到了問責的地步，他們總是一臉無奈：時局如此，為之奈何？ 我說楊鶴是庸官，只是闡述客觀事實，并不是在苛責他。事實上，如果把其他人放到西北，我估計和楊鶴的區別也不會太大。  事實上，明末的庸官之所以遍地都是，除了既得利益集團根深蒂固之外，崇禎皇帝也難辭其咎。 崇禎皇帝最喜歡做的就是：我重用你，給你全權，你去負責具體事務，干得好有賞，干不好要罰。 這種做法有問題嗎？表面上看是沒問題的，可細究起來，問題就太大了。 明末的問題，在于既得利益集團難以被撼動，崇禎皇帝明白這一點嗎？應該是明白的。 可崇禎皇帝從來不想著如何破局，只是一味地找敢死隊員，希望這個敢死隊員能跟既得利益集團血拼，崇禎皇帝自己坐收漁利。 在太平時期，這種做法沒什么毛病，因為這是帝王心術。可明末那個爛坑里到處都是雷，哪個敢死隊員能鎮得住？ 在明末那個環境里，皇帝必須具備常人所不具備的勇氣和毅力，擁有砸爛一切的魄力，否則他就只能縮在深宮，做一個任人擺弄的傻子。雖然這樣做也未必能拯救垂死的大明，但絕對比崇禎皇帝這樣大呼小叫卻無可奈何要好得多。 官僚集團有問題，官僚集團該為明亡負責，可崇禎這個當皇帝的人，居然也是一副官僚習性，別人上行下效，也真沒什么好說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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