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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外戚”？以我們現代人的語言來說，外戚就是君王母親和妻妾的娘家，君王叔叔、子侄、孫侄妻妾的娘家，及君王姐妹、女兒、侄女、孫女丈夫的夫家，如外公、岳父、舅舅、姐夫、妹夫、外甥、表哥、表弟、侄子等等，他們就皆可被稱為“外戚”。 而所謂“外戚干政”，就是外戚趁著皇帝或年幼（如秦代，秦昭襄王時期，因昭襄王年幼，宣太后得以以太后之位主政，由此其弟魏冉、羋戎得以把控朝堂；東漢，漢和帝時期，因和帝年幼，竇太后臨朝聽政，其兄竇憲乘機操縱朝政，“威權震朝廷”），或昏庸（北周，北周靜帝時期，因靜帝昏庸，皇后楊麗華父親得以執掌皇權，取北周而代之），或無能（西漢，漢惠帝時期，因惠帝無能，呂后臨朝稱制，其侄呂臺、呂產、呂祿，侄孫呂通得以擅權亂政；唐代，唐玄宗時期，因玄宗昏庸，楊貴妃族兄楊國忠乘機操縱朝政，“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領四十馀使，又專判度支、吏部三銓，事務鞅掌”）從而把持朝政，去擅自行使本只有皇帝才能行使的皇權。 自夏朝開啟“家天下”以來，“外戚干政”就是一個屢見不鮮的問題。多數朝代都有外戚干政擅權者，如漢之霍光、宋之賈似道，甚至是謀朝篡位者，如新之王莽、隋之楊堅。 可以說，“外戚干政”在中國的多數朝代都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即使是強漢、盛唐亦也未能幸免，自漢高祖始，終漢獻帝，外戚干政是貫穿兩漢407年的歷史，呂氏（漢高祖劉邦皇后呂氏），竇氏（漢文帝劉恒皇后竇氏、漢桓帝劉志竇氏、漢章帝劉炟皇后竇氏），王氏（漢景帝劉啟皇后王氏、漢元帝劉奭皇后王氏），霍氏（漢武帝劉徹皇后衛氏），鄧氏（漢和帝劉肇皇后鄧氏），閻氏（漢安帝劉祜皇后閻氏），梁氏（漢順帝劉保皇后梁氏），何氏（漢靈帝劉宏皇后何氏）等外戚紛紛出現，兩漢近三分之二的歷史的朝政皆被外戚所控，甚至最后西漢都是被外戚王氏所滅（東漢雖不是被外戚所滅，但也因外戚何氏而亡）。 而唐代的“外戚干政”問題雖沒有兩漢來得嚴重，但在唐中期也是較為頻繁的，先是武氏（唐高祖李治皇后武則天）取唐而代之，“神龍政變”后，李唐復位，武氏失權。之后韋氏（唐中宗李顯皇后韋氏）又伙同武三思禍亂朝政，而后更是毒害中宗，欲取唐而代之。再之后，“唐隆政變”韋氏被誅，唐睿宗李旦即位，此后睿宗讓位玄宗李隆基，晚年玄宗寵信楊貴妃，楊氏乘機禍亂朝政。 只得說“外戚干政”在中國封建時期是一個難以解決的難題，多數朝代，即使開國君主如何的英明，外戚干政問題始終都是高懸在新王朝頭頂上的一個大難題。 但是，凡事都是例外，有這么一個朝代，其在276年歷史中就從未真正出現過“外戚干政”的問題，這個神奇的王朝就是“明代”。有明一代，其雖然存在著如皇帝怠政、宦官弄權、黨爭不斷、腐敗盛行等種種問題，但卻從未出現過外戚干政，甚至是亂政的問題，這不得不說是明代朝堂上一道不可多得的亮光。 那為何以前連強漢、盛唐、富宋都無法解決的外戚干政問題，會在明代得到完美的解決呢？這之中到底有何緣由呢？ 首先，我們來說說外因。 歷代外戚之所以能夠干政，原因無非有兩點，一是皇帝或年幼或昏庸或無能，二是皇帝的妻妾、嫡母或生母有想要掌控朝政，甚至是取而代之的野心。如漢和帝時期，竇太后就以和帝年幼（和帝登基時年僅10歲）為名，從而名正言順的臨朝稱制，而后，竇太后又有政治野心，妄圖把控朝政，由此其兄竇憲得以是操縱朝政，“威權震朝廷”。再如晉惠帝時期，因惠帝無能，賈皇后又極具政治野心，從而賈模、賈謐等賈氏外戚得以是把控朝政。 可以說，外戚要想干政，他就必須滿足以上兩點，這其中只要有一點滿足不了，外戚就很難把控朝政。如漢武帝時期，隨著雄才大略的劉徹長大成人，曾經把控朝政的竇氏、王氏外戚就接連失勢，再也掌控不了朝政。再如宋仁宗時期，劉太后雖臨朝稱制，但因劉太后并無想要完全執掌朝政的野心，所以仁宗時期并未出現外戚劉氏干政的問題。 而對于明代來說，這兩點幾乎就沒有得到滿足的時候。首先明代16位皇帝，除明英宗（9歲登基）、明神宗（10歲登基）是幼年登基，其余的14位皇帝皆不是幼君，因此這就讓外戚失去了干政的合法、合理與合禮性。 再是明代皇帝雖然怠政，有如嘉靖這般30年不上朝的皇帝，也有如正德這般自封大將軍的貪玩皇帝，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明代的皇帝多不是昏庸、無能之君，比如嘉靖皇帝雖30年不上朝，但卻是能牢牢掌控住朝政，內閣首輔這樣的重臣也是說換就能換。而正德皇帝雖貪玩，但他的能力也是不弱的，應州大捷是殺得蒙古長時間內不敢在進入明土半步。因此，基于明代皇帝多不是昏庸、無能之輩，由此外戚也就很難借著皇帝昏庸無能，從而去執掌皇權。 其次，明代諸帝對外戚很是提防，在洪武、永樂二帝制定的祖制下，即使明諸帝如何的寵幸妃嬪，他們最多也就是“優者厚田宅，列僮奴”，賜予外戚豐厚的錢財，卻不會重用外戚，更不會給予外戚高位，所謂“后父初秩，不過指揮，侯伯保傅以漸而進”，即使是貴為皇后的父親，最初也就是指揮使這樣的虛職，之后最高也就是太傅這樣“貴而虛”的職務，反正是不會給予要職。由此，明代外戚多數是“雖擁侈富之資，曾無馮藉之勢” 。 同時，明代諸帝不但不會重用外戚，更是對外戚實行嚴格的管控，錦衣衛、東西廠等特務機構對外戚是重點照顧，一旦發現外戚有違法亂紀的行為，懲罰就是“戚畹最當守法，否則罪倍常人”，無論何種罪行，皆罪加一等。 再是，明代的皇后、皇太后多是賢后，她們沒有什么政治野心。不得不說，明代的前朝雖是混亂不堪，宦官亂政、黨爭、腐敗等問題是層出不窮，但后宮卻是干凈的多，其妃嬪，尤其是一國之母，多是“賢德淑惠”之人。這些后妃多數都能以身作則，她們沒有什么政治野心，不僅不會主動的去干涉朝政，甚至還帶頭抑制母族勢力。 如馬皇后，每次朱元璋想要敕封其母族時，她都是以“國家官爵，當與賢能之士。妾家親屬，未必有可用之才”（意思是國家的爵位和官職應該是給那些對國家有用的人才，而我的母家未必都是有用之人）為由，拒絕朱元璋的敕封。再如張太后，明英宗繼位時，因其年幼，原本張太后是能名正言順的干預朝政的，而且也有大臣支持她這么做，但是張太后卻以“毋壞祖宗法”為由拒絕，且將朝政委于“三楊”執掌，而非母族執掌。 因此，正因明代諸后多數皆為賢后，她們沒有干政的心思，更沒有把控朝政的野心，甚至還會去帶頭抑制外戚勢力。如此，在沒有后宮的支持下，外戚自然也就失去了干政的條件。 最后，明代之所以沒有出現“外戚干政”問題，這里面還有明朝官員的原因。眾所周知，明朝官場雖是黨爭不斷，也是腐敗盛行，但不可否認的是，明代的官員無疑是中國封建歷史上最不怕死，也是最不怕皇帝的其中一批，如嘉靖四十五年，為了讓嘉靖上朝理政，海瑞提前買好棺材，后向嘉靖呈上《治安疏》，批評嘉靖迷信巫術，生活奢華，不理朝政等弊端。 當然，明代官員的不怕死，不怕皇帝，這并非是因為他們不忠心于朱明王朝，而恰恰是因為他們太忠心于明廷，為了維護朱明對于天下的統治，他們可以放棄所有，哪怕是生命，如嘉靖初年，為阻止嘉靖追尊自己的父親興獻王為帝，從而動搖國本，在“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堅守節操大義而死，就在今日”信念的支撐下，明代的官員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相繼有十六位官員被廷杖而死。 由此，正是基于明代官員對于朱明的“愚忠”，外戚這股能威脅到朱明王朝統治的勢力自然就是百官所不容的。如明神宗時期，鄭貴妃意欲借“國本之爭”來讓其鄭氏介入朝政事務，甚至是把控朝政，此時明朝官員為了阻止此事的發生，他們是以死抗爭，最終在他們的努力下，外戚鄭氏意欲干政的計劃徹底失敗。 其次，我們再來說說內因。 明代之所以沒有“外戚干政”，雖有皇帝年長，精明能干，一國之母賢惠淑德等外因的存在，但若沒有明代所實行的各種抑制外戚勢力的制度的存在，外戚干政問題也還是會有出現的可能性的。 首先，明初，洪武皇帝鑒于前代外戚干政的問題，“明太祖鑒前代女禍，立綱陳紀，首嚴內教”，朱元璋是制定了一套嚴格的“內教”制度。對內，朱元璋采用了“立綱陳紀”，即用定祖制的方法來杜絕妃嬪滋生出亂政的想法。他先是在宮門之上懸掛鐫刻著后宮妃子不得干政，違者嚴懲的鐵牌，以此來時時刻刻的提醒后世妃嬪不得干政。而后，朱元璋又定下“不封后家”的祖制，即不得給予妃嬪的母族以要職，以此來遏制住外戚干預朝政的能力。 此外，為從源頭上切斷外戚干政的可能，朱元璋先是嚴格限制住后宮妃嬪的職權，及其活動范圍。洪武三年，朱元璋就定下“皇后之尊，止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即宮門之外，毫發事不得預焉”的祖制，即貴為一國之母的皇后，她的權力只能在后宮，出了后宮，無論是何事，哪怕只是雞毛蒜皮的小事，皇后也無權管轄。其次，妃嬪一旦入宮為妃就不能私自與外界聯系，即使是父母也不行，哪怕是書信，妃嬪亦不能私自往外傳遞，一旦發現就是以死論處。 而后，為防止朝中重臣成為外戚，從而利用其身份，再借助著其本身的職權去把控朝政，自永樂之后，明廷在選擇妃嬪之時，就不再選擇朝中重臣之女為妃，而是“凡天子、親王之后妃宮嬪，慎選良家女為之，進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間”，多數妃嬪皆從民間選出，如明武宗夏皇后、明孝宗張皇后、明熹宗張皇后，明思宗周皇后等就皆是出自民間普通家庭。 由此，基于明朝所實行的嚴格的妃嬪管理制度，外戚是很難借助著妃嬪的力量去達到把控朝政的目的得，而一旦外戚失去后宮的支持，他很難去名正言順的執掌朝政。此外，明朝的皇后，及其他妃嬪多是從民間選出，而非從朝廷官宦之家選出，因此這些妃嬪的母家即使成為外戚，他們也是毫無根基的外戚，在朝中他們沒有任何勢力可言。 而后，再加上明朝又奉行“不封后家”的規矩，不會給予這些外戚要職，只會給予他們虛職，因此他們也沒有任何資格去朝中組建屬于自己的勢力。所以基于此，外戚根本就無法在明朝成為一股能影響朝政走向的勢力，更無法成為把控朝政的存在。 此外，漢唐宋等朝代之所以會出現外戚把控朝政的問題的出現，究其原因在于坐上高位的外戚缺少制衡，當時因其政治制度多數是采取“皇帝坐朝，宰相理政”的模式，即皇帝總控全局，而宰相則是總攬朝政。在這種政治模式的運行下，除了皇帝以外，就沒有任何人能制衡宰相，因此，一旦皇帝出現怠政，甚至是昏庸無能，而外戚又成為宰相的情況下，外戚把控朝政的事情則不可避免的就會出現。 但是，這種模式在明代被徹底的改變，先是朱元璋廢除丞相制，由皇帝直轄六部，六部尚書地位相等，相互制衡，不再是一家獨大。而后，明廷雖由內閣負責處理全國軍政事務，但是內閣并非一家獨大，能與之抗衡的還有宦官勢力，此時內閣只掌握政務的建議（票擬）和實施，而該如何去實施（批紅）卻是由太監掌握的，同時是否同意實施則是由皇帝決定的。 因此，明代所實施的政治模式，說白了就是另類的“三權分立”，皇權總控全局，相權、宦權二者之間相互牽制，共同總攬朝政。由此，即使是明代皇帝出現有因寵幸妃嬪而讓外戚干政的現象，外戚也是做不到把控朝政的，因為還有宦官的牽制，作為百分之百忠誠于皇帝的宦官勢力，他們是絕對不會允許外戚威脅到朱家天下的。 同時，你更別說，明代還有著一套完全忠于皇帝的特務機構，包括錦衣衛、東廠、西廠，在他們的護佑下，外戚更難對皇權造成影響，更別說是架空皇權，執掌朝政。此外，除由皇帝直接掌控的特務機構，明代還有一套針對全國臣民的監察制度，從都察院到十三道監察御史，從六科給事中到提刑按察使司，他們都有權去針對外戚，在朱元璋所制定的祖制下，一旦外戚有妄圖干預朝政，乃至是威脅皇權，這些言官們就會死諫，甚至是直接將他們逮捕。 如此，在這種政治模式，及嚴苛的監控下，外戚卻是很難去干預朝政的。先別說一旦皇帝有想讓外戚干預朝政，或者是外戚自己有干預朝政的念頭，這些言官們就會向皇帝死諫，直至皇帝同意放棄，或是懲戒外戚。而即使皇帝頂住壓力，讓外戚進入高層的行列，在宦官的制衡下，他也很難達成把控朝政的目的。 由此，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在外戚，及其靠山后宮妃嬪都被嚴格控制的前提下，再加上至皇帝，下至多數文武百官都十分提防和介意外戚干政的情況下，明代的外戚自然就失去了干政的機會，此時別說是干政，他們連參預朝政的機會都沒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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