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遵義會議：毛主席在等待大家從夢中徹底醒來

本文作者/曹昱

看遵義會議會址，是我多年的一個夙愿。在我的意識里，那座兩層磚樓的建筑，熠熠閃光，寫滿開國領袖的傳奇。

這次會議承辦方把開會地點選在遵義，讓我喜出望外。到了遵義，才知道，現在的遵義，即被人們稱之為“轉折之城”，也被冠名為“會議之城”。每年到這里辦會的單位比較多，開幾天會，再抽出些時間參觀遵義會議會址，感受一段歷史，進行一場教育，也不失為一舉兩得的好事。這些年，全國紅色旅游比較紅火，既說明人們對黨的歷史有興趣，也證明人們在意這個黨，黨在老百姓心目中有位置。

會議日程安排的很滿，直到會議結束要離開這座城市的時候，我們才算有時間拜謁這處傳說中的革命圣地。

遵義會議會址位于遵義老城紅花崗下，子尹路的東側。子尹，是清代遵義著名詩人鄭珍的字號，以當地文人命名道路，透著濃厚的本土文化氣息，這也算是一個特色。

抬眼看去，臨街一處高起的小牌樓，屋檐下正中，是毛主席手書的“遵義會議會址”金子橫匾。據說，這是全國眾多革命紀念地中，唯一一處由毛主席親筆題字的舊址。其背景無需猜測，但的確使這里蓬蓽生輝，彌足珍貴。

舉步走進牌樓門，面前是一個空曠的大院落，左邊有一面巨大的照壁，上面龍飛鳳舞著毛主席的詩《七律·長征》，金光燦燦，大氣磅礴。回眼看右邊，就是那座著名的兩層小磚樓，曾經無數次地出現在熒幕、書畫、圖書上。我快步向前，努力尋找最佳的視點。走到一排兜售紀念品的平房前，站在那里能看到磚樓的兩個面，也是磚樓標志性的角度，只是當夢想成為現實，親眼看到它的時候，覺得沒有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卻棱角分明，青灰色的磚瓦、白色的磚線和拱柱裝飾、古銅色的欄桿和樓梯，更顯出大戶人家的氣派。

導游介紹，這棟建筑修建于30年代初，原為黔軍25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人官邸，堪稱當年遵義城內最豪華的建筑。紅軍攻克遵義時，這棟二層小樓剛剛建成不久，而柏輝章的家眷早在紅軍渡烏江不久就聞風而逃，整幢房子成了空樓。柏輝章原是貴州的一個自由商賈和銀行家，后被國民黨任命為師長，駐守遵義。這樣一位既有錢又手握兵權的人物，建造這么一處豪宅，自然是夢想著成為傲視一方的霸主，只是紅軍的到來，使他的夢想成為了泡影。而他恐怕做夢也不會想到的是，就在他的家里，這么一處豪宅內，還發生了一件改寫黔北小城遵義的命運、改寫中國歷史命運的大事。

跟著導游，逐一參觀了一樓當年彭德懷、楊尚昆和彭雪楓的住室，沿著主樓后面的走廊，步行走上二樓。一邊是當年周恩來副主席的臥室，另一邊臥室沒有標牌，室內陳列著1964年毛澤東題寫的“遵義會議會址”的復印件、當年紅軍書寫的宣傳標語復制品、以及大批當年紅軍用過的物品。詢問導游才知道，這里是當年紅軍總司令部的駐地，當年毛主席并沒有住在這里，他和王稼祥、張聞天一起住在位于遵義古式巷黔軍旅長易懷之的宅子里。從這個屋子的另一個門出去左拐，就是一個長方形的客廳，大小也就二十多平方米，十幾只木邊藤心靠背椅擁擠地圍著一張長條桌，桌子下是一個火盆。若不是一塊“遵義會議會議室”標牌的提示，很難讓我與那么重大的歷史事件聯系起來。這，就是那個彪炳史冊，改變中國命運的那個會議的發生地。

會議在這里進行了三天。參加會議的有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三人團”成員秦邦憲（即博古），中央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三人團”成員周恩來，中央軍委副主席、紅軍總司令朱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即洛甫），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陳云，還有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何克全（即凱豐）、鄧發，紅軍總部及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等。那個所謂的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三人團”成員李德則是列席了會議，伍修權擔任李德的翻譯。與會人員無論其人生的結局如何，但都已載入史冊。

為了保證會議的順利進行，紅軍在北線奇襲婁山關、攻占桐梓城，南憑借烏江天險固守，東西兩翼擴大防務。

我的理解，紅軍在此時已經猶如一個大氣囊，人們對軍事指揮員的意見已憋到了一定程度，到了不得不開、必須要開這次會議的時候。

革命的春天里，各地紛紛起義，井岡山會師，瑞金建立蘇維埃紅色政權，開創了十多塊革命根據地。可以說，革命形勢有聲有色。然而，當博古這位展示著留蘇“洋馬列”光環的人物到達瑞金，隨之而來的是一場災難。

當博古成為中共第一把手的時候，我不知道他在作何夢想。年方24歲，中共最高領導人，空前絕后。從一定意義上說，這個時期黨的領導層，大都是讀書人，不管是否留過洋，在一定層面上都有一些書生所固有的書生氣，只是有的人經歷過大災大難、視野寬廣，顯得更為成熟和理性；有的人固守書本卻又豪情萬丈、好大喜功，顯得有些癡人說夢。博古應該屬于后面這一種。

論說博古的能力，從蘇聯歷次“路線”斗爭中站隊站的好，到堅持走唯書、唯上的教條路線，看不出他的能力和素質有過人之處，當他作為反“立三路線”的功臣而得到升遷，只是因為他與王明一樣是出于得不到重視而借機發難，可以說，博古能當上中共最高領導人，憑的不是實力，而是共產國際的大背景以及陰差陽錯的結果。實際上，這樣的人去搞個理論、宣傳，雖然難有大作為，至少壞不了大事，但是，很不幸讓他當“老一”，尤其是讓他領導十幾萬紅軍與蔣介石幾十萬到百萬“圍剿”大軍對壘，實在勉為其難，也殘酷之極。他揣著夢想握住最高權力，帶來的卻是一場噩夢，不只是他一個人的而是整個黨的噩夢。

從長征開始到湘江之戰結束的兩月，中央紅軍由八點六萬人銳減到三萬人，這哪里是突圍西進，簡直就是潰敗逃命。擔任掩護的五軍團犧牲慘重，三十四師與敵激戰四天五夜而彈盡糧絕，幾乎是全軍覆沒，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犧牲，師長被俘后絞斷傷口露出的腸子自盡。

美夢到噩夢之間的落差，血淋淋的場面足以讓空談理論的書生們膽戰心驚。對于良知未泯者，自然會感到愧疚不安。巨大的精神壓力使博古想以自殺的方式解脫。經過聶榮臻和周恩來、朱德談心開導，他才從悲觀消極中找到魂魄。在會場上，雖然他強調軍事失敗的客觀原因，盡管遭到眾口一詞的“不同意”并寫入會議決議，但他還算光明磊落，堅決服從和執行中央的決定，并嚴正拒絕了別人的挑撥性意見，很顯書生之“骨氣”。

那個被博古奉為“太上皇”的李德，卻沒有這樣的境界。這位有著莫名其妙背景的“洋顧問”，是博古一手“引進”來的。博古莫名其妙地視李德為“大救星”，言聽計從，甘心情愿奉上權力。李德到蘇區之后當上了“軍事顧問”，進而變成軍事決策人，獨攬軍事大權。一個政黨、幾十萬紅軍真刀真槍的軍事決策人，居然是如此地模糊不清，恐怕是只有夢境里才有的咄咄怪事。

李德掌握軍權之后，就否定了毛主席的游擊戰，夢想著紅軍打正規戰的時機已經成熟，要大兵團作戰，打打仗，到城市而不是山溝里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這樣一個脫離實際的人，又長于足不出戶、一人躲在房子里憑著地圖指揮戰斗，連機槍架設的位置都在地圖上標注好，這樣的指揮員對任何一支軍隊都是一場災難。

我想，對于李德這樣的人，其夢境一定是冰冷毫無血性的。他給紅軍帶來的厄運，造成的慘痛代價，毫無愧疚之意，即使對遵義會議的心態也顯得很陰暗。在紅軍渡過烏江后，實際上已經沒有軍事指揮權的李德，提議可以伺機消滅后面緊隨的蔣介石兩個師，這想法顯然有點天真，毛主席他們當然沒有采納，但是李德卻酸溜溜地說：“在這種時刻打了勝仗，好像會破壞他的計劃似的。他急著要趕到遵義，因為他認為:經過長期和徹底的準備，打擊黨的最高領導并重新掌握軍隊的時機成熟了。”遵義會議上，李德更是“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于他的批評”。幾十年后，他寫的回憶錄上依然耿耿于懷，對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進行攻擊和污蔑，說遵義會議不談革命基本問題，不談國際形勢、國際關系，只是對第五次“圍剿”和長征第一階段總結。遵義會議之后，他徹底與權利無緣，雖然也跟著部隊堅持走完了長征，但是他的心里始終憋著口氣。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蘇關系緊張，他不僅撰文歪曲謾罵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公開向中國黨及其領袖以至領導政策宣戰，而且還出版長篇回憶錄《中國紀事》，對中共進行歪曲和攻擊。幸而，他當年的翻譯伍修權專門撰文予以還擊、澄清歷史真相，才不至于混淆歷史。

可以說，中國革命道路上出現博古和李德這樣的人物是一種悲哀。難怪李德回到蘇聯之后，共產國際對他審查的結論是：有錯誤，免予處分。理由是：李德的錯誤在于不了解中國的情況，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李德無權對中國黨的事務作出決定。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立的黨，對于李德的意見可以采納，也可以不采納。李德的錯誤意見被采納，這個責任應由中共中央負責，所以李德免予處分。我不知道博古知道這個結論的時候是否會氣得吐血，反正，作為中國人，我覺得我們只能自認倒霉，誰讓我們眼拙、又犯了迷信“洋大人”的毛病呢！

應該說，遵義會議能夠成功召開，人們已經給張聞天、王稼祥等人記了一大功，周恩來更是功不可沒。遵義會議前后，周恩來向我們展示的是一位政治家的胸懷。

如果說，周恩來接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取代此前已經被撤職的毛主席，是執行黨的紀律、依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辦事，那么，當他從紅軍隨之而來的一次次失敗中，吸取教訓，深刻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和毛主席的路線方針，并逐漸向毛主席靠攏，為毛主席重返領導中心而積極努力，則顯示出一位政治家的理性抉擇。

周恩來在黨內一貫地有著顧全大局、模范遵守紀律的品德。成熟的政治家所具備的優秀品質之一，就是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能為，就會堅決地擁護能為之人上臺。很顯然，周恩來具有這樣的品質，這樣的人即使在睡夢之中也會顯得很務實、很有理性，雖然他們有時候也會沉浸在夢想之中，但總是比別人醒的更早。

在中國革命已經到了瀕臨絕境的生死關頭，有的人還在睡夢中沒有醒來，看不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真正原因，更看不到生死存亡時期的戰略抉擇。凱豐就是一個。

作為來自莫斯科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凱豐一向與博古關系密切，以至于對涉及到紅軍生死存亡這樣的深層問題視而不見，以為只是領導人之間溝通的問題，還把毛主席在會議召開前與張聞天、王稼祥等闡述紅軍命運這樣的大問題，簡單地理解為是“拉票”，也去幫著博古去“拉人”，結果碰了一個釘子又一個釘子。會場上，在與會大多數同志明確支持毛主席的正確主張，反對博古、李德等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并決定撤銷他們對紅軍的最高指揮權時，凱豐依然站在支持博古的立場上，并指問毛主席：“你懂得什么馬列主義?你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而已!”但是卻被毛主席反問一句話：“想必你也讀過《孫子兵法》了?你知道《孫子兵法》一共有幾章幾節?”弄得啞口無言。凱豐對反對者說：“究竟誰正確、誰錯誤，大家走著瞧!”然而，這話說出之后兩個月，他自己就轉而支持毛主席的領導。

先知先覺者畢竟是少數，如同凱豐這樣遲來的夢醒者并不只他一個人。對此，擁有大智慧的毛主席是清楚的。許多文獻把遵義會議稱之為：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此次會議，雖然確定了毛主席的軍事路線，但是按照此后的常委分工，張聞天負總的責任，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毛主席雖然“選為常委”，但只是作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無論黨內和軍內毛主席還不是“最高領導者”。陳云說:“遵義會議后決定讓張聞天在中央負總責，這是毛主席的策略。”

毛主席在等待大家從夢中徹底醒來。

不是嗎？在遵義會議之后決定是否攻打打鼓新場的時候，毛主席力主不打，其他人則堅決主張打，雙方爭論的比較激烈，張聞天“鑒于博古過去領導缺乏民主”，便根據多數人的意見做了取消毛澤東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的決定，并決定攻打打鼓新場。毛主席半夜找到周恩來曉以利害，取得周恩來的支持，人們才再次回到毛主席的軍事路線上來，進而組成新的“三人軍事小組”，從組織上進一步鞏固和保證了毛主席在黨內和軍內的領導地位，至此，遵義會議提出的“改組黨中央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的任務圓滿完成。這段插曲，說明人們在徹底接受毛主席的領導、堅定不移走毛主席指明的道路，是一個夢醒的過程。

正確的意見和道路不一定馬上會得到大家的認同，需要等待和迂回才能形成大家的共識，然而這個等待的過程經常要付出代價。好在，這一代領導集體，一個個文武兼備、能力超群，猶如神駒寶馬，不是什么人可以隨便駕馭，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會臣服于哪一個人。但是，一旦他們覺醒，他們又會很快地調整坐標，甚至甘心情愿地為曾經的部下、曾經的“另類”人物，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歷史的原貌展示給我們的是：以遵義會議為標志，人們不斷為毛主席獨特的領導魅力而折服，特別是毛主席指揮紅軍在小小的赤水河邊渡來渡去，不僅把蔣介石被弄得暈頭轉向，莫名其妙，連當時黨和紅軍的個別領導人，也參不透毛主席用兵的“玄機”。當蔣介石圍殲紅軍于川、黔、滇的計劃被粉碎，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時，人們才徹底醒悟而嘆服：“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一個小小的會議室，曾經如此承載了關乎幾萬紅軍將士生死、一個政黨存亡的歷史重任，并以此為轉折，帶來命運的改變。這不能不讓人肅然起敬。據說，現在看到的靠背椅只有三只是原來的物件。當年與會人員坐的椅凳并不統一，有些椅、凳是從房主樓上樓下其他房間搬來的。不過，這點瑕疵，絲毫不影響這個會議室所擁有的神圣和魅力。

站在會議桌前，我久久地凝視，希望能感受到這里曾經的激烈討論，聆聽到毛主席鏗鏘有力的語言。我想，此時的中國，毛主席可以離開紅軍去再次革命，而紅軍離開毛主席就只能走向絕路。好在，有了這次遵義會議；好在，毛主席心系的是國家和民族、黨和紅軍的生死存亡；好在，周恩來等領導人有著跟隨真理的務實精神。

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的時候，我拜訪張愛萍將軍，他追今撫昔地感嘆：當新中國成立的時候，他與老伴激動地是說：“我們竟然看到社會主義了。”那，曾經是多么遙遠的夢想！這個夢想因為毛主席的領導而成為了可能、成為了現實。

走下小樓，耳際縈繞起那熟悉的旋律：“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想念毛澤東。迷路時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一次會議，因為其帶來的命運轉折而名垂青史；一幢小樓，因為一次會議而成為歷史永恒的地標。

注：本文經刪簡并由軍科專家審讀后以“遵義夢尋”為題刊登于2015年1月17日《解放軍報》07版