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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是唯一不能從眾之事。 寫作不是為權力的垂青，不是為獲得群眾的掌聲，而是向自己的良心負責。 愛“人類”，卻不愛具體的人是很多文人的通病。 人類是抽象的，并無具體的對象，無須投入真心，收放自如，還可以為自己贏得道德上的優越感，但具體的人總是有那么多的問題，總是那么的不可愛。 愛是要付出代價、恒久忍耐的。真正的愛永遠是對具體個人的愛。 批評無自由，則贊美無意義。 往往是那些善良的愿望，把人類帶入了人間地獄。 老話說，一個手指指向他人，四只手指卻指向自己。 我并不是說人們不能夠進行道德譴責，而是說當我們進行道德譴責的時候，一定不要把自己先排除在道德判斷之外。 道德判斷，永遠要先己后人。 凡動刀者必死于刀下。 腐敗就像蝙蝠一樣，總是在黑暗中起舞，公正有如鮮花一般，常常在陽光下盛開。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在行，日光之下并無心事，歷史似乎給我們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從來不接受教訓。 那些立場鮮明、非此即彼的口號式論說最容易獲得民心，但這種單極化的思維在人類歷史上卻帶來了無數浩劫。 因此，法律的訓練讓我對任何口號都心存警惕。 我們求學問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就是為了走出我們基于地域、血統、國族所形成的的偏見。 ' 在任何行業，如果人們信奉強者為大，也就不可能真正遵守規則，因為規則只對弱者有效，強者永遠跳出規則之外。 然而我們必須清楚的意識到，校園性侵案件頻發，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在一個缺乏敬畏的時代，人的墮落是沒有底線的。 曝光的性侵案件只是冰山的一角，教師的敗壞正是社會墮落的風向標之一，當人們假借寬容進步之名消解良善的價值，道德相對主義橫行于世，社會也就失去絕對的對錯，存在即合理，于是一切邪惡都有可能，我們一方面抱怨指責，另一方面又與罪惡同流合污。 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邪惡尋找借口，而沒有太多的理由，太多的迫不得已開脫自己的罪責。 價值的崩潰讓人失去了對錯的坐標。 因此，我們必須尋找人類所應持守的共同價值，超越種族階層，國別與時空的共同價值，一如切斯特頓所說：一個開放的社會和一張開著的嘴巴一樣，他在合上的時候要咬住某種扎扎實實的東西。 性放縱是對性快樂的糟蹋。 人類一直都是觀念的產物，一種崇高的觀念可以將人類高舉一種卑下的觀念，則會降低人的尊嚴。 一直以來，哲學家們認為觀念有高下之分，越接近永恒的觀念越是崇高，有人把這種最崇高觀念稱之為絕對真理，本體或者共相，當然還有更多人把其稱之為道。 這種崇高的觀念可以賦予人尊嚴，指導人們的生活，讓人生活的有意義，有目的，有安全感，他能讓人超越暫時的瑣碎和有限，在一種更高級的意義上審視自己的日常生活，它更能像石頭房子一般幫助人們抵御人生的艱難苦楚。 無論是帝國的興衰，政權的腐敗，還是瘟疫的流行，蠻族的入侵，人的肉體都很容易因之而毀滅，但這種偉大的觀念卻是萬世長存。 刑法有義務去捍衛道德底線，但刑法無力阻擋道德的滑坡。 特雷沙修女說，我們以為貧窮就是饑餓，衣不蔽體和沒有房屋，然而最大的貧窮卻是不被需要，沒有愛和不被關心。 卡夫卡說一本書必須是一把鑿開我們心中冰海的利斧。 司法真正忌憚的從來不是輿論，而是輿論背后那種捉摸不定的權力意志，如果說輿論會干擾判決，那也只是問題的表象，深層次的原因仍是權力對司法的干涉。 以道德主義作為行事為人的根據，最大的痛苦就是在“知道”和“做到”之間存在一個天然的鴻溝。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就是“知道”和“做到”。 我很喜歡英國保守主義大師詹姆斯·斯蒂芬在其名著《自由·平等·博愛》一書的結尾所說的： 我們立于大雪彌漫、濃霧障眼的山口，我們只能偶爾瞥見未必正確的路徑。 我們呆在那不動，就會被凍死；若是誤入歧途，就會摔得粉身碎骨。我們無法確知是否有一條正確的道路。 我們該怎么做呢？ “你們當剛強壯膽”，往最好處努力，不要說謊。 要睜大雙眼，昂起頭顱，走好腳下的路，不管它通往何方。 如果死神終結了一切，我們也拿它沒辦法。 如果事情不是這樣，那就以大丈夫的氣概坦然走進下一幕，無論它是什么樣子，不要作巧舌之辯，也不要掩飾自己的真面目。 無論是儒家的“華夷之辨”，還是清政府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本質上都是人類自戀的產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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