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頓：文明沖突論及其解釋框架（上）

(▲Samuel P. Huntington, Chairman, Harvard Academy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USA, pictured during the 'When Cultures Conflict' session at the 2004 meeting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Switzerland.）

文|賴喬

圖|網絡

排版|姚麗

引言

20世紀將近尾聲時，維系約半個世紀的兩極格局猛然潰散。這不僅僅是蘇聯作為政治實體的瓦解，也暗示著以“意識形態二軍對壘”為出發點的國際關系思考模式的終結。在各國紛紛另尋出路之時，理論界也急需一個新的思考框架作為認知、理解乃至預判“新世界”的起點。于此喧囂而茫然的新舊交替之際，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了“文明沖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即世界不會出現一個單一而純粹的“普世文化”（universal civilization），不會走進美好而和平的愿景，而是以不同的文明為差異的根源持續發生沖突，且最激烈的沖突將發生在文明的“斷層線”（fault line wars）上，試圖為我們理解21世紀的世界提供一張抽象又不失細節的“地圖”。

（Continents）

一   當今世界形勢：多文明共存而非普世

（一）文明沖突論的產生背景

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中，學者亨廷頓提出，21世紀文化與文化認同（文化認同在最廣泛的層面上是文明認同）形成了冷戰后世界上的結合、分裂和沖突模式。文明沖突論的產生并非僅僅基于學者想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大展宏圖的雄心壯志，還源于對現實世界急劇變化進行回應的需要。

20世紀末蘇東劇變，導致兩極對峙失去了現實可能性，繼而導致從意識形態的對立出發的思考“范式”不再適用于新的世界。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歷史條件的重大變化必然要求社會意識做出相應回應。不僅如此，從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的前見理論（Vorverst?ndnis）來看，任何理解都依賴于理解者與解釋者的相互作用，并非單一而言的。在解釋者對事物進行解釋時，最后的產物實際是解釋者的經驗與客觀事實的融合。前見決定后續的要素以及最后考察的關鍵所在。作為一種判斷，前見從另一層面上也起關鍵甚至決定作用。因此，我們必須為新的世界尋找一個新的邏輯框架，在此之上我們才能將不斷涌現的新的事件進行擺放、排列、組合以及推演，從而為世界的變化發展梳理出一個邏輯脈絡，并猜測下一步的走向。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 to establish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8 December 1991.）

“文明沖突論”試圖為21世紀提供一份“地圖”，是“使得我們了解自己在哪兒和可能走向哪兒的必要的簡化”。作為一個有解釋力的理論，它應該幫助我們梳理現實及其因果關系，從紛紛擾擾的萬千事件中區分出重要內容，幫助我們預測未來的發展以及選擇實現目標的路徑。

亨廷頓在書中對現有的四種理論提出了批評。

第一種設想是所有國家都會或快或慢地進入自由民主制。這種設想與正在上演的現實并不相符。共產主義的幻想雖然化為泡影，但各國并非只剩下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這一唯一選擇，不同文明的國家仍然根據自己的文化基因在各自的道路上持續演進，新愁代替舊恨仍在持續地點燃戰火。

第二種設想是簡單地將世界區分為西方與非西方。這種理解“正確但無用”，因為非西方并非一個統一的實體，而是對多個不同主要文明的粗暴歸集，將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統稱為“非西方”無助于理解各個文明之間的國家的沖突與媾和，從而不能幫助精確判斷非西方中的核心國家的行事邏輯。

第三種設想是將世界分為上百個各自為政的國家。這種設想沒有考慮到國家的文化差異會給它們造成的行事選擇以及對待其他國家的態度上的區別。

最后一種設想是世界處于完全的混亂中。這種設想無法幫助我們整理世界。

他總結道，以上四種設想都無法很好地解釋當今世界的狀態與將要發生的變化，且對這些設想進行整合與統一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重新搭建一個更有解釋力的框架。

（二）文明的概念及歷史

要想了解“文明沖突論”的內涵，首先需要厘清“文明”（civilizations）的定義。關于文明的性質存在一些共識：首先，當今對“文明”的認識更傾向于認為文明是多元的；第二，“文明”更多地被看作一個文化實體；第三，文明廣泛而包容，具有一定的整合性；第四，文明終有終結，但又是“極其長久的現實”；第五，文明并不是政治實體，不履行國家和政府的職能。

歷史上的主要文明包括：中華文明（Sinic civilization）、日本文明（Japanese civilization）、印度文明（Hindu civilization）、伊斯蘭文明（Islamic civilization）、東正教文明（Orthodox  civilization）、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拉丁美洲文明（Latin American）和非洲文明（African civilization，但在非洲是否存在文明，這仍有爭議，故作者稱之為“可能存在”的文明（a possible civilization））。這些文明都和宗教密切相關。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ccording to Huntington (1996), as presented in the book.)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文明之間的相處模式可以被歸納為“遭遇-沖擊-相互作用”，三者也基本按照時間順序依次演進。在“遭遇”階段，各主要文明基于時空上的分離，僅有零星的碰撞與交往。而西方憑借其經濟與軍事實力的上升，以自身的文明“征服”其他文明，強勢推廣自己的價值觀與制度，使得文明間的交往狀態進入“沖擊”模式。而隨著冷戰的結束，文明將進入“相互作用”的模式。由于西方實力的總體下降與非西方實力的上升，國際體系由西方主導演變為多文明的，由于存在多種分裂而更加緊張與不穩定。

（三）普世文明是南柯一夢

為說明出現一個單一而純粹的“普世文明”僅僅是美好的幻想，亨廷頓在討論了“普世文明”這一語詞可能具有的幾種含義。

一是“實際上在所有的社會里，人類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價值觀”；二是“‘普世文明’一詞可以用來指文明化社會所共有的東西，如城市和識字，這些使它們區別于原始社會和野蠻人”；三是“‘普世文明’一詞可以指西方文明中許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價值觀和主張。這可以被稱為達沃斯文化”；四是“西方消費模式和大眾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正在創造一個普世文明”。

被熱切討論的“普世文化”主要指是第三種與第四種含義。這兩種含義都聚焦于在討論西方的價值觀能否作為范本移植到非西方的土壤上的問題。其中第三種是通過西方的實力（“硬實力”）將西方價值觀普遍化，而第四種是通過西方的感染力（“軟實力”）將西方的觀點普遍化。

語言和宗教在世界的分布可以反映世界權力的分配。遺憾的是，全球使用英語以及信仰基督教、新教的人數都沒有表現出西方文化正在變得更加主導與更加具有影響力。相反，非西方文明對民族語言與本土宗教的復興，反映出相應的文化自信，非西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緊張與對抗在逐步提升。

從歷史角度看，“普世文明”概念提出于西方殖民活動時期，源于西方殖民擴張合法化的需要，是西方用以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灌輸。事實上，非西方社會鮮有褒獎普世主義的觀點，更普遍的是將其看作西方帝國主義的遮羞布。從價值主張來看，“普世文明”也不見得定義了現代何以為現代，而是更多地定義了西方何以為西方；這更加暗示了普世文明推廣上的無望——非西方可能會變得更現代，卻不一定會變得更西方。

▲World map color-coded to denote religion affiliations of the majority population in each country (as of 2011)

二  文明何以沖突：各文明的實力變化

（一） 西方的衰落

“進入21世紀，西方仍然占據絕對優勢，并將在權力和影響力方面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間的均勢也發生了一些逐步的、無情的、也是根本的變化。西方的權力相對于其他文明將繼續衰落。”[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2018年出版，第62頁。]西方的衰落將是一個緩慢而不規則的過程，尤其明顯地體現在控制重要資源的能力上，西方相對于非西方在增量上存在明顯的差距。

在領土與人口（人口數量與人口質量兩方面）、經濟產值、軍事能力方面，西方對這些資源的控制在20世紀20年代達到頂峰，之后便無可挽回地顯著下降。同時還應注意到，非西方文明對本土文化的強調以及全球范圍的宗教復興在持續加強非西方文明的實力與影響力；它們是非西方社會中反對西方化的最強有力的表現。這種“文明的復興”并非拒絕現代性，而是拒絕西方，拒絕西方在實現現代化之前就固有的、用以定義西方何以為西方的特征，以及現代化以來與西方相關的世俗的、道德相對主義的、精神虛無主義的文化。它是非西方社會對所謂的“西方毒化” （Westoxification）的抵制。它是對西方文化獨立的宣言，是一個驕傲的聲明：“我們將是現代的，但我們不會是你們。”[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2018年出版，第82頁。]

（▲Cover of vol II of Oswald Spengler's Decline of the West. Published by C.H. Beck, Munich, 1922.）

（二）非西方的崛起

隨著西方老大的地位被侵蝕，它將喪失很多權力，這些權力將在地區基礎上轉移到幾個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國家。需要注意的是，西方雖然在零散地喪失自己的權力，但非西方文明獲得這些權力后形成的國際影響力卻是集中的，這使得非西方文明在國際社會的體量越來越不可忽視。文明間的權力轉移在難以扭轉地改變著文明間的力量對比，并將繼續導致非西方社會復興和文化伸張。最重要的權力增長正在并將繼續發生在亞洲文明之中，中國正逐漸成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響方面向西方挑戰的國家。

亞洲的自我肯定、伊斯蘭教的復興，一方面源于非西方社會經濟實力的上升助長了他們的文化自信與文化伸張的意愿；另一方面，現代化進程中（尤其是城市化）造成的問題，也在瓦解原有價值體系，促使各宗教對社會現實做出新的解釋，再次激發了本土宗教活力與生命力。

（Potential Superpowers, ? Nuclear Vacu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