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詠之城——紅色延安的特有文化景觀

?抗戰時期的延安不僅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本營、令人神往的革命圣地，還是一座名副其實的“歌詠之城”。

1940年5月15日，延安成立了青年大合唱團。魯藝音樂系第一期學生金紫光擔任總團長，總團下設中央黨校、抗大、女大、陜公、行政學院、醫科大學、自然科學院、印刷廠等八個分團，人數共約500人。延安青年大合唱團演唱過《青年大合唱》、《抗大大合唱》、《女大大合唱》、《黃河大合唱》、《生產大合唱》、《犧盟大合唱》和《呂梁山大合唱》等合唱歌曲。他們后來與同年 9月成立的延安合唱團合并，由魯藝音樂系第三期學生時樂濛擔任團長，繼續開展群眾性的音樂歌詠活動。

歌曲本來就是具有最直接的感染力和煽情性的藝術樣式。人們在這種集體的大規模的歌唱中，更是容易發泄難以抑制的激情、沖動，甚至是狂熱。高亢有力的放聲歌唱，是一種集體的抒情，是一種情感的巨大釋放。個體的微弱聲音，匯入、混合在強大的眾聲之中，從而釋放出雄偉的氣勢和宏大的音量。正是在這當中，每個人都感到了集體的力量，感到自己成為集體之一員的力量。

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一位老人回憶說：

對延安生活，如果說最深的感受是饞，那么最激動人心的記憶就是歌。那時的延安似乎就是一個年輕人的世界，到處都是年輕人的面孔，不管認識不認識，一見面都行舉手禮，微笑著打招呼，延安一年四季黃土飛揚，就是春夏也少有鮮花和新綠。但來到這里的青年男女，生命本身就是開花的綠地，一天到晚意志昂揚，歌聲不斷。歌聲帶他們走抗戰和革命，壯麗了他們的青春和人生。歌聲是帶旋律的延安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翅膀和火焰。

1938年秋，老舍隨全國慰勞總會北路慰勞團在延安逗留過很短的一段時間，后來他在長詩《劍北篇》中記述了他對延安最深的印象：

聽，抗戰的歌聲依然未斷，

在新開的窯洞，在山田溪水之間，

壯烈的歌聲，聲聲是抗戰。

一直，一直延到大河兩岸！

他還以延安人的口吻唱道：

唱著．我們開山，

唱著，我們耕田，

唱著，我們抗戰，抗戰，抗戰！

是的，唱歌在延安，成為一種盛極一時的風氣。學校里唱歌，部隊里唱歌，工廠、機關里也唱歌，每次唱歌，都有唱有和，互相鼓舞著唱，互相競賽著唱，有時簡直形成歌的河流，歌的海洋。歌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唱、聯唱、輪唱，使你辨不清頭尾，摸不到邊際。

每逢開會，各單位、部門的隊伍，總是踏著歌聲走來，踏著歌聲回去。開會之前唱歌，中間休息的時候也唱歌。沒有歌聲的集會，是沒有的。開會前各路隊伍的互相“拉歌”，是一場集體唱歌競賽，被稱為“歌戰”。會前，抗大、陜公、女大、魯藝等學校、機關，排著隊，舉著旗子，進入會場后，一場激烈的“歌戰”便開始了。

每個隊伍里都有一個指揮者，指揮不但唱歌唱得好，而且富有鼓動性，既能使自己的隊伍唱得高亢激昂，唱得整齊有力，而且有辦法激勵其他隊伍一唱再唱，唱得盡情盡興唱得痛快淋漓。好的“歌戰”指揮者也便成了當時的“明星”，有人還給他們起了綽號，什么“干一場”啊、“手榴彈”啊，等等。

你看，在成千上萬人參加的大會上，指揮者先伸出右手向前一指，給一首歌的第一個音節定下調子，然后便率領大家用同一種音調唱起來。快唱完的時候，指揮者的兩臂用力一收，歌聲戛然而止。這樣簡直把唱歌變成了一種思想，一種語言，甚至一種號令。千千萬萬人能被歌聲團結起來，組織起來、踏著統一的步伐前進，聽著統一的號令戰斗。延安所需要的正是這種場面、這種氣氛！

歌聲中，既有信天游、蘭花花、南泥灣等旋律的悠揚、溫馨，又有代表民族抗日精神的黃河怒濤。光未然、冼星海在陜北土窯洞里創作的《黃河大合唱》，唱遍了所有抗日戰場，唱出了民族的苦難和炎黃子孫的剛強。

難怪在《黃河大合唱》首次演出時，擠在人群中的毛澤東，高興得幾乎要跳起來了。周恩來則欣然提筆：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

繼《黃河大合唱》后，詩人公木和作曲家鄭律成又寫出了力作——《八路軍大合唱》。其中的《八路軍進行曲》，旋律雄壯，節奏剛健，響遍全軍。

還有《抗日軍政大學校歌》，是由當時的中宣部代部長凱豐作的詞，呂驥作的曲。“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承擔。”這歌聲，唱出了中國共產黨的豪邁，唱出了時代的旋律，至今仍響徹各所軍校的上空。

影響較大并廣泛流傳的歌曲還有《抗日戰歌》、《生產大合唱》、《到敵人后方去》、《前進歌》、《大刀進行曲》等。這些歌曲的創作，對根據地人民的生產熱情和抗日斗志，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延安的歌聲漫山遍野，……山上河邊，無處不唱。開會時集體唱，平常個人也唱。有人站在山坡上放聲歌唱，有人駐足延河邊引吭高歌，還有人—邊走一邊唱。朋友或同學相聚時，唱歌成了一個必不可少的內容。

美國人斯諾1936年第一次踏上“紅色中國”的土地，碰到了一支紅軍的隊伍。他驚異地發現，這支隊伍“在路上幾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無窮無盡。他們唱歌沒有人指揮，都是自發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個人什么時候勁兒來了，或者想到一個合適的歌，他就突然唱起來，指揮員和戰士們就都跟著唱。他們在夜里唱，從農民那里學新的民歌，這時農民就拿出來陜西琵琶”。

這種現象讓斯諾得出結論：

這些戰士是他看到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國無產者”，所謂“真正快活”，他自己解釋“對于生存有著一種自信的感覺。”

李公樸到邊區考察，發現“歌詠已經形成了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不論男女老少，很少不會唱歌的，而且絕沒有過去人們消閑中所唱的腐詞濫調，而是救亡歌曲和抗日小調。

人們為什么那么愛唱歌？是不是艱苦的物質生活，需要亢奮的充實的精神生活作為補償呢?答案是否定的。何其芳曾這樣寫道：

“我想，延安的人們那樣愛唱歌，大概由于生活太苦。然而我錯了，剛剛相反的，是由于生活太快樂。”

吳伯簫則認為：

“在延安，大家是在解放了的自由的土地上，為什么不隨時隨地集體地、大聲地唱歌呢?”

是的，很多從國統區來的人，都談到過他們到達延安以后，所獲得的那種“解放感”、“自由感”。唱歌，成了延安這塊革命圣地的一個特有的文化景觀。歌聲，就是這樣無時無處不飄蕩在延安的土地上和天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