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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中國二千余年的封建史，多數朝代都有后宮攝政干政的記載，漢有呂后擅政，晉有賈后亂政，唐有武曌奪權，宋有劉后專政，元有乃馬真攝政，清有慈禧亂政。 但是，在那么多的朝代中，卻有一個朝代從未出現過后宮干政、攝政的情況，這就是明代。 有明一代，有資格垂簾聽政的太后不是沒有。如明仁宗皇后誠孝張皇后，彼時，剛剛即位的英宗尚年幼，年僅九歲，因此就有大臣奏請張皇后垂簾聽政，但張皇后卻是堅持不允，以“毋壞祖宗法”為由果斷拒絕，將朝政大權悉數交由三楊處理，由他們來輔佐年幼的英宗。 再如明穆宗李貴妃，其子神宗即位時年僅十歲，她本可以名正言順的垂簾聽政，但她卻也是直接拒絕，將輔政權交由張居正等內閣成員。 可以說，明代有數位太后曾經都有垂簾聽政的機會，而且還是名正言順的，但是事實上，她們最后都沒有去行使自己的聽政之權，而是將輔佐權交由內閣，讓他們這些真正有治國才能的內閣成員去輔佐皇帝治理天下。  右為神宗生母李貴妃劇照 那為何明代的皇太后都有這樣的覺悟呢？ 首先，明代的妃嬪，尤其是中宮皇后多是“賢德淑惠”之人，她們大多都能以身作則，不僅自己不干預朝政，甚至還帶頭抑制母家勢力，如明太祖的馬皇后，彼時，朱元璋曾一直想冊封馬皇后的母家，讓他們做高官得厚祿，但是馬皇后非但沒有很高興，反而是極力阻止，她與朱元璋說道：“國家官爵，當與賢能之士。妾家親屬，未必有可用之才。且聞前世外戚之家，多驕淫奢縱，不守法度，有致覆敗者。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賜予，使得保守足矣。若非才而官之，恃寵致敗，非妾之所愿也”，大意就是國家的官爵是用來賜給有治國才能的人才，而不是給外戚，若皇帝太過寵信我母家，他們懂得知足還好，可若是不懂得知足，于國于民皆是不利的，所以萬萬不能賜予我母家高官厚祿。 再如明成祖徐皇后，對于朱棣對其母家的追封，徐皇后亦曾言：“非妾志也”，也是極力阻止的，同時身為中宮皇后的徐氏，她不但自己以身作則，還特意編著了《內訓》，將其送于后宮中的其他妃嬪觀閱，以此來告誡妃嬪不要干政，也不要為自己的母家攥取利益。此外，徐皇后在臨終前，她亦還念念不忘的告誡成祖要“愛惜百姓，廣求賢才，恩禮宗室，毋驕畜外家”。 明代后宮除了中宮皇后，多以身作則不予干涉朝政外，其他的妃子亦是多不會主動去干政，且還會主動修著教導女子要三從四德，不要干涉朝政的女德書籍，以此來來勸誡后宮不要干政，如世宗生母章圣太后蔣氏著《女訓》，神宗生母李氏撰《女鑒》，神宗貴妃鄭氏重修呂坤的《閨范圖說》。  朱元璋與馬皇后劇照 其次，明代的婦女，她們的地位要遠比唐宋元來得低，眾所周知，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中國的封建社會對婦女的抑制是越來越嚴苛，所謂“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儒家的倫理綱常經漢、唐、宋之后，到明已是達到鼎峰。而后，再加之明朝上層的女貴族對《列女傳》、《女訓》、《閨范圖說》等禁錮婦女的書籍的極力推崇，明代婦女的地位那是更加的急轉而下，正如段塔麗在《唐代婦女地位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到了明清時期，……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也隨著下降到中國婦女史的最低點”。 可以這么說，明代的婦女，不管是在倫理意識、法律地位還是在實際生活中，都已是墮落到了深淵的最底層。由此，試問就是這么一群地位極其低下的婦女，她們如何能再向前朝那般女主一般，在朝前垂簾聽政呢？ 最后，縱觀歷朝歷代垂簾聽政的女主，如呂雉、劉娥、武則天、慈禧等等，她們之所以能夠壓制住朝中百官，繼而在朝中獨斷專行，雖說有種種原因，但最重要的一點，無疑就是她們皆有不亞于歷代男皇帝的政治手腕。而對于明朝的妃嬪而言，因其明朝獨特的選妃制度，這些妃嬪恰恰就缺少了能夠壓制百官的政治手腕。 明代，因開國皇帝朱元璋十分痛恨后宮干政之事，對于后宮干政的事情多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朱元璋曾說過：“朕觀古往，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于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為了遏制住后宮干預朝政事情的發生，自朱元璋起，明代在后妃的選取上，實行著自己一套獨有的規定：“凡天子、親王之后妃宮嬪，慎選良家女為之，進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間”，即皇帝妃嬪只能從民間挑取。  明代仁宗張皇后劇照 而事實上，此后明朝歷代皇帝也多遵循著這條規矩，在《明史》中有傳的45位后妃中，除了成祖仁孝皇后徐氏（中山王徐達長女）、孝康皇后常氏（開平王常遇春女）的出身較高外，其余皆是出身于普通人家，正如王偉凱在《明代后妃的選配與編制》中所言：“明代后妃自仁宗張皇后始，已無來自勛貴之家的閨秀”，如孝宗張皇后，武宗夏皇后，穆宗李貴妃皆出身于普通人家，而熹宗張皇后，思宗周皇后更是出身‘家貧甚’”之家。由此，試問就是就是這么一群出身于普通人家，甚至是貧苦人家的妃嬪，她們怎么有能力去壓制百官呢？ 當然，在明代，也并非是所有的妃嬪都是賢惠淑德之人。縱觀明朝二百余年的歷史，明代后宮中還是有一些妄想干政弄權的妃嬪，如憲宗萬貴妃、神宗鄭貴妃、光宗李選侍等等。 那么到這里，很多人就不明白，為何這些有干預朝政念頭的妃嬪，最后卻還是沒能成功干政呢？ 這些有干預朝政念頭的妃嬪，之所以沒能成功干政，這完全得益于那些對明廷忠心耿耿的士大夫們。 眾所周知，明代的士大夫們是出了名的不怕死，為了他們心中的公義，為了他們心中的天下，他們可以不顧一切，哪怕是丟掉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對于這些不怕死的士大夫們而言，一旦他們發現后宮中出現了有妄圖想要干政的妃嬪，其一定是會群起而攻之，甚至不惜用自己的命，也要阻止后宮干政事情的出現。 比如萬歷年間的“國本之爭”，這場爭斗，表明上看是士大夫們與萬歷皇帝進行的儲君之爭，但實質上卻是士大夫們與妄圖想要借助其子干政的鄭貴妃之間的前朝與后宮的爭斗。正如谷應泰所言：“予則以諸臣力爭，故久而克定也。方鄭妃盛年，神宗固嘗許以立愛矣。而言者紛紜，格不得發。始則譴諍臣以快宮闈，終亦未必不援朝論以謝嬖幸。始則欲以神器之重酬晏私之愛，究亦不能以房闥之昵廢天下之公”，當時，他們深知一旦鄭貴妃之子福王被立為太子，則國勢必不寧，前朝女主亂政之事勢必就會重演，因此為了阻止鄭貴妃之子被立為儲君，士大夫們是以死抗戰，與萬歷皇帝是針鋒相對，最終在他們努力下，鄭貴妃妄圖干政的計劃以失敗告終。  明代士大夫 再比如天啟年間的“移宮案”，《明史》載：“光宗崩，李選侍據乾清宮，迫皇長子封皇后。光斗上言：‘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幾筵，行大禮，名分謂何？……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于今，將來有不忍言者’”。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在位僅數月的光宗皇帝駕崩，熹宗登基，此時光宗妃子先是欲囚禁熹宗，以此來“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后，囚禁一事因士大夫們的阻止從而落空，李選侍又妄想做呂后、武后，執掌朝政大權，但又被士大夫們嚴詞拒絕。 再之后，李選侍又威逼熹宗封她為太后，欲暗地行干政之事，但又被士大夫們看透，他們又是極力阻止，如光斗就上諫：“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幾筵，行大禮，名分謂何？……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于今，將來有不忍言者”，楊漣亦上諫：“臣寧使今日忤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攬文書，稱制垂簾之事”。最終，在士大夫們的阻止下，李選侍妄圖干政之事也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從以上這兩件事，我們就可以看出，士大夫們在阻止后妃干政一事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有多大。在很多時候，若不是士大夫們的據理力爭，甚至是以死抗爭，明代還真的有可能出現如前朝那般女主干政的事情。  明代移宮案 當然，明代那些有想要干政的妃嬪之所以不能成功，除了有士大夫們的存在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為明代皇帝的緣故。 眾所周知，歷朝歷代之所以會出現女主干政，甚至是專政的事情，很大原因是因為當時登基的皇帝尚年幼，再加上死去的皇帝又留下遺詔，讓幼帝生母攝政，這才有了女主專政事情的出現。但是，這種現象在明朝并不存在，首先明朝皇帝中除了英宗是九歲登基，神宗是十歲登基外，其余皇帝登基時都已不再是幼帝，都擁有了獨自處理朝政的能力，因此這就杜絕了皇帝生母以皇帝年幼為名，行干政之事。 其次，明朝皇帝經過朱元璋、朱棣的教導，他們對后宮妃嬪干政之事都是很提防。如明神宗時，他雖對鄭貴妃很是寵愛，但對其妄圖干政之事卻也是防備甚嚴。當時，神宗僅僅就因鄭貴妃對官員指派“力贊助之”，就震怒，將其“笞賓逐之南京”，直到數十年后，才將其召回京師。從明朝皇帝對于后宮干政之事的反應來看，我們就可知，其對于后宮干政的提防是有多深。由此，從中我們也可知，一個如此提防后宮干政之事的明朝皇帝，他是斷然不會在遺詔中點名要妃嬪攝政。  明神宗上朝圖 總的說，明朝之所以沒有出現其他多數朝代都曾出現過的女主專政之事，其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主要的原因在于三點：其一明朝后妃多有自知之明，她們是既不會主動去干政，也沒有干政的能力。其二明朝皇帝對后宮干政很是提防，稍有苗頭，就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其迅速撲滅。其三明朝士大夫們對后宮干政也是深惡痛絕，不管是誰，哪怕是皇帝生母，只要她們敢干政，他們就會據理力爭，哪怕是以死抗爭，都是在所不惜。如此，基于以上三點，明朝才沒有出現女主干政之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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