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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燈:身為班主任的我,見證了這些青年的掙扎與嘆息 | 非虛構

     沖霄3e8ixadnpn 2020-06-29

    非  · 虛構



    《中華文學選刊》2020年4期

    黃燈《我的二本學生》

    選自《人民文學》2019年9期、《十月》2020年1期

    本刊4期“非虛構”欄目推薦的《我的二本學生》一文中,在南方一所普通二本院校任教十余年的作者黃燈,基于來自課堂內外的切近觀察與日常交流,以及對畢業生境況的持續追蹤,嘗試以個人化的表達與反思,描繪“二本學生”這一群體的生存圖景——他們無法想象一個不用租房的時代,無法想象一個年輕就該擁有愛情的時代,他們隱藏在各類“小確幸”里,隱藏在社會堅硬的陰影下,擁有年輕軀體,卻任由青春緘默……
    如作者所言:“二本學生作為最普通的年輕人,他們是和腳下的大地黏附最緊的生命,是最能傾聽到祖國大地呼吸的群體。他們的信念、理想、精神狀態,他們的生存空間、命運前景、社會給他們提供的機遇和條件,以及他們實現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國最基本的底色,也是決定一代人命運的關鍵。”
    如果你也是“二本學生”,正經歷或經歷過這一切,如果這群“二本學生”的命運牽動了你的情緒,歡迎把你的故事與思考分享給我們。


      年輕人的路,為什么越走越窄  

    ——《班主任》創作談

    文 | 黃燈

    從2006年到2019年,我在南方的一所大學當了兩屆班主任,完整見證了80后、90后兩批年輕人的成長。如果說,2006年第一次當班主任,更多的觸動來自時間維度的代際隔膜,那么,到2016年第二次當班主任,更多的觸動,則來自網絡原住民一代出路的日漸逼仄給我帶來的強烈沖擊。因為起點的相似,我總是忍不住拿自己的成長和學生進行對比,《班主任》一文是此種思索的結果。

    先說說兩次當班主任的不同感覺。第一次當班主任,時間跨度從2006年到2010年,學生給我的整體印象是有個性,活潑開朗,深造意愿不強,整個班沒有一個人考研,珠三角良好的就業勢頭,讓他們順當地融入了社會。跟蹤他們畢業后的境況,最后留在珠三角一帶的學生占到70%,留在廣州和深圳的有17人,90%的學生,都買了房子,過得還算安穩,我盤算了一下,到2010年左右,一個二本院校的學生,和我大學畢業時候文憑所承載的附加值相差不大,教育對學生命運的改變,依然明顯。

    但僅僅過去9年,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到2016年接手1516045班時,我發現學生越來越沉默、非常聽話,很少叛逆,男孩幾乎不追女生,女生想一個人過日子的比例越來越高,一種無形的壓力將他們籠罩,大四時候,有1/3的學生選擇考研,畢業臨近,通過和他們聊天,竟然沒有一個外來的孩子,有信心留在廣州,沒有一個農村學生,相信憑個人能力可以買得起房子,好多女孩描述她們的夢想,“一只貓、租間房、將父母接到身邊”。在畢業前夕,他們喜歡用“咸魚”來形容自己的狀態,用“上岸”來形容找到工作。不能忽視的是,我的學生,90%是來自經濟發達的廣東地區,我任教的學校,一直以就業優勢著稱,生源也非常出色,盡管是一所二本學校,但70%的學生,只有上了一本線才有機會招進來,他們的境況尚且如此,全國那么多被遮蔽的二本院校學生情況,可想而知。

    討論課的一組學生

    在教1516045班時,有兩點感觸最深:一方面,如何理解年輕人,我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代溝”這個詞,根本無法描述代際之間的隔膜。作為網絡原住民,他們身上最為真實地銘刻了信息時代的特征,如何理解這代年輕人,對我而言,既是現實需求,也是工作的客觀挑戰,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在短短的九年時光之內,就能導致我作為一個班主任的經驗,如此快速地失效。另一方面,對于目前無可逃避的網絡時代,以及網絡時代碎片化表征,顯然也需要持有更多的警惕,在我看來,碎片化不意味著多元化,它不過更為巧妙地掩蓋了社會越來越本質主義的傾向,在巨大的碎片化泡沫下,時代呈現出了越來越堅硬和確定性的一面。

    在幾年的班主任經歷中,不能否認,對我的學生而言,就算進入最普通的大學,也已經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他們走進大學的代價,遠勝我當年,但他們文憑的含金量,卻早被大大稀釋。90年代初期上大學固然難,但一旦考上,就意味著人生的根本改變,上學不要學費,每月有生活補貼,畢業包分配,到單位以后,能解決住房難題。但現在,對1516045班的學生而言,每一個環節,都必須依賴市場化手段以個人力量去解決,農村孩子的學費依然需要幾個家庭才能湊齊,生活費需要課后打工才能獲得,工作需要拿著簡歷去海投,住處需要在城中村的角落去安頓。教育徹底市場化固然提供了某些自主選擇的機會,但由此帶來的群體分化的后果,主要由弱勢的非985、211農村大學生來承擔。

    我不否認,在和學生多年相處過程中,直面他們學習、生活、就業、考研等各類具體的困境后,我腦海一直盤旋一個問題:年輕人的路,為什么越來越窄?他們的出路,是否和下面的追問有著更為隱秘的關聯:為什么他們會毫不猶豫地認同個人奮斗的路徑?為什么他們會自動剝離個體和時代之間的關系?大學的鄙視鏈到底如何形成?看重第一學歷的血統從哪個節點開始?名牌高校的研究生考試,從什么時候理直氣壯的強調985、211的重要性?這些情形和應試教育之間愈演愈烈的現狀,到底存在怎樣的邏輯必然?從什么時候開始,年輕人生存狀況的惡化,通過這一條隱秘鄙視鏈的形成,開始被巧妙掩蓋,并成功引導他們將注意力轉移到了對自身的質疑?我所教的這些孩子,在第一次人生的競爭中失敗后,只能進入一所普通的二本高校,到底承受了怎樣的代價和壓力?普通年輕人狀況的惡化,通過一系列程序的正義,到底怎樣不動聲色地鎖定了他們往上流動的可能?

    我相信中國的很多家長,并不知曉自己孩子進入大學以后的具體情景,也相信不少中學老師,在應試教育的雞血中將一批批學生送進大學后,并不太關心中學歲月在其生命中烙下的印記,在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的漫長程序中,學生的成長恰如一個標準構件的鍛造,我不過一個站在普通大學門檻的收貨者,完成了簽收程序后,來到身邊的孩子,不過一群早已被磨礪規整的半成品,《班主任》的完成,不過我借助職業的便利,在知曉年輕人的一些事情后,自作主張的理解和記錄,我知道它暴露了我對年輕群體無法穿透的隔膜,也知道它無法解答我的諸多困惑,我所想做的,不過通過文字,記住一個群體的模糊身影,喚醒更多的成年人對他們的關注。

    一個讓人內心踏實的時代,不在于給精英提供多少出路,而在于給普通人提供更多的機遇。

    2020年3月9日

                                         
    發表于《十月》雜志微信公眾號


      我的二本學生(節選)  

    文 | 黃燈

    1516045班 


    湛江女孩

    關于90后孩子的描述,“亞文化”的籠統概念,顯然只能勾起我更多關于城市孩子的想象。在給1516045班上了兩個學期的課后,他們身上籠罩的網絡色彩,逐漸淡去其神秘面紗。我校準班主任的焦點,發現在網絡世界以外,他們所浸潤的現實,并未發生根本改變。

    除了“網絡原住民”“宅男”“腐女”“顏值”“玄幻”“仙修”這一套呈現他們日常的詞匯,出現在學院困難名冊上的“低保家庭”“單親家庭”“母親殘疾子女”“特殊困難”“困難”“孤兒”,同樣是呈現他們真實的另一組詞匯。我意識到,在他們的世界中,包含了兩組話語體系,在“課堂”“班群”這樣的公共場合,他們總是不經意就溜出網絡詞匯的影子,但進入私下的交流,例如在與我這位班主任的例行談心中,他們能立即切換到另一套話語系統,一套與他們的父輩、老師共享的話語系統。

    下面是2017年11月14日,在班主任工作的例行談心中,來自湛江的秀珊和我說的話。在班上的學生中,她是唯一主動約我的人,但在具體的聊天過程中,她說的話,最讓我意外。她總是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和我靠得極近,每次目光相撞,就拿書擋住嘴巴,黝黑的臉龐立即浮現滿眼的笑意。她幾次興致勃勃地邀請我去家里看一下,但進入訂票的環節,最后反悔,終止了行程。我原本想通過實地感知,去解讀與她談心過程中,被隱匿的諸多“梗”,這個愿望,因為她“沒有必要跟別人說太多家里的事”,就此擱淺。

    我出生在湛江廉江,家里的門牌都看不清楚,郵政送錄取通知書時,要一家一家地問。我中學時,爸爸在一家石灰廠上班,后來做不下去了,進了一個玩具廠。在我初中以前,媽媽一直在鎮上工作,我上初中后,她去了東莞,今年到了廣州,住在芳村,家里的主要經濟來源靠媽媽打工。

    我有一個姐姐、一個哥哥,還有個弟弟,家里太復雜了。念大學的,到現在只有我一個。我姐小時候成績挺好,到初中后一般般,就作文還可以,她初中畢業考上了湛江一所師范學校的幼師專業,但不想去,就外出打工了,可能是不想當幼兒園老師。我哥初中時像一個流氓,就會打架,離中考還有一個星期,突然說不讀書了。我姐大我哥兩歲,我哥大我三歲,但我大部分時間,都和弟弟在一起,小時候會和弟弟去田里、小溝里抓魚,有時會捉到水蛇,有一次在香蕉地里,用那個簸箕在水里趕魚,結果沒趕到魚,趕到了兩條蛇,到現在還記得。很小的時候,感覺還挺快樂的,后來長大就不行了,再大一點點又不行了。我跟我哥、我姐之間,沒有和弟弟那么親密,他們上初中時,我比他們晚了兩三年,所以我們的世界不太一樣,他們兩個像大人。我弟弟連初中都沒讀完,就回家了,他被抓回家了。我們家的關系太復雜了。

    我們村是鎮里最亂的一個村,很大,偷雞摸狗的人好多,吸毒的人也很多。我念初中時,村里吸毒的風氣非常盛行,堂哥吸毒,堂哥那個年紀,是個人,都會吸毒,很多人都被抓走了,現在留在村里的人很少。堂哥與堂嫂離了幾次婚又復合了,我搞不清堂哥對堂嫂到底是怎樣的感情。堂哥吸毒期間沒有理性,很多事情都很殘忍,我侄女在場,我覺得更殘忍。堂哥一直想要個男孩,但生的都是女孩,現在有三個女兒了,堂哥家第二個孩子一直放在我家,因為奶奶要帶小堂嫂剛生的那個孩子。我大堂嫂和小堂嫂本來差不多同期生孩子,我在學校,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最后大堂嫂的孩子沒有生下來,太殘忍了。村里就是這樣,都想要男孩,我喜歡我侄女,覺得她們好可憐,我的情況正在她們身上重演,但是她們不像我喜歡讀書。我們村里,很多人讀到初中都不讀了。到目前為止,我們村只有我一個大學生,村子閉塞到什么程度?像我考上大學,村里居然還有人問,畢業以后分配到哪里工作,然后我說沒有分配,他說你怎么考上這樣的大學啊?我說現在的大學都沒有分配,他就覺得我考的大學有問題。我家里經濟條件不好,父母關系也不好,因為從小封閉,只跟自己玩,處于一種沒人管的狀態,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長大的。上初中后,基本就我一個人,我都是自己長大的。初三第一次去我媽那里,在東莞,她見到我,不讓我叫她媽,因為她跟工友說,只有兩個兒子,奇怪的是,我一點情緒都沒有,所以上大學后,我也很少去芳村看她。我從小對父母印象不好,他們總是問我,你要跟爸爸,還是跟媽媽,我怎么知道,反正越長大就越無所謂了,也能理解一些東西,是的,從原生家庭的傷害里跳出來,太難了。

    也不知道為什么,我從小就喜歡讀書,但沒什么書讀,讀的都是哥哥、姐姐初中留下來的政治作業、材料題。八九歲上學時,有個老師,一直拿粉筆砸我的頭。我當時會乘法口訣什么的,有些字也會讀,課文也懂,然后我媽認為我可以跳級,但校長不同意,我媽就一直往學校跑,然后就同意了。但那個老師對我很不滿意,比如我現在的位置,在第一排,那個老師不讓我坐第一排,把我調到后面。我也不知道怎么上課,看到別人舉課本我也舉,他們放下我也放下,有一次,還沒來得及放下,老師就拿粉筆砸我的頭。從小到大,我很少碰到合格的老師,他們大部分喜歡板著臉,教訓學生。尤其是我高中那個老師,對學生很不好,你知道他怎么罵我們嗎?我們學校有個下坡路,那里有個很大的垃圾廠,他說我們就像那里的垃圾,我們都被罵習慣了,也麻木了。有一次,他兒子半夜發燒,第二天到學校后,他對我們很生氣,其實他兒子發燒關我們什么事呢?但我也碰到過好老師,六年級時,有個楊老師教我,我感覺打開了另一個世界的大門。除了楊老師,還有一個老師對我也很好,她將我當女兒看,她有兩個兒子,但是沒有女兒,她不介意我叫她媽媽,我們關系就是很好。

    進到大學后,我感覺學校和自己的想象差太遠了,我當時想,這是一個什么大學?我們宿舍六個人,平時都很忙,基本沒什么交流。所有人忙的活動、方向都不一樣,有個女生,她平時做那種高大上的兼職,她接了很多活,整天都在宿舍做策劃書之類的,還有一個整天往男朋友家里跑,另外一個呢,熱衷研究少數民族,學習藏語之類的,還有兩個喜歡打游戲,但我不能告訴你。

    今天上課的時候,講到方方《風景》里面的二哥,我感覺和他就很相似啊,他通過另一個世界,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種可能,但我的生活是在這邊,沒有辦法脫離這邊,這種根深蒂固的感覺,可以用絕望來形容。我什么都不想做,我覺得累了,我以后想過很普通的生活,其實我理想的生活,寫作就可以了,我喜歡音樂,還可以幫別人填詞。

    我大一的時候,還挺好的,但現在熱情被消解掉了,曾經的設想也破滅了,活著就好,活著,要求就這么簡單,有時想想,還不如一無所知,比較幸福。談到畢業以后,要留廣州還是回老家?我們很年輕,不想回家,但留在廣州的話,可能一個月的工資,付完房租都沒有錢買衣服了。

    秀珊在和我聊天的過程中,總是說到她的家庭很復雜,但她欲言又止,并不愿和我多談家庭為什么復雜。她跳躍的敘述,清晰地呈現了故鄉廉江村莊在她身上打下的烙印。多子女、重男輕女、父母關系不和、一個人長大、封閉的村莊、吸毒的堂哥、被引產的堂嫂、像流氓的哥哥、童年捉魚的快樂、熱愛讀書的天性、砸粉筆的小學老師、稱學生為垃圾的高中老師、熱愛寫作的夢想、活著就好的淡然、無法留在廣州的失落,當然,還有給她打開了另一個世界的楊老師,待她像媽媽一樣親切的女老師,這所有的一切,在我心目中勾勒出了秀珊成長的基本底色。

    她沒有告訴我媽媽從事的職業,也沒有告訴我,為什么大一還有目標,到大二則突然破滅,她沒有改變命運的決心,也不知權衡和計算人生的緊要環節,并且拼盡力氣去爭取該得的一切。她有著與年齡不相稱的消極,但我卻從這理性的消極中,在和她小心翼翼的對話中,感受到了一種明心見性的智慧和殘酷的真實,她看到了很多,明白很多,懂得很多,但她不說。

    班上更多的孩子,盡管情節無法與她完全重合,但在最本質的方面,卻與她有著相同的命運。下面,我說說同樣來自湛江地區的胡小芬。

    胡小芬1996年出生于湛江徐聞錦和鎮,徐聞是廣東省最南端的一個縣,隔海就是海南省。她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妹妹2017年考上了華南農業大學,弟弟在徐聞中學讀初中,最小的妹妹在念小學六年級。爸爸之前在家務農,因為收入太少,只得離家尋找門路。由于沒有技術,主要在徐聞周邊建筑工地打小工,工作缺乏穩定性,收入并無保障,媽媽先后在湛江、徐聞打工,主要是在廣場擦皮鞋。

    因為想要一個男孩,在有了兩個女兒后,小芬念到小學五年級時,父母一直在外面斷斷續續躲計劃生育,順便也打打散工。初中三年,她一直跟著爺爺奶奶,有一段時間的留守經歷。弟弟出生后,媽媽又懷孕了,抱著僥幸心理,以為又是一個男孩,于是偷偷生了下來,這樣,小芬就多了一個比她小十歲的妹妹。

    小時候,小芬整天和同伴爬樹,玩一些游戲,性子極其野。小學五年級時,媽媽外出打工后,爸爸和奶奶去田里勞作,就會把她托付給姑姑照顧。姑姑嫁到了鄰村,村子近海,孩子們穿過一片小樹林,就能迅速到達海邊,撿螺、撿貝殼、趕潮,成為海邊孩子童年的樂事。盡管大人不準小孩去海邊玩,小芬還是會經常和姑姑村里的孩子混在一起,偷偷結伙溜去海邊。撿螺是小芬最愛干的事情,每次回來,她怕姑姑發現破綻,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趕緊去別人家,將弄臟的腿腳洗干凈。

    媽媽是家里第一個外出打工的人,小芬曾跟隨媽媽到了湛江。六年級第一學期,她就讀湛江市區一所私立學校,因為學費貴,媽媽負擔起來過于吃力,小芬懂事地要求回家,從第二學期開始,她就回到了村里,此后一直到初三畢業,都待在奶奶身邊,和奶奶共同承擔起照顧弟弟妹妹的工作。大妹妹性格孤僻,不愛說話,比她小兩歲,因為年齡接近,兩人經常打架。弟弟比她小八歲,最小的妹妹比她小十歲,兩個性格極其活潑。小芬到現在都記得,自己給最小的弟弟妹妹喂飯、洗衣服,“除了晚上,最小的妹妹,幾乎就是我帶大的,大妹妹也是小孩,總是將他們弄哭,而我必須想辦法將他們哄住”。到小芬念初二時,爸爸也決定外出打工,并帶上三個弟弟、妹妹。小芬選擇獨自留下,一個人守著奶奶,初中三年的學費,靠父母打工支付,而生活費主要依靠奶奶去海邊挖螺、種甘蔗、養家禽。奶奶出生在對面的海島上,從小在海邊長大,人非常靈活,爺爺很早就去世了,是奶奶一人獨自將孩子拉扯大。

    小芬明顯感到,家里的經濟狀況,是在媽媽生下弟弟交完罰款后開始變差的,沒生弟弟前,媽媽在鎮上的墟里賣鞋,在村里其他人都住茅草房時,家里蓋了村里的第一個獨立廚房,家里的正房也是新蓋的瓦房,生完弟弟后,不但被罰了一萬多超生款,還因為媽媽要帶孩子,少了打工的收入來源,家里的開支,只能靠爸爸、奶奶在田里干活支撐。一直到現在,村里不少人家的茅草房,早就換了樓房,小芬家的房子,依然沒有任何改變,“房子還是二三十年前的瓦房,有四個房間,中間有個放牌位的廳,房子現在到處漏水,奶奶存了一點點錢,好不容易換了個屋頂”。家里的人氣也越來越稀薄,小芬外出念高中后,就只剩奶奶一個人。

    相比秀珊的村莊,小芬顯然更幸運。村里有一個圖書館,是她經常去借書的地方,也是她和妹妹最喜歡去的地方。奶奶只要兩姐妹進入圖書館,就很開心,在老人家看來,只要翻開書,就是在學習,哪怕她們看的是《爆笑校園》。事實上,鄉村圖書館的書幾乎全是盜版,圖書的質量也粗劣不堪,但小芬還是為此慶幸不已,至少她能從圖書館借閱到金庸的小說。初中時,為了省錢,過一段時間,班上會組織同學統一去網上買便宜的盜版書,這同樣成為小芬早期閱讀經歷中難忘的記憶。除了圖書館對小芬的滋養,鄉村對小芬的饋贈,更多來自徐聞村莊隨處可見的戲臺,每年的演出,是小芬的節日,奶奶生命中,唯一和藝術有關的事情,就是看雷劇,帶上孫女小芬一起觀看,無意中培養了小芬對雷劇的興趣。

    小芬一直深感慶幸的事情,是父母盡管重男,但不輕女。他們四個孩子的學習,始終是爸爸媽媽最為看重的事情。高中階段,小芬考上了徐聞一所中學,父母承擔不起孩子們在湛江的學習費用,決定轉移到徐聞打工,既可以更好地陪伴小芬,也可以省下留在湛江不得不支付的高額學費。對于父母的外出,小芬的態度極為矛盾,一方面,她極為感激父母能夠陪她上到小學五年級,而不像弟弟妹妹那樣,很小的時候,就留守家中;另一方面,她覺得就算到了五年級,也還是不宜離開父母,小孩天然就應該和父母在一起。小芬知道,大妹妹極為內向的性格,就和父母過早離開她有關。堂叔的兩個兒子,原本成績很好,也是因為堂叔、堂嬸鬧矛盾,導致堂嬸外出后,兩人的成績急劇下降,三科加起來都不到一百分,而且總是恐嚇養育他們的爺爺。但她明白,父母沒有辦法兩全其美,若不外出打工,一家人的生活,真的會難以為繼。

    多年來,真正讓小芬一家人發愁的事情,依舊是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爸爸在徐聞打散工,一年的收入僅有一萬多元,天氣冷的時候,媽媽擦鞋一天,勉強可以掙到一百元,而天氣暖熱,連買菜的錢都掙不到,但廣東的天氣,真正寒冷的時光,總是出奇的短暫。奶奶年齡已大,沒有任何收入,除了兩個姑姑偶爾接濟一點,還得靠政府補貼。小芬深知家里的狀況,從上大學開始,就一直在外兼職,不找家里要生活費。大一在肇慶校區,她在學校旁邊找了一家小飯店,中午和下午上班,一天干四五個小時,每月能掙六百元,基本能維持生活開支。輪到遞交補助申請時,她也會按時填表格,而就讀于華南農業大學的妹妹,來自同樣的家庭,就是不向學校遞交任何助學金申請表,這讓父母惱火,也讓小芬惱火。小芬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大學的課程能夠少一點,這樣她就有更多的時間,做自己的事情。

    臨近畢業,家里都希望小芬能夠考公務員,尤其是奶奶,更希望孫女可以獲得一份穩定的工作。小芬盡管對未來并沒有確定的預期,但回湛江的目標非常堅定,“我不知道以后會做什么工作,但我喜歡雷劇,湛江有雷劇,我希望工作和雷劇有關”。

    胡小芬的性格較之吳秀珊,顯得更為平和、溫馴,這和兩者的成長環境、家庭氛圍有一定關系。但從具體的生存境況而言,撥開兩者成長過程的一些具體差異,會發現承載計生政策的后果、貧窮、孤獨、看不到出路等方面,都是兩者的相似之處,也是1516045班學生,常見的家庭標配。

    我從內陸來到南方,在廣東從教十幾年,對我沖擊最大的事情,來自計生政策對學生的影響。我原本以為,只有在計生政策并未完全執行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多子女家庭才極為常見,我從來沒有想到,課堂上的學生,會完全顛覆我此前的認知。對那些多子女家庭的學生而言,父母“躲計劃生育”的經歷,是他們必須承受的生活常態,伴隨這一無從逃避的宿命,被留守、或隨父母居無定所,成為他們必須承擔的隱匿痛苦。與多子女相伴的現實,是貧窮。貧窮對學生的心靈傷害,同樣觸目驚心。盡管廣東屬于經濟發達地區,在常人眼中,學生的經濟狀況,比之內陸,應該光鮮很多,而事實上,因為班上的學生,很大一部分來自非珠三角地區,這些地方的經濟狀況,和內陸比較起來,并無明顯優勢,有些甚至更為落后。從學院2016—2017年度,家庭經濟困難匯總的情況可知,全年級有一百六十人申請補助,其中特困三十七人,貧困一百二十三人。以2015級為例,申請貧困補助的人數四十九人,其中特困十人,貧困三十九人。換言之,在全年級的二十四個班中,有四個班的學生申請了困難補助,其中特困生有整整一個班之多。而我知道,礙于名額限制,有不少孩子,像胡小芬妹妹一樣,根本沒有統計在內。不可忽視的是,伴隨多子女家庭,因為親子關系欠缺所致的孤獨童年、留守經歷,同樣是他們的共同特征。秀珊用“我一個人長大”形容這種狀況,小芬也不否認五年級后父母離開她的遺憾,良好的親子關系和團聚的家人,是她們童年最大的奢望。孩子多,生存壓力大,父母的主要時間,都在為生計忙碌,放棄對孩子的陪伴,成為父母無奈但必然的選擇和代價。

    當然,對即將結束大學時代的1516045班學生而言,臨近畢業,一種看不到出路的迷茫,成為他們最真實和沉重的情緒。對比我帶過的兩個班,我明顯感到1516045班孩子的精神狀態,比不上062111班富有活力和朝氣。盡管062111班是我們獨立成系后,招收的第一屆學生,各個方面都處于一種摸索和未知狀態,但因為整體經濟形勢好,房價也相對合理,大部分學生,并未表現出悲觀和迷惘的精神面貌,更沒有一個學生,為了提高就業的競爭力,拼命去考研。而到1516045班,客觀而言,不管在專業設置、師資配備、教學條件等方面,比之以前,都有了很大改善,更為重要的是,就業好,一直是我們學校在廣東高校中擁有的良好口碑,但就算如此,還是難以舒緩學生對未來和前途的深重擔憂。很多學生,從大一開始,就早早謀劃考研,班上考研學生的比例直線上升,人數也早早過半。對農村孩子而言,經歷過大一的興奮期后,一旦認清真相,意識到理想和現實的差距后,往往會陷入長久的情緒低落期,但我沒有想到,1516045班的低落期如此之長,以至大四來臨,還沒有走出。

    以班主任身份,經歷過和學生的常規談心,并對這個群體有了更多了解后,我不否認,在網絡貌似平等的空間以外,在私下的場合,他們曾經用另一套語言,向我展示了一個更為真實的維度,在很多方面,他們接續了062111班已經開始分化的事實,并且呈現出強化的趨勢。

    “從未想過留廣州”

    畢業季來臨,校園內到處都是穿著白襯衣、黑褲子、打著領結、穿著皮鞋的年輕人。他們臉蛋潔凈、身材挺拔,迷惘的眼神和剛剛進校時的好奇、新鮮,形成了鮮明對比。大學的時光確實很快,熬過大一的迷茫,進入忙碌的大二,大三倏忽就溜走了。大四已經不再屬于他們,在學校和社會之間,大四是他們溝通兩者的時間窗口,39路公交車站,成為他們通向外面的起點。屬于他們的網絡世界,一到畢業的關口,便顯示了二次元的無力,便捷的電子設備,除了讓他們更快地叫上快餐,更方便地辦理“花唄”,現實的邏輯,依然沒有改變。

    龍洞的房價,隨著六號線的開通,已經毫不掩飾地嗖嗖上漲。對062111班而言,“房價”這個詞,從未進入他們大學生活的視域,誰都沒有想到,“房子”在他們畢業后的日子,悄然成為同窗分化的關鍵;但對1516045班而言,39路公交車站無處不在的房地產廣告,不遠處龍洞步行街的租房張貼,他們無法視而不見。

    課堂上,莫源盛坦陳從大一開始就關注房價。他們那個小鎮,在他念高中時,首付只要一萬多就可以辦理入住,他外婆的那個廣西小鎮,一百多平米,首付同樣只要一萬多就可以換來鑰匙。他不能理解,2016年從肇慶校區回到廣州時,龍洞的房價還不到三萬,怎么突然在一年之內,到像服了興奮劑一般飆升到了四五萬,數字的變化,恰如魔幻,讓他詫異,也讓他心驚。校園內彌漫的金融氛圍,對任何專業的學生都有滲透,一場和數字有關的游戲,看似和這個群體無關,但實際上和他們的關系最為密切。和秀珊一樣,源盛考上大學時,村里的人都用羨慕的眼神對他說:“你就好了,讀大學了,可以包分配了。”他感覺無奈,不知怎樣回答。從郁南遙遠的大山,到達廣州算不上中心的龍洞,赤裸的房價,將他生活的底色,暴露得一覽無遺。這個有著文學夢想的年輕人,在大一的時候,曾偷偷寫過幾十萬字的作品,在第一堂課的發言中,曾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訴說,他上小學的時候,還要打著火把才行。他來到廣州念大學后,沒有像同齡人一樣,習慣性地沉湎在二次元的虛幻和撫慰中。他悄悄地關注現實,房價一直是他丈量自己和未來可能的尺度。他原本以為通過高考可以改變很多,現在發現,自己能握住的東西并不太多。大二時,他曾偷偷留意師兄、師姐的招聘信息,稍微好一點的單位,“非985、211,非碩士不可”;為了體驗真實的上班族生活,他擠地鐵、擠公交去市內兼職,“上一天班,什么都不想干,真的很累”。他渴望擁有自己空間的生活,他知道在同齡人中間,流行“活著就好”的信條。他想起村里人對大學的想象,但堅硬的廣州,算來算去,仿佛無論如何努力,都難以在此駐留。他在默默的觀察中,和小芬一樣,已打定主意回到郁南的家鄉。胡小芬同樣知道廣州的真實房價。當初高考時,父母怕她嫁給外省人,不同意她出省念書,她小姑嫁到雷州縣,奶奶都嫌遠。她離家的范圍,媽媽的標準,只能在湛江嫁人,而奶奶的標準,只能在徐聞。小芬告訴她們,“現在交通方便,只要有錢就可以了。”“那萬一沒錢呢?嫁得近,過年回來能見雙方父母,嫁得遠,過年回來只能見一方父母。”媽媽的回答,讓她無話可說,卻也無意中卸除了她對廣州曾有的幻覺,她內心堅定了回家的決心,奶奶和媽媽的召喚,對她極為重要。她從大一開始,就著手考教師資格證,她知道應該趁早為回家做好該有的準備,“廣州的房子貴得離譜,現在想也沒用,爸媽五十多了,根本幫不上忙,奶奶說,爸爸還指望我畢業后,回村給家人蓋一棟房”。

    對1516045班而言,臨近畢業,屬于他們的大學時光還不到一年。劉早亮對自己的夢想,有過明確的描述,“有個穩定、簡單的工作,有套房子,像普通的打工仔一樣,娶個老婆,有個孩子,沒有要發大財、開豪車的想法,只想過得簡簡單單”。早亮從來沒有想過待在鄉下,他目睹父母干活的辛苦,對此深有感觸,媽媽為了增強他讀書的動力,很小的時候,就讓他干活,從無任何嬌慣。他從小體驗過割水稻、插秧的滋味,做飯、喂豬這些同齡人陌生的活計,他拿捏準確、得心應手,對勞累的家務和農活,他抱有深刻的記憶。父母最大的希望,是他不要回到農村,他們所經受的辛勞,不忍兒子復制。早亮理解父母的心思,他還未到結婚的年齡,但不讓自己孩子受苦的念頭,就牢牢扎根心底,這種生命的直覺,顯然來自父母的灌輸。他偶爾會有留在廣州的愿望,但“看到房價,心都涼了”。他以此度量回到家鄉小城的可能,他感覺要過一種平凡的生活,都非常艱難、非常不易。

    早亮媽媽來自四川偏僻的山村,在廣東打工期間,認識了丈夫,生了第一個孩子后,媽媽留在家里,再也沒有外出。2017年12月,我曾到他家拜訪過一次。我想起早亮媽媽在收割紅薯的地里,談起大城市的房價,一種難以置信的空茫,跨越廣州到小江的距離,逐漸彌漫在那張樂觀、堅韌的臉上。我第一次意識到,城市和鄉村的隔離,并不如我想象中那樣確定,農村婦女,也并不如我此前的成見,她們對城里的事情并非一無所知。早亮考上大學,一直是這個遠嫁的四川女子最強大的支撐,她此前所有的生活信念,就是努力經營好家里每一寸土地,咬牙堅持每一項能給家里帶來收入的生計。

    男同學在教學樓走廊

    村里沒有孩子念書的家庭,早就建好了氣派的樓房。媽媽對早亮畢業以后的處境,沒有具體的感知,兒子帶回來的關于廣州房價的敘述,疊加她熟知的家鄉小城的房價信息,這冷冰冰的數字,不經意中瓦解了一個女人朦朦朧朧的確信,無論她如何強調,“不怕的,沒有關系的”,我始終難以忘懷腦海中的一幕:在落日余暉的傍晚,在收割紅薯的地里,在談論房價不經意的嘆息中,一個農家婦女,對房子和孩子命運之間關聯的在意。

    是的,和062111班相比,“房價”已成為我和1516045班同學之間不愿面對的話題。相比062111班將近三分之一的學生留在廣州、深圳的事實,1516045班沒有一個外來的孩子,理直氣壯地和我說起要待在大城市,更沒有一個孩子相信憑自己的能力、工資,能夠買得起一個安居之所,能夠在流光溢彩的城市立下足跟。對我而言,這明顯的蛻變,中間的距離只有九年,如果說,062111班已經顯露的分化讓我擔心,那么,對1516045班而言,孩子們不約而同的緘默和放棄,更讓我直接感受到一個群體根深蒂固的困境。房子、房價對國家而言,只是一個經濟維度的術語,但對1516045班的孩子而言,則是他們在離開學生宿舍后,鍋碗瓢盆必須擱置的地方,他們的前途、去向、家庭、生活質量,都與此緊密關聯。

    隨著對1516045班學生了解的深入,我發現剛接手時的隔膜、網絡的屏障,不再成為我擔心的理由。我真正擔心的,是他們用網絡以外的語言,對自己生存困境的敘述,我害怕一個固化、貧窮、無出路、掙扎而無望的群體,變為殘酷的現實。在孩子們偶爾扮酷的表達中,我分明感受到一種無形的東西,對年輕人的擠壓和剝奪,感受到他們青春的色彩,正變得越來越黯淡和斑駁。飛漲的房價、貶值的文憑、日漸減少的工作機會,已成為他們不得不面對的真實生存,“廢柴逆襲”的情節,真的只能在二次元世界中出現,現實中,他們茫然四顧,根本看不到“金手指”的身影。

    這一代孩子,面對自己的處境,竟然認為一切都理所當然,他們無法想象一個不用租房的時代,無法想象一個年輕就該擁有愛情的時代,也從不懷疑高房價的合理性。他們一出生就面臨市場的單一維度,只能在消費主義的碎片中,映照自己的身影,這妨礙他們從更多的層面去理解自己的成長,妨礙他們從個人成功的價值觀突圍出去,建構自己完整、充實、自我主宰、充滿力量的生活。他們是原子的個體,只能從成功學的角度來理解自己的命運、生活,他們沒有力氣,也不屑于進入社會分析的層面,給卑微的個體找到一個恰當的定位,他們甚至對某種宏大的東西充滿警惕,恰如考上復旦的辛追所言:“作為一個寫作者,對我來講,階級這個概念是不存在的,我只關注具體的個人,我只關注具體個人的具體情況,及其具體的稟賦、具體的困難,而階級不階級這個東西,我是很排斥的。”是的,他們對政治話題、公共話題難以提起興趣,也不追究房子漲價的邏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改變社會,他們隱藏在各類“小確幸”里,隱藏在社會堅硬的陰影下,是一個擁有年輕軀體,卻任由青春緘默的群體。

    在社會喧囂、泡沫、造富的個人神話中,時代就這樣將一群孩子架在鋼絲上。

    1516045班的孩子,是這個群體的一部分,作為班主任,我見證了他們的掙扎和嘆息。

    ……

    黃燈
    湖南汨羅人。中山大學文學博士。著有《大地上的親人》等。曾獲琦君散文獎、三毛散文獎、華語青年作家獎等。《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曾引發全國性討論。

    全文見《中華文學選刊》第4期
    《1516045班》 選自《十月》2020年第1期,原題《班主任》
    部分內容經作者修訂
    全書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近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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